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诸葛亮北伐与其才能问题

作者：徐志斌

[摘要]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诸葛亮;北伐;动机;才能

      千余年来，世人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形象推崇备至，因而历史上虽有人对诸葛亮北伐持否定意见，但世人主流则多持惜其不就的态度。文化革命时期搞所谓“儒法斗争史”，将诸葛亮抬高为法家代表人物，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开始了关于诸葛亮各个方面问题的争论，矫枉过正，对北伐持反对意见的渐多。近年来甚至有持完全否定态度，乃至进而对诸葛亮的人格持极端怀疑意见者。北伐事关对诸葛亮军事才能及其人格形象的评价问题，故始终是一争论热点，历久不衰，本文亦就此问题浅谈一下陋见。


      一、诸葛亮六次北伐略述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 自建兴五年(227) 三月开始, 至建兴十二年(234) 八月止, 曾六次亲自率军抵抗和北伐曹魏。



      蜀汉建兴五年(227) 三月, 丞相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 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出发前, 诸葛亮上疏给后主刘禅说:“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 当将率三军, 北定中原, 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忠陛下之职分也。”[1]（p920）六年( 228) 正月, 诸葛亮准备出汉中伐魏, 与群下谋议。丞相司马魏延建议: 镇守长安的魏将夏侯懋怯而无谋, 给我精兵五千, 直从褒中出, 循秦岭而东, 当子午谷而北, 不到十日, 可至长安。诸葛亮以为此危计,太冒险, 未采纳。他扬言由斜谷道取眉(今陕西眉县北) , 命大将赵云、邓芝据箕谷(今陕西褒城北) 为疑军，自率大军攻祁山(在今甘肃礼县祁山堡) , 戎阵整齐, 号令严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诸葛亮, 关中震动。魏明帝曹睿西至长安, 遣右将军张郃率步骑五万抵御诸葛亮。亮军前锋马谡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陇城镇)。马谡违反诸葛亮节度, 又不听副将王平的规劝, 舍水上山, 被张郃击败。诸葛亮遂迁居民千余家还汉中。诸葛亮斩马谡，晋升王平为讨寇将军, 封都亭侯, 上疏请自贬三等, 后主以诸葛亮为右将军, 行丞相事。这次兵出祁山，诸葛亮得降将姜维, 后来将之培养成为军事上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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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十二月, 诸葛亮又率大军出散关, 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魏主帅曹真已遣将郝昭坚守陈仓, 诸葛亮用各种办法包括挖地道攻城,二十余日不能克。魏明帝遣张郃援救陈仓, 魏军未至，诸葛亮因军粮尽退兵。张郃部将王双追击蜀军，被斩杀。



      建兴七年(229) 春, 诸葛亮遣其将陈式攻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阴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援救二郡, 亮自率军至建威, 郭淮退兵, 亮遂拔二郡凯旋。这在诸葛亮伐魏战争中, 算得上一次较大的胜利。后主复册拜亮为丞相。



      建兴八年(230) 六月, 魏明帝遣司马懿率军逆汉水由西城(今陕西安康) 西进, 张郃由子午谷南下, 曹真由斜谷伐蜀, 三路围攻汉中。诸葛亮闻魏兵至, 率军到成固(今陕西城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龙亭山) ,抵御魏军。曹魏知诸葛亮有备而随即退兵。



      建兴九年(231) 二月, 诸葛亮命李严督运粮草, 自率大军复围祁山,以木牛运送军需。魏明帝命司马懿西出长安, 督将军张郃、郭淮抵抗诸葛亮。六月, 亮以粮尽退军, 司马懿遣张郃追击, 亮设伏兵射杀张郃。其后诸葛亮劝农讲武, 作木牛、流马, 运米聚集斜谷口,“息民休士, 三年而后用之”。



      建兴十二年(234) 二月, 诸葛亮率10 万大军由斜谷北出伐魏, 用流马运送军需。同时遣使约吴攻魏。四月, 诸葛亮屯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 背水为垒抵抗, 对诸将说:“亮若出武功, 依山而东, 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 诸将无事矣。”[2](p8)诸葛亮果然屯据五丈原(今属陕西岐山)。亮以前番数出, 皆因运粮不足供应而退兵, 为持久计,乃于渭滨分兵屯田。双方相持百余日。八月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是年54 岁。[3]



      在五次伐魏战役中, 诸葛亮曾取得局部的胜利, 但未达到灭魏兴汉的目的, 失败了。所以后来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云: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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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诸葛亮北伐的几个争论热点

      关于诸葛亮北伐关陇这场战争，历史上长期存在诸多争论，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争论热点：
      其一，北伐决策是否正确的争论。该不该北伐？古今学者诤讼纷纭，大致有以下的意见：
      （1）政治需要说：诸葛亮《前出师表》自称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郑世敏《诸葛亮的北伐》一文认为“只有坚持兴复汉室, 蜀汉政权才有存在的理由。”[3 ]郑之洪《诸葛亮北伐新探》则提出北伐是凝聚人心的需要。[4]
      （2）不应北伐说：持此种观点者颇多，他们认为，当时魏强蜀弱，并无成功希望，据《华阳国志》和《晋书》的记载，当时魏国有人口537万，军队50多万，在关陇有二十多万；而蜀国人口90余万，军队仅10余万。[5](p52)诸葛亮屡次北伐不仅劳而无功，而且使蜀汉国弊民穷，得不偿失。臧振《诸葛亮北伐失败原因再探》一文认为由于农民战争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原地区上层建筑的更新与生产关系的重组,使诸葛亮那改良后的蜀汉旧邦无论如何无法战胜中原那革命后的新邦,这才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6]意即中原人心已归曹魏矣。
      （3）以战图强说。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在蜀汉内部即出现反对北伐的声音，《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后出师表》再次申明北伐的决心和理由，指出“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1]（p923）即必须占领关中方能解救危局，而强弱可以转化，完全是事在人为。何静《也谈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几个问题》一文也认为当时北伐是必然之举，后来的失败只是诸葛亮军事指挥失误的问题。[5]
      （4）以攻为守说。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险而民强，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魏不能越剑阁以收蜀之北，复不能绕阶、文以捣蜀之西，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之定算在此矣。公没蜀衰，魏果由阴平以袭汉，夫乃知公之定算，名为攻而实为守计也。”[7](p271)
      此种观点实际上是前面几种意见的折中。但王夫之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驳，如田耕滋先生即认为王氏一说无根据，仅是其臆测而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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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诸葛亮到底要不要北伐呢？笔者认为不论于公于私，诸葛亮必须要北伐。所谓公，有以下几点：
      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要凝聚人心。诸葛亮依靠的是荆襄集团，这些人非四川人，所以跟随刘备入川，是为日后打出四川统一天下，建立功名，若久停留，人心必涣散（刘邦之例），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假意表示不想称汉中王，诸葛亮即劝说道：“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1]（P916）
      从战略上来看，当时魏相对强、蜀相对弱的局面已现，若再不夺关中，由于中原与关中的农业基础好，人口基数大，假以时日，则魏国的经济恢复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蜀汉，到那时魏国将处绝对优势，此其一；不占关中，则民心日安于曹魏统治，因为当时曹魏的吏治相当清明，官员多关心农桑，此其二；不占关中，则汉中要承受魏来自东面西城（安康）、北面关中、西面陇右、武都、阴平的三面包抄的巨大压力，而汉中实是巴蜀北面的门户。汉中一失，蜀汉危险，故欲保汉中必要北伐，此其三。
      从战术时机上说，彼时机会难得。谚曰：时势造英雄。《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蒯通劝韩信趁楚汉相争而自立时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当时魏国以为蜀汉不会出兵，在关中的兵力空虚，主将又是酒色之徒的夏侯懋，实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旦魏国醒悟，则再难可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私的方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北伐可以巩固诸葛亮自身的地位。当时蜀汉内部有些大臣如李严等对诸葛亮执政并不信服，若长期不行动，反对派便会指责诸葛亮违背刘备遗愿，别有所图，而北伐不仅可以堵住谣言，表明忠诚之心迹，还可以借此树立威信。二是诸葛亮不派大将统军出征而亲自北伐，冒失败之虞，必手操兵权，大概也有避祸之心存焉。当年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琦畏刘表继妻蔡氏之逼，向诸葛亮讨教避祸之计，诸葛亮即引用春秋故事，说“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刘琦领悟，即外求江夏太守，离开襄阳。[1]（P914）后主与诸葛亮的关系实际上并不融洽，原因即在诸葛亮权力太大，成震主之势，纵然诸葛亮无篡位之意，后主和反对派也必怀疑忌之心。姜维后来为避黄皓馋害之虞，即袭其故智，也是长期领兵在外不回成都。
      其二，关于诸葛亮将略之争。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首先提出质疑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的评论：“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又说“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P934）此论一出，致争讼千载，到如今方大略有定论。我们可以就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几个决策来认识一下。
      首先是第一次北伐的得失问题。第一次北伐中争论最多的是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引鱼豢《魏略》曰：“夏侯懋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1]（P1103）
      北伐战略决策已定，战略打击方向的选择上魏延与诸葛亮有不同意见。由于后来诸葛亮出祁山受挫，后世学者有支持魏延主张者，认为蜀弱魏强，惟有乘关中空虚出奇制胜，且历史上的成功案例都是先取关中后得陇右的（如西汉、唐）。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诸葛亮的主张，具代表性的是张崇琛《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一文，文中指出：出陇右不必穿行与危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出敌意外，且陇右远离曹魏核心地区，兵力空虚，得陇右又可保障汉中西边安全，可得少数民族支持，可威胁关中；而魏延之计的确“悬危”：一是敌情不明，当时魏国得知诸葛亮屯兵汉中后，已经在通往关中的要道上加强了防御，二是山路艰危，曹真两年后由子午道进攻汉中，因道路难行而撤军；三是军粮难运；四是时间难如愿，十日到不了长安，且魏军反应速度极快；五是长安守备并不空虚，只恐坚城难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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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孰是孰非？事情已经过去将近1800年了，当时的真实形势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故只能就一般军事规律泛论之。笔者个人看法，以为魏延的建议最具战略远见，然而也最具风险性。蜀汉弱小，利在速得关中避免决战，而此见一旦成功，则因潼关得手，魏军将被阻遏于东，不能发挥其数量优势；同时蜀军占领长安，政治影响极大，必使关中因与东方失去联系而望风瓦解；蜀军还可避免与强大魏军的过早进行战略决战，并能短期内在关中招募大量兵员壮大军容改变力量对比，重行汉高祖之辙。可以说此招是出奇制胜，击敌要害。其风险即怕山路有阻，长安难下。战争必然要冒风险，既然利益极大，魏延之策值得一试，且是有可行性的。楚汉相争时韩信奇袭陈仓，同样要行崎岖山路，同样要攻陈仓坚城，最终成功，被后世称誉，故笔者以为魏延之说非空谈，实是上策。
      然而《孙子兵法》开篇即告诫说：“兵者，诡道也。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战争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初战，历来为军事家所看重，弱小的军队更是经不起损失，必须极端重视初战问题。《毛泽东选集》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弱军的初战问题说得非常透彻。[10]考虑到蜀军兵力寡弱，已是倾国之兵，又怕初战失利影响士气，诸葛亮不肯太用险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麽退而求其次，还可用较魏延之策稳妥的中策，即兵出褒斜道箕谷口为疑军，吸引魏军注意，主力循韩信走过的陈仓故道袭击陈仓。这样做，既可以保护汉中，进退有据，还可以震动关中，站稳脚跟，同时切断陇右与关中联系。从诸葛亮北伐的实践来看，陇右对蜀汉还是有好感的，可指麾而定。此策的缺点是不能阻止魏军西过潼关来与蜀军决战，双方可能陷于僵持，而诸葛亮的最大心思便是要尽量减小伤亡保存实力。
      最下策是西出祁山。笔者认为，诸葛亮一心要保存实力。在他看来，陇右地区兵力很少，离洛阳、长安又远，回旋余地大，西出祁山平坦大路，既可稳得初战胜利以鼓舞士气，又可吸收剽悍善战的鲜卑、氐、羌兵马，还可避免过早与魏军主力决战，最大限度减少兵员损失。由于关中远较陇右重要，魏国必不能倾全力而来，一旦魏偏师来犯，则可相机逐一蚕食之，以求渐改兵力对比。另外在政治上也可以避免因失利而遗国内反对势力以攻讦的口实。然而诸葛亮只看到有利一面，未深究不利的一面。大军西出，后方的根据之地汉中兵力空虚，必然受到来自关中、西城、阴平三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旦失守，不仅进退失据，军心瓦解，且使成都危在旦夕！历史上有类似的事例。西方历史上伽太基与罗马争雄，伽太基杰出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出兵翻越阿尔卑斯山突袭罗马，杀得罗马措手不及，但罗马很快清醒过来，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而是猛攻伽太基首都伽太基城（今突尼斯城），伽太基城破，汉尼拔被迫投降。再者，魏国必然加强关中兵力，使蜀军无机可乘。第三，陇右人口稀少，兵员补充困难，如诸葛亮从陇右撤退时，仅带回了千余户。

     此外，就街亭失利问题也稍谈一下。历来都认为是马谡违背诸葛亮山下安营的命令而战败，笔者以为此事再次表露了诸葛亮西出的缺陷和过于谨慎的弱点。由于害怕汉中失守，诸葛亮不敢使主力远离祁山，没有抽走围困上邽（今天水市）和防备武都的兵力，充分利用自己兵力上及以逸待劳等优势在街亭设伏歼灭张郃从关中来的五万劳累之师，丧失了一战定陇右同时消灭关中有生力量的良机。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唐太宗虎牢关之战：当时唐军本在围困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领10余万兵马来救，唐军将领们都主张撤回潼关，唐太宗坚持围城打援的决策，抢占虎牢关以逸待劳，击溃窦建德军，王世充得知消息后只好投降。另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求淮海战役前委力争在淮河以北消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以避免日后渡江的困难，而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防渡江战役中便有兵力困窘之局。
      关于北伐的时间选择，诸葛亮南征南中，征战两年，休息两年，虽压服南方部落，却对蜀汉国力无大裨益，反消耗人力、物力，耽误四年修养生息和战争准备的时间。
      因此，首次北伐的动机及战略决策并无错误，关键在诸葛亮战争的具体执行中过于谨慎，其战略战役指挥显得平庸。
      单就一次北伐战争即言诸葛亮不擅长军事，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失，因此可再观察诸葛亮其他的军事决策。
      首先是《陇中对》的战略价值评价问题。历史上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向来评价甚高，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诸葛亮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对之表示怀疑，如丁福虎《在<隆中对>战略定位谈》中认为：《隆中对》两路伐中原的想法不现实（人口与经济原因），占据荆州与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矛盾，跨有荆、益地理上难以相顾，越秦岭攻关中已是陈套而不实际。[11]任守春、冯振广在《论诸葛亮草庐决策的科学性》一文中针锋相对，认为随着荆州划界协议的达成，孙吴方面联合抗曹的意愿是真诚的，因此《隆中对》两路伐中原的想法是可行的，占荆州与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不矛盾，跨有荆、益地理上可以相顾，越秦岭攻关中也是可行的。[12]
      哪种意见更符合实际或是更合理？李学林、苏蔓在《论毛泽东对诸葛亮的科学评价》一文中指出：宋代学者苏洵在其《项籍论》一文中从地理特点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西蜀盆地自守尚不理想, 作为进取中原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由此, 他提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 吾知其无能为也”的观点。而毛泽东就苏洵的评论写下一段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 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 安得不败。”[13]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一贯主张集中兵力，这是他毕生实战经验的总结，对他的见解，笔者深表赞成。另外必须要指出的是：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对孙吴构成天然的战略威胁，孙权必欲得之方能安寝。刘备当初约定得益州后将荆州给孙权，但后来却食言，不能不使联盟破裂，加之曹操仍占据襄阳，关羽镇守荆州面临南、北、东三面受敌且难得支援的困境。即使关羽不骄傲自高，想坚守也是相当困难的，又遑论从荆州北上中原呢？诸葛亮没有及时建议撤出荆州以便集中兵力和争取与孙权交好，在此问题上缺乏战略眼光毋庸置疑。当然此时是刘备做主，诸葛亮或许建议过，但史实表明，他没有坚持。《隆中对》另一大败笔是不顾政治影响，自招恶名。宋朝周密《齐东野语》引用苏轼的评论说：“孔明之所恃以胜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乃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长驱东向，而欲天下向应，盖亦难矣。’”[14]（P15）
      其二是失荆州的问题。杨德炳先生认为关羽北攻襄阳并未得到刘备的同意，是由最初的小冲突演变成大战役的。[15]则诸葛亮没有主张早派援军从汉水东下或派军沿长江东下并及时制止关羽，实在是失策。
      其三是二次攻陈仓铩羽。第一次北伐出祁山失利，诸葛亮重新检讨战略，认识到西出的危险所在，于是决定主攻陈仓，然而时移事异，曹真早已派郝昭加强防守，诸葛亮顿兵坚城之下二十余日，粮尽而还。诸葛亮此次失败，根子仍在于过分谨慎，不肯分兵。既然关中屯有魏国重兵，何妨派一方面大将仍出祁山以调动关中魏军，如此每月车轮战使敌疲于奔命，在陈仓故道和斜谷口照此办理，或可有功。此战也表明诸葛亮对魏军的军事部署未能及时了解，犯不应有的失误。
      其四是徒劳北伐。二次北伐以后，军粮的供应及运输、士兵的补充皆成为大问题，若具备较高的军事战略全局观念，则定然认识到当时必须以休养生息、纾缓民力，鼓励人口生育为要务，以小支部队施行车轮战为牵制、疲惫魏军的手段。然而诸葛亮一意孤行，劳而无功，纵然战术上有小胜，战略上并未达目的。
      诸葛亮后期的北伐并不明智，然而他一再匆忙出兵，原因可能在于其急迫的心情。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感慨说：“北方高凉，四十强壮，南方卑湿，三十而衰”，可见南方的湿热气候不利人的健康，而彼时诸葛亮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身处南方卑湿之地，又事必躬亲，精力自然日渐不济，难免心生日暮途远之感。这便又引出一个问题，即诸葛亮用人上的问题，在此略提一下。

      陈寿评论诸葛亮治国时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对诸葛亮评价很高。然而他同时又说：“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1](P1103)对诸葛亮在任用军事人才方面提出了委婉批评。而诸葛亮在任用军事将领的问题上的确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是求同斥异。诸葛亮用人，必用谨慎之人。这一原则用在文官，并无不妥。但施之于军事，则非最善之举。战争特点是形势千变万化，怎麽可能靠稳妥取胜？学者争论最多的是诸葛亮对待魏延的问题上。他们多认为魏延被屈才了，甚至有学者撰文认为诸葛亮杀魏延是出于嫉才。笔者认为嫉才说未免刻薄，但诸葛亮不善将谨慎型与开拓型将领组合起来实是失策。此外，观蜀汉高级文武官员，多是荆襄士人集团出身，少有益州士人，这种政策显然堵塞了益州人才的进阶之路。
      其二是事必躬亲。或许是关羽的教训太惨重，诸葛亮对军国大事事必躬亲，实质上即是对将领的不信任。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亲信弟子，但在诸葛亮在世时期从未单独担任方面大任。这种做法无疑妨碍了将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限制了蜀军的战略战役行动的灵活性。同样是从汉中北伐中原，刘邦任用人才的态度则是洒脱放手。如韩信本非刘邦旧人，且年弱资浅，但刘邦却有魄力将方面大任交与之。两相比较，优劣可见。
      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旗帜，这为他在以儒家思想立国、重视忠义的古代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也使得对他的评价问题因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而难以客观公允。若能抛开儒家思想的成见，既不过度拔高也不有意贬低，则当能看出，从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和时机来说，诸葛亮有北伐的理由，北伐战争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是有顺利夺取关中、陇右的可能的。而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保守是北伐失败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 徐志斌(1974-),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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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