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一、
在中国古代，如果说有真正的哲学家的话，我以为老庄应该坐头两把交椅。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一句惊世骇俗之言，出自庄子的《胠箧篇》。字面意思很明白：圣人不死绝，世间大盗也就不灭绝。如此说来，“圣人”简直就是“大盗”的同义词了。
先说何谓“圣人”。圣人，就是为世间立下行为规范、成为人类楷模的人。古时有句话，道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意即指此。有意思的是，“为世作则” 一句音近“为世作贼”，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巧合。明朝初年，有个叫徐一夔的儒生在给朱元璋的贺表中就写下了这句话，结果惹得朱元璋大怒，说：“则字音近贼也！”竟因此砍了徐教授的脑袋。
儒家学说引导人们成“圣”，孔子自然是最有资格成“圣”的，所以被儒生们尊为“圣人”，唐太宗封之为 “先圣”，宋真宗封之为 “至圣”，意思是圣人的顶峰。既然“圣人”称号在孔子这里封了顶，那么，以后出现的“圣人”的称号就不能超过孔子，所以孟子只能做“亚圣”，颜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秦汉之后，便极少有人能当得起“圣人”这一桂冠了。敢称圣人的，一是南宋的朱熹，再就是清末的康有为“康圣人” 了。
那么，为世间立下准则、成为人类楷模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啊，庄子怎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呢？
仅就这一句话而言，我不得不佩服庄子深刻而锐利的思想。
二、
人之本性是什么呢？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人性本私论》。人之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私”。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有个前提：人都是自私的！人生于世，只要思维正常，都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之常情。正因这个理论，所以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带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人性这一特点，所以有句古语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如果没有人们追逐利益的深层动力，就不会有当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繁荣发达的经济成就和物质文明。这也可以解释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却吃不饱饭、城里人必须用饭票限量购粮的原因。
而“圣人”们的理论----或者说“圣人理论”，也有个前提：人性本善！由性本善，可推导出人的本性都有“圣人”基因，也即佛家所说的“世间众生悉有佛性”。这么一来，人们无论是制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有个前提：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人之初，性本善。”这话比“人性本私”要漂亮得多、动听得多，也更能得到理想主义者的认可。于是，人们在此漂亮话的引导下一次次地进入误区、栽进陷阱而不自知。
由于漠视人自私的本性，所以由此为基点的政策无不反人性而为。南宋的“朱圣人”号召大家“灭人欲，存天理”，但他自己就做不到。据检举他的某大臣说，“朱圣人”娶了两个尼姑做了小妾，还与儿媳妇不清不白。朱圣人吓得赶紧上疏向皇帝作检讨。朱圣人为了让男人们不受女色诱惑，有两项可以申请诺贝尔奖的伟大发明，一是“朱文公兜”，二是“朱文公帘”。所谓“朱文公兜”，就是要求妇女出门时不准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连头也不能露，要用一块布将头包起来，仅在眼睛处留两个小孔。这有点像当年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富汗妇女的要求，也不知塔利班向朱文公的后人支付专利费没有。所谓“朱文公帘”，要求妇女在其房间外面要挂上竹帘子，道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家里来了客人，妇女不能走出帘子，也不能随便向外看。后世的皇后、太后要替幼年的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也不得不遵守朱圣人定下的规则，必须藏到帘子后面，谓之“垂帘听政”。
而假道学们倡导的虚伪道德和礼教，并没有使中国变成“净土”。宋明理学家努力的结果，往往是“灭他人之天理，存自己之人性”。妻妾成群，荒淫无道，首推那些衮衮诸公！到了明末，中国自上而下更是色情淫秽泛滥，从现在留传下来的大量色情小说即可见一斑。
现实最能说明问题。无情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地搧着“圣人”们的耳光！
为什么圣人们播下了“龙种”，却总是收获“跳蚤”？
三、
道理很明显。“圣人”没有正视人性本私这一现实。所以，“圣人”道德说教，圣人们树立的榜样典型，都是反人性的。反人性的东西，怎么会被凡人所接受呢？
就拿经济方面来说，如果正视、承认人性本私，那么，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就不能搞建立在“人人都可为圣人”基础上的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宣传“大公无私”，于是公社社员人人出工不出力，欺上瞒下，到头来是有地不打粮食，食品紧缺自在情理之中。就是不搞大跃进、公共食堂，粮食紧缺也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告别“粮票时代”，相信从这个年代走过的人都有切肤之痛。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亦然。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认为人都有“原罪”，也有“本罪”，所以对权力极为警惕。他们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制约权力。而中国人相信世间有圣人，而且每个人都有圣人基因，所以总有割不断的“明君”“清官”情结。看前段时间电视屏幕上的古装剧，雍正、康熙、乾隆、汉武帝、朱元璋等皇帝们简直都是些公正无私、英明睿智、廉洁勤政、爱民如子的“圣人”。《康熙大帝》主题歌一句“我真想再活五百年”，不知唱出了多少土皇帝和良民的心声！
我们两千年来的帝制，在设计政治制度方面，从来没有想过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我们总希望治国者者是 “明君”，是“清官”，从来没在体制方面做点事情。“圣人”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教育老百姓，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感召当权者，我们就这样实践了两千年，结果早已不言而喻----道德说教既不能教育老百姓，更不能感召当权者，可就是还有人看不明白！
四、
下面说说“圣人”的可恶之处。
“圣人”之可恶，主要在于其自欺欺人、漠视人性。
“圣人”们其实与凡人一样，也有功利思想，也得吃喝玩乐，也要娶妻生子，也得置办家业。但他们却动不动就以“圣人”自居，自命清高，大言炎炎。他们宣传的典型，也大都是反人性的，什么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认为真实原因是大禹夫妻感情不合！类似的宣教，骗谁呢？幻想用虚伪的说教就可以教育人民、治理国家，想法不错，但不现实。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寄希望于圣人、明君、英雄，于是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我们两千年来没有产生民主制度，就是明证。在经济体制方面，“圣人”得势后总爱搞乌托邦式的试验，幻想大家都大公无私、能够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如同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败了还不知自己怎么败的。我相信世间有觉悟很高的人，也许有传说中的“圣人”，但这只是人类社会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面对的俗世，绝大多数是凡人，是本性自私的标准的社会人。研究社会，当以社会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将特例作为普遍现象。否则，一定会陷入误区。
“圣人”汲汲以求的，是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来驯化老百姓，这也无可厚非。而其致命的错误，是只对老百姓进行束缚，却对极权毫无办法。于是，中国社会总是一人雄起而万众雌伏，统治者十之八九都是窃国大盗，而民众只有作为“草民”供统治者欺压、盘剥、奴役、杀戮的资格。
所以，庄子愤怒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所以，鲁迅读史，终于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北宋学者张载有名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成为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人生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够远大的了！但这个理想有个致命伤，注定不会有人做到这一步。因为，这个理想的潜台词是唯我独尊，自己是救世主，别人都是等待他来拯救的迷途羔羊。这个理想仍视他人为愚昧无知的“草民”，念兹在兹地想“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作主”。抱有如此理念的“圣人”，这种理念培育出来的“英雄”，动不动就要为天下苍生包揽一切、代表一切，不成为独裁暴君、窃国大盗才怪！
综上所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名言是不是说得很有道理呢？
中国古代自周公起就开始鼓吹圣人，连历史学家司马迁都相信治乱兴衰是由于有没有圣人贤人造成的。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可谓圣人贤人辈出，可结果又如何哪？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
吴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的历史。
鲁迅先生说的更透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然而说的最精辟、最有预见性的，还是先秦哲人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何以见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还要从中华民族历史说起。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受海洋和大陆气候的影响，雨量充沛，土质肥沃，自然环境优越，因而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社会，用文明比较学的观点，叫做文明早熟。然而，面对周期性的黄河泛滥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持续入侵，中华民族在治理水患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克己复礼、崇尚奉献和维护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的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这种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又经西汉董仲舒、汉武帝、南宋理学、朱元璋和满族统治者等历代儒生和统治阶级的一步步强化，最终成为桎梏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枷锁。
儒家崇尚奉献的圣人思想有自然环境、治理水患和抵御侵略的客观要求，但更多地还是基于对原始社会圣人统治的向往，以及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判断。对远古传说尧舜大禹的真伪，我们难以辨别，但人类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在剩余财产和私有制出现以前，似乎应该有这种圣人存在。然而，一旦出现了剩余财产、出现了私有制，那么这种圣人是否还会再有，看来就要大打折扣了。
儒家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人性善恶的判断。儒家开山鼻祖孔子说：“性相近，而习相远也”。这大抵未对人性作善恶分类，生出来都差不多，好坏基本是后天形成的。到了孟子则明确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基本就确定人性善了，以至后来儒家蒙学《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几个字把孔孟的观点综合了，而且把亚圣的观点排在前头。
到儒家另一位继承人荀子那里，则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但荀子还是主张“忍性情、慎积习”，最后还是要“规之以礼义”的圣人王制。韩非子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法家学说，他主张重性情之“自为”，最后范之以当世的法度。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和李斯等的命运都很悲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法术之士的资格和贵族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以接近权势者的资格，和贵族妥协。这种法术平行不废的政策，到了汉代便转变成酷吏“惟术是用”的统治政策，法家的优良传统在“内法外儒”的形式之下被斩断了。
与法家人性假定类似的是西方原罪思想。基督教文化认为，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所以人生出来就是有罪的，于是便有了人性恶的假定。在此基础上，与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和宗教等共同发展，最终形成“把统治者装进笼子”的现代西方法制社会。说到底，中国法家未转变成真正意义的法制，虽然有经济、科学、文化和宗教发展落后等一系列原因，但中华文明的早熟和儒家文化的强大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
儒家文化崇尚奉献精神和圣人思想，是在治理水患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几千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到汉代的苏武牧羊，从宋代的岳飞、文天祥，到清末谭嗣同、徐锡麟，几乎让我们相信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是真实可靠的。然而翻开二十四史，对比那些满纸的阴谋狡诈、杀兄弑父、贪得无厌和荒淫无耻，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丑恶！而依赖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家文化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够不最终走向失败和倾覆哪？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1748年出版的著作《论法的精神》里，对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描述：
中国人生活得不稳定，使得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和过分获利的欲望……
……中国的立法者走得更远，他们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都用在学习这些礼教上，并用终生来实践这些礼教。文人用之于育人，官吏用之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这些礼教之所以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深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的文字书写极为繁杂，必须通过大量读书学习来掌握它，而读书的内容就是礼教，因此中国人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没有什么涉及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是一些普通的实用规则而已，所以比精神上的东西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容易感动人。
……一个国民，由于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违犯了法律，酷刑可以将他从这个社会里清除掉。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道德风尚……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急剧的变革就会出现……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被征服而丢掉它的法律。在中国，礼仪、道德、法律、宗教是一回事。人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改变。要由征服者或被征服者适当地去改变它……征服者逐步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这要比他们同化被征服的人民容易。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提出这个命题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出于对小国寡民的憧憬以及对草菅人命、诸侯战乱现实的逃避。然而不幸的是，这句谵语竟被其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不幸言中了。
对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有谁提出来反对过？恐怕蒲松龄要算是第一人。在《聊斋志异》里，他揭露了清初康熙朝所谓封建社会盛世下的种种黑暗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社会弊误了人才、荼毒了百姓。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一开头，他就说这个制度定不行。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所以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功名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还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禄蠹”，彻底看穿了那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已经到了末世，因而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所谓不如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神六飞天、嫦娥探月，中华民族即将全面实现小康，实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梦想，真可谓到处莺歌燕舞，谈笑凯歌还。儒家文化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似乎已经实现，似乎 2000多年前道家哲人庄子的这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谵语就没有现实意义了？然而事实怎么样哪？
我们先来看看圣人。每天打开电视或是浏览网页，我们总能看见这样那样的感动××、以德××、卖身救×、 ××风采、××楷模、××丰碑，宣传他们干什么？说到底就是在宣扬圣人思想和儒家文化，就是告诉你圣人、贤人是存在的。如果我们都来做圣人，那天下就太平了。如果有圣人贤人来治理我们这个国家，那大盗就再不会出现了。
有这样一种选拔制度，它鼓励你奉献。年轻的时候，你没日没夜地工作，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积累政治资本。于是乎大家相信你德才兼备，于是委以重任，层层提拔，把很大很大的权力加在你手上，权大得连你自己都惊讶！没关系，放心大胆用吧，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德才兼备，你是圣人，你是贤人。
我们再来看看大盗，哪一个不是德才兼备、一步步从基层选拔上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家为拉动经济，大举国债，修建高速，真可谓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以至于有位大连懒老虎先生竟调侃说：“其勇烈堪比明崇祯之三日一屠兵部者，某总兵云“兵部司马三日及遭屠戮，不可为，若是一月方杀，到是可以做做！”。那就不胜枚举了。
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不是攻击圣人，只是为了消灭大盗。为了消灭大盗，我们宁可不要圣人。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大家都不是圣人了，谁会再不靠圣人治理，上至总统如克林顿者，也能演绎出个拉链门事件，大盗也就真的止住了，天下也许就真的太平了。
什么东西都不应该被张扬到绝对的地步的，就是道德，也不行。一旦被绝对化了，统一化了，带来的，就必然是反面。由此看，反对道德的制约，并非全面否定它，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人性化它，并给与时代的理解和深化。
而道德家们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们要维护的，就是道德的尊严，而要做到如此之目标，当然就要在思想上屠戮异端，来保持道德的纯洁。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却深刻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思想史是异端者在书写的。每一步前进，均是异端付出的惨重代价，甚至是生命。比如布鲁诺，就是如此的。
或许大家难以相信，当年的马蒂斯人体画，就是大大的异端，是被正统社会排除的淫邪之物。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作品，该是多么保守阿，呵呵。
把本来并不高深的政治来道德化，穿上美丽的道德外衣，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就是道德这个东东，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惨重灾难之一了。看看欧洲的历史，正是如此的。而文艺复兴的伟大之处，正是破解了这个道德的外衣，把神圣给人性化的而已。
把关联着自己地位、利益、宝座甚至极端卑劣的私欲的政策给高度道德化，用来显示自己政策的合法化、神圣化，并垄断人们的思想，进而达到瓦解人类的个性，使之灵魂不属于自己，就是道德这玩意被利用的恶果了。观察历史，也能发现，每次的重大变革，几乎都是从撕破道德的伪善面具开始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庄子说：“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庄子特别不喜欢圣人。他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雄相拼，你死我活，哀鸿遍野，你说能把“圣人”的牌位摆在哪里？莽莽暴君，赳赳武夫，有的是残忍心性，有的是虎狼之师，他们就缺“圣人”那一套主义和理论。圣人为暴政张目，为恶行壮胆，为阴谋增色，你说庄子恨不恨圣人！远古的圣人，像尧呵舜呵，庄子懒得答理，太远了，打个招呼都很费力。庄子毫不留情地拿了最近的圣人开刀，好在那个时候大盗多，圣人也多，其中杰出代表就是长得酷似阳虎而差点挨打的孔子。庄子其实最欣赏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学识，一是意志力。但他认为孔子没有把这两样东西用对地方，他用了它们周游列国，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累累若丧家之犬。所以，庄子也最讨厌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好为人师，一是张口贤闭口礼，不管现实世界如何倾轧，如何动荡，一个劲念自己的经，说得好听点是书生气，不谙世事；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虚伪。后世不知有多少儒生中了他们先祖孔夫子的邪气，一边高唱修齐治平，一边把自己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却没几个人听。
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大盗叫盗跖。盗跖的部下问盗跖说：“做大盗也有法则吗？”盗跖回答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法则。做大盗怎能没有法则呢？凭空能猜出屋里储藏着多少财物，这就是圣；带头先进入屋里，就是勇；最后退出屋子，就是义；酌情判断能否动手，就是智；分赃均匀，就是仁。不具备这五种素质而成为大盗是不可能的。”
盗跖这一套说教，和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如出一辙，由此讽刺了儒家的虚伪。看来“圣人之道”如果用来教育君子，君子就能被培养成圣人；如果被坏人利用，坏人就能成为大盗。可是天下圣人少而大盗多，可见“圣人之道”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带来的祸患多。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有打击虚伪的“圣人之道”，让人民一切顺乎自然，天下才能太平。
总而言之，还天下与民才是正道。
一、
《马蹄》是《庄子》中篇幅最短的一节，也是其中构思最简明的一节。庄子在文中以马喻人，以伯乐喻“圣人”，通过伯乐对马的摧残，揭露了所谓“圣人”之道对人性的摧残。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跃），此马之真性也”，可是“善治马”的伯乐来了。在伯乐眼中，自由自在的野马只是待改造的材料，他需要的是可以供人骑乘的马。于是伯乐动手了：“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馽（读“制”），编之以皁栈”，接着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至此马已经死掉了一半。而那些被驯化的马，不仅在皮鞭下失去了自由，也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的狡诈伎俩。
那些以驯化人民为己任的“圣人”们所做的与此有什么不同吗？“仁义道德”不就是他们驯化人民的工具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伯乐是为谁驯马的呢？圣人们是为谁驯化人民的呢？
在《胠箧》篇中，我找到了答案。
二、
很难相信《胠箧》写于两千三百年前。在一篇短文中表现出如此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实在令人惊叹。且看庄子如是说：给箱子、柜子上锁，只能提防小贼，不过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带柜子都给你搬走，还怕你锁得不牢呢。
同理，“圣人”们用仁义道德来驯化人民，给人们的精神“上锁”，反而方便了一代又一代的窃国大盗——他最喜欢的，就是绵羊般听话的愚民。不管主人是谁，只要拿起鞭子，欲东则东，欲西则西，岂不快哉！
所以庄子愤而言曰：“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现在我们明白了，“圣人”们在人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是驯马师、牧羊犬，是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国王们驾前的小驴。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连孔圣人自己也招供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要让老百姓听话就行了。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岂止宗教，仁义道德亦然。
“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明白了德为何物，我们就会对这动听的口号报之一笑。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以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原来仁义道德只是让小老百姓们听话用的，而统治者却可以凌驾其上，不受束缚。价值尺度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并且只会在窃国大盗们的手中传来传去。翻翻历史书，我们就能看到，使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也绝不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残暴、冷酷、虚伪和欺诈。
三、
一切“仁义道德”都包含着改良人性的意义。不过，既然说到改良，就是朝着一定方向的改良，就得有一个“良”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否把狼变成了狗，把许多野性难驯的个人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畜群就叫做改良呢？
“圣人”和道学家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念头觉得人生来就不够好，就邪恶而有缺陷，而他们自己却知道什么是“好”、“善”和“完美”。真是奇怪，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自信。要么他们自以为是神的代言人——这是扯淡——要么就是他们对人的天性充满仇恨。或许“圣人”们不过是一些自以为神圣的病人。
四、
中国是一个背着沉重的道德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顺的人民。所幸的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人听见庄子激愤的声音。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所谓道德，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恰与世人所谓道德相反。庄子的声音，是彻底的反文明的声音。他反对对人的驯化，反对那些自以为有资格“改良”人类的人——庄子与尼采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此。所以庄子把目光投回到“同与万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蛮荒时代，而尼采则将他心目中的超人喻为“金发野兽”。（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则有天渊之别，这是题外话。）
五、
何谓现代人——机械化养鸡场里的母鸡。为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住得更舒适更安全，它们不得不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不得不每天给它下蛋，永远身不由己。如此高昂的代价，有时不由得使我们幻想作一个自由的野蛮人。
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丧失天性的进程。向何处去呢？是变成机器，还是被机器所取代？莫非人的天性就如此可憎和可怕，需要我们不停地阉割、鞭打和麻醉？谁是那个自封的驯兽师？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文明何用？漫长的人类文明，会不会只是人类慢性自杀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