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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
前言：我们了解文化的“知情权”吗？！

　　作为华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华人文化有关，我们虽然穿的是西服，有时说的也可能是外语，但是我们都使用共同的母语，在吃饭时都喜观用“筷子”，在互相之间的寒喧中总觉得带有“人情味”，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有一定的认识。中国文化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身体中的一部份，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方化的。

　　如果把思维模式和文化视之为“产品”，一种我们祖先创造并让我们继承的产品，在使用这些产品时，我们都应该有权知道有关这些产品的资料，产品的“出处”和“品质”，产品将会对使用者构成怎样的影响等等。我们有权了解这些“产品”数据，有权知道为甚么在我们的说话中总带有一两则“成语”，原来在使用“成语”时，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同时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有权知道为甚么我们要使用“筷子”而不是“刀叉”；这产品的设计意念在哪里，为甚么华人长者都喜观打“太极拳”，中国武术的内容，为甚么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有权知道，为甚么我们经常要请朋友吃饭，为甚么“人情债”总是躲也躲不过；在学术上我们为甚么有这么多的“道德文章”，为甚么要讲“三纲五常”，我们祖先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社会和民族这些概念；还有在历史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等，我们都有权知道为甚么，这就是全球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知情权”。作为文化的使用者和传承者，我们有权知道这些文化背后的“成份”，也就是构成这种产品的元素，我们绝对有权知道吸收或使用了这种“产品”后，这些“成份”是否也会随着文化产品而进入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将会对我们的生活、思维和行为造成怎样的影响，是好是坏，是永久还是暂时性的。在把它们灌输给下一代前，我们更要了解清楚这些“成份”，不然的话，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这就是“知情权”的重要性。

　　我们要知道的是“产品”的“成份”，一种不可再分割的影响因素，本书可以告诉读者，文化“产品”的“成份”就是思维模式，我们的叫做“象化思维”模式，西方的是“量化思维”模式。只有了解“成份”才能知道“产品”的“功能”与“副作用”。对从表象总结而来的“作用”，我们似乎已经听得太多，听到中国人首先创制“十进制”时，我们心跳加速，为之兴奋，但我们只要再细想，现在我们都在学习西方数学时，又为之握腕叹息；看到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可等的进步时，我们反过来又会悔恨中国只有“帝王学”而没有民主，只有“道德文章”或“易经八卦”而没有科学思想，有人告诉我们，其实一切“古而有之”，只是失传而已。我们似乎听到这种乍惊乍喜的故事太多，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抓住产品的“成份”，所以这种事情仍在发生。

　　现在处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西方文化打交道，所以除了东方，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因此在这个“产品”中也包括了西方，他们的“产品”和“成份”，就是“量化思维”模式。为甚么好像一向落后的西方，就在上两个世纪中的时候把东方一下子超越了。现在，我们似乎在各方面都发展顺利，追赶西方的一天似乎是指日可待。起码，我们的高楼大厦要比很多西方城市的都要高，中国人也可送人上太空。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现在的发展路向，作再三的审度和考虑，因为下一回迎头而来的东西方竞争，不知会在甚么时候发生，97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事件还印象犹深，当年的“洋务运动”也建立了一支全球排行第六的现代海军（还领先美国海军），不过在一场战争中就覆没了。

　　我们都想知道，是否如别人所讲的，我们的文明只是在清初时开始落后，但是在此之前也是一直领先世界的。因为我们的文明曾经有过无数个“第一”，“十进制”的首创，“四大发明”等……又是否我们没能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式的科学技术，这与我们的儒家思想、君主专制或“八股取仕”有关。总之作为华人读者，在现时的信息环境下，都会很自然的提出以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权知道，更重要的是，这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也与我们的下一代有关。但是环绕着全球华人的，却是各种各样以外部现象观察而来的论调，对历史有着不一样的评价，加上在华人国家和地区中，都普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成就，经济增长令人刮目，工业也同样的高速发展，不过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有目共睹。这令到我们有时迷失，一种因为对自已和对对方不了解而来的迷失。但是怎样也好，我们可以对自已说，反正发展势头大好，只要继续干下去就可以，问题就可以暂时不问了，但是我们在安静时细想，也担心过这种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能够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我们都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迈向将来之时，我们有必要彻底的了解过去和自己。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也没有做到彻底的了解过去和自已。

　　本书的写作就为此而来，希望让华人读者看清楚人类认知能力在过去的发展，今天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其实都是东西方思维的产物。只有看清过去，才能正视将来。本书就是为了还华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知情权”与历史的“真貌”。本书将会肯定的告诉全球华人，东西方的文明从选择语言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现象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象化思维”所导致的文化现象无处不在，反过来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在无时无刻的加固着这种思维模式。我们的成功来自这种模式，不论是“四大发明”还是“十进制”，这是思维模式所赋予我们的成功，现代的经济成就也与“象化思维”模式有关，西方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样也是“量化思维”的产物。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所以在昔日，我们发展的科技与所走过的科技道路与西方的并不一样，中国文明的成功在思维模式，而最后被西方超越的也是思维模式。“象化思维”已经在历史中表现了它的最佳形态，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所以我们再没有必要过份亢奋或者自责，本书将让我们告别偏颇和漫骂，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毕竟最逼切的问题是要了解我们的“产品”。借助本书认识过我们的“产品”后，我们就能够也会明白到只有通过“大思维”来走我们将来的路，一条“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的竞争道路。因此，本书期望能带给全球华人的不仅是理性的信心，还有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动力。

　　《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份：

　　导论：

　　论述语言文字与大脑信息处理的关系，语言文字如何成为大脑中的主要思维工具，而思维工具的形态也导致思维操作的定势，这就是思维模式。

　　第一篇：东西方思维的形成

　　分析东西方语言产生文字的过程，指出汉语导致汉字的产生，而“印-欧”屈折语产生了古希腊字母。大脑处理汉字的模式最后形成“象化思维”模式，古希腊人发展“完全表音”字母的过程则产生了“量化思维”模式。并且总结出“象化符号系统”作为仿真“象化思维”思维操作的工具。最后还论说了东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

　　第二篇：东西方思维的内容

　　通过“象化符号系统”和“图例”模式分别解释东西方中的学术、文化、社会和行为现象。在西方思维方面，主要论述了西方思维工具的演进，以及以西方为代表，有关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最后也解释了作为人类共同思维模式的“原始思维”现象。

　　第三篇：从东西方思维到“大思维”

　　根据以上的论点，结合东西方思维优势而组合“大思维”，指出促进“大思维”的具体措施为“大战略”并阐述了其中的重点内容。

　　此为本书之初稿，文中如有错漏之处，请读者见谅，笔者恭候指正。

任见山（FreemanYam）
于澳洲雪梨字

大脑信息系统的结构：

　　大脑是人类的信息处理中心，这如同是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这种信息处理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过程。那么大脑是如何思考，又或者如何具有思维能力的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认识大脑的结构开始。

　　 大脑由大脑细胞（neurons）所组成，大脑细胞与身体其它部份细胞的不同点，在于它们有轴突（axons）和树突（dendrites），大脑细胞之间就以轴突与树突接触的方式连接（如下图）。

　　（注：“突触”为神经的功能性接触点，神经冲动是以电或化学的方式由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图中“箭头”表示神经冲动由一个神经元轴突的终末分枝（TA）或末梢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树突。）

　　突轴是一种大脑细胞的延伸分支，它的形状长而细。最短的可以只有几毫米长，最长的可以有过一米的长度，这种长的突轴用来连接大脑在另一边的细胞，这就是说在大脑不同位置的细胞部份，也可以通过这种长突轴相连。神经脉冲是由一些微弱的电流组成，当这股电流从大脑细胞的一端传至另外一端后，在开始这一端的突轴会因为接收到电流信号而分泌出一种叫“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就会通过渗透的方式，穿越在两个大脑细胞之间的缝隙，接触到下一个细胞的突轴，令它触发下一股的神经电流，然后再传至这个大脑细胞的另一端来激发再下一次的“神经传递素”分泌。神经信号的传递，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大脑细胞的“接力”方式来进行的。突轴是一个信号发生者和传播者，而树轴则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的接收者，两者的合力就达成了整个“接力”过程。以上的描述只是一个微观的传递动作，在宏观方面，我们要想象到每一个细胞可能是同时接触到上千个其它的细胞，这令到在一瞬间内，这个细胞可能要从其它细胞那里接收到上千个神经信号，再在第一时间内把它传到另一个细胞，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大脑细胞的“网络”结构呈现的是立体形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因为突轴的长度不一，这令到大脑细胞不单在局部区域内有网络式的联系，而且位于各区域的细胞也有跨区域之间的接触。大脑细胞之间的接触将会以可能是上千倍几何级数的方式向外发散，一个细胞连接上千个其它细胞，这上千个中的每一个细胞可能再接触到接着来的上千个细胞，这种“庞大”的网络结构令当今任何一个人为的网络系统（包括计算机或电讯网络）都无法与之比拟，而且它的信息处理速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要了解大脑处理信息的惊人速度，对于这种经验问一问自己就清楚了，以我们的大脑来说，处理一个图像或产生一种想法又需要甚么时间呢？！这就是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

　　当我们明白过大脑的基本结构和了解过大脑有如此“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后，我们就可能会问到，究竟这些大脑处理的“信息”又从何而来呢？大脑空有这样强大的处理能力，如果没有可以处理信息的话也是徒然。信息在大脑这台处理器中，基本上是以传送、转换和储存等形式来处理，这样也需要来自外部的新鲜信息。接收外部信息的机制就是人类的感觉器官，人类的感觉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视觉，听觉，触觉（包括：身体上的触觉，味觉和嗅觉）。

　　相对于输出信息的器官，在没有媒体的帮助下，人类主要的信息输出器官为发声器官和身体动作（这个包括了身体语言，如眨眼，手语，这里不包括书写（因为书写需要媒体如笔纸等））。可列表如下：

接收器官	视觉	听觉
输出器官	身体(提供动作)	发声器官

　　总结而言，以人类的感觉器官来分类的话，将会有以下的信息输入大脑：

　　视觉：物体的静态或动态图像、图画、手语（和一些肢体语言），文字符号

　　听觉：说话语言和自然的声音（包括人类发出的非语言声音）

　　触觉：味道，气味，皮肤对外界的感觉

　　以上这些信息都可以输进大脑，并且可被大脑作处理，同时大脑也就是通过处理信息的过程来认识外部世界。这样，大脑对外部输入或内在储存信息的处理过程就形成了人类的思维过程。

　　以外部信息的功能性来划分，这些输入大脑并对大脑细胞起刺激作用的信息可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两种。“语言”信息是一种人为的信息组合，通过视觉和听觉为渠道所收发的信息，如手语、肢体语言、口语语言和文字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这些语言信息具有如下的共同点：

　　*由单元组成，单元数量有限，具重复性，如音节或音节组合，手语标志，字母和方块字，符号。

　　*单元之间有差异性，可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这仅限于盲人字体）完全辨别。

　　*单元以连续方式出现，单元之间可以有间隔停顿，带有规则性，此为“语法”。

　　*单元都是人为造成，人既可发送又可接收，如听说看写。

　　（注：这种“单元”又可称为“符号”）

　　至于“非语言”信息就是“语言”以外的其它信息了，如对象或人的静态或动态图像、图画、味道、气味和皮肤对外界的感觉。图画并非语言，因为图画不是由单元所组成的，虽然图画可以携带大量信息，但它没有“语法”规则，因此不适合大脑的准确理解。

语言与思维：

　　在这里，我们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会产生人类的语言”这个问题。语言的出现离不开人类集体群居的生活方式，群居令人类之间产生了在生活接触中沟通交流的必要和冲动。出于这种原始动机，人类需要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些工具或途径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人类如同其它动物一样，首先在自己的身上开始寻找这种可以沟通的工具，因为这种可随时使用的工具不应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因此这种工具最好是身体的一部份，而且与身体的感觉器官有关。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接触并终身使用这种工具，而且人类还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它，通过反复的操作直至完全掌握。

　　为了能够通过发送和接收信息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在开始时可能要指示不同的对象（这就是“名词”的出现），直至表达不同的行为（“动词”的出现）。所以这种工具所携带的信息一定要有差别性，它的差别性可以区别不一样的信息（概念），而且各个信息（概念）都可以让大脑分辨和认识。因此，人类就要找出这种可发出可辨别和不同信息的途径。幸好，人类的进化过程把人类完全与别他动物分离开来，既赋予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本领，还有发出多种不同声音的能力（人类的喉部比其它的灵长类动物位于气管的较低位置，这样可令人类发出更复杂多变的声音），直立行走令人模拟其它动物多出一双手，一双不需要从事行走和支撑身体的自由之手，而且手上有十个指头皆可灵敏活动。所以，人类就可以利用发声器官来传送不同的语音—口语语言，之后通过听觉来接收语音，又或者用指头或上肢体的动作（但肢体动作最后简化为手部动作）来传送不同的视觉符号—简单的“手语”，再以视觉器官来接收。由此可知，人类具有两种可发展的沟通渠道，或者可以说是两种发送与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最后人类只选择了口语为主要的发展对象，令口语成为了我们在书写文字以外的唯一沟通工具，而手语只成为我们专门为失聪人士开发的交流工具而已。如果我们有兴趣思考一下，为甚么口语胜过了手语而成为人类主要交流工具的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以下关于口语和手语在使用（操作）上的利弊比较：

口语	手语	比较结果
不受光线影向﹐在夜间也可沟通	受光线影向﹐也受距离影向	口语优先
用较少的身体能量就可发声﹐比较容易	需要手部动作﹐动作比发声消耗更多能量	口语优先
口语交谈过程中﹐双手可作其它用途﹐如工作劳动。眼晴不需要集中看着对方。	手部不能作其它的任何用途﹐眼睛必须集中在对方的手部运动上﹐视觉器官完全被手语沟通所占用。虽然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可作其它用途。但是对人类来说﹐双手是我们最主要的劳动工具﹐眼睛也是人类最主要的信息接收渠道。	口语优先
信息滞流时间短﹐下一个语音将会覆盖上一个语音。	信息滞流时间短﹐下一个手语符号将会覆盖上一个手语符号。	口语手语一样

　　由上表可见，相比口语来说，手语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人类当然会选择口语作为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人类放弃手语使用口语的原因，仅仅是基于两种工具在操作上的利弊，并非两者在传送信息的功能差异上。这就是说，有别于两者的操作利弊，对大脑处理信息的功能而言，口语与手语都同样对大脑提供到携带信息的作用。回顾上文有关的语言特性，我们可以发现，指头动作和口腔发出的声音，这两者都具备了语言的特性，这说明由指头动作组成的手语与声音合成的口语都能够制造出一个个具备一定复杂性、可重复和可辨别的语言单位（如下）。这些语言单位不论是来自手语或口语，它们都同样可以对大脑构成“印象”，这些以单位形式出现的印象就是信息的载体，当它们有规则的连贯出现时，就构成了“语言”。因此，手语与口语都能够提供到同样的信息功能，对大脑的信息处理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就是说就信息处理的意义来说，口语和手语其实就是一种完全“等价（相等）”的语言。

美国手语（“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

　　事实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现时的手语，就会了解到，手语可以具备如同口语一样的复杂性和表达能力。基本上，现时的手语来自模仿口语的方式而专本为失聪人士而设计，如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美国手语），不仅有表意的手语符号，也有表示英文字母的手语符号（如上图）可以组合出英文单词，这种手语表达能力可与口语无异。

　　因为手语与口语具有以上相似的信息携带功能，我们就可以认为手语与口语同为两种“等价”的语言，这是从分析信息载体后得到的结论，但是大脑作为处理这种信息的主角，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口语和手语呢？如果这种假设是事实的话，这就说明大脑并非对口语存在着特殊的“偏向性”。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只要对大脑造成“印象”的信息效果，也就不计较提供这种“印象”的载体。这就是说，“语言”的本质只是“信息”，不论是“口语”或“手语”语言只要能够对大脑构成“印象”，让大脑能够处理，这样就可以成为大脑可理解的“语言”信息，这种沟通方式也就可以成为有效的语言了。

　　为了能够客观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的实验结果。这个实验发生在七十年代，由加拿大心理学家Laura Ann Petitto与她的研究小组共同进行。这个科学实验的对象是两组初生的婴孩，一共有5个婴孩，第一组是2个失聪婴儿和他们的失聪母亲，他们的母亲都懂得使用ASL（美国手语）作交谈；另外一组是3个健全的婴儿和他们同样健全的母亲。在这个实验里，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用口语或手语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教导他们使用口语或手语。研究小组通过婴儿进行这个实验，用意就是要观察他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因为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对于语言这种人类的“产物”，他们的大脑完全是“白纸”一张，对此一无所知。研究他们掌握手语或口语的过程，就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如何由“零”开始吸收和处理各种语言信息，这两种语言包括了视觉符号的手语和听觉符号的口语，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大脑是否因为不同的信息渠道而造成在信息处理上的差异，大脑是否对信息载体具有偏好性，又或者在大脑里已由先天基因设定了某一种语言具有优先性。

　　在本实验中，研究小组使用摄录机记录两组婴儿的发声变化和手部活动，观察他们在10个月，12个月和14个月这三个年龄阶段的情况，这个从初生到第14个月的时期就是我们称之为“牙牙学语（Babbling）”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作为一个正常的婴儿在成年人的语言带领下（因为婴儿从听觉模仿中学习语言），他们学习语言的阶段可示之如下：

时间(月)	婴儿表现
0-1	哭﹐发出的哭声没有特别的意思。 之后﹐哭声中有声音上的变化﹐可能指示的是饥饿﹑害怕或想睡觉等不同的感觉和意图。
1-2	开始发一些‘元音’ 语音﹐这是‘咕咕学语(Cooing) ’ 的开始。
2-6	发出更多的元音﹐向较有难度的元音挑战﹐除此之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咯咯的笑声等﹐这段期仍处于“咕咕学语(Cooing) ” 阶段。
6-8	可以发出一些组合了元音和辅音的音节﹐并且可以重复的发出这些音节。
9-10	大脑开始能把某些声音—单词联系到对象或人物上﹐如知道‘杯’这个单词指示的是杯的对象﹐‘妈’ 这个发音所指的是眼前妈妈这个人。
11-13	可以成功说出单词﹐并且真正开始了使用语言的人生历程。

　　从实验观察中，研究小组发现失聪婴儿如同正常的婴儿一样，同样的经历了“牙牙学语”的阶段。当然因为他们不能听到声音，所以也不可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用口语来“咕咕学语”，相反，他们使用手指来学习。相对正常婴儿发出“元音”或“元音”与“辅音”结合的音节，他们会尝试以指头的不规则活动来模仿母亲的手语，续渐的他们会做出一些手语的“音节”（手指的组合动作）。在开始的阶段，他们也像正常婴儿一样不懂得把手语符号联系到对象或人物上，但是经历了正常婴儿的所经历的相同时间后，他们最后也能成功进入使用手语的人生阶段。

　　除此，根据另一项的实验结果，在父母双亲其中一方为失聪人士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我们可以视之为另类的“双语”家庭，这些孩子就如同来自其它口语双语家庭的孩子一样，不会只是选择性的使用其中一种语言，这就是他们对口语或手语没有特殊的偏好，他们都能在需要的场合中或对需要的语言对象，既自由且流利的使用两种语言—口语或手语。

　　如果手语能够具备与口语同样的表达能力和语言功能，两者对于大脑的信息处理来说，就可以认为是两种基本等价的语言了。因为对大脑来说，手语和口语都能够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向大脑输入“符号”，不论是手部动作的视觉“符号”或是声音构成的听觉“符号”，它们的输入就对大脑“烙下”了“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信息的载体，“印象”一旦联系上外部的事物就可以成为了我们所讲的“概念”。因为这种“印象”与视觉的图画不一样，它并非是独立或分散的，而是在“语法”规则下作排列，这样就成为“语言”。因此，手语与口语在提供“印象”功能上令两者完全等同了。两者都是一些以不同方式可指示信息的“符号（印象）”，而且每一个“符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以分别指示不一样的信息概念，还可以通过组合串联的方式来表达更加复杂的信息。这就是“口语”和“手语”的信息意义，以及具备了开发大脑信息处理能力的功能。“口语”在当初因为出于人类之间的构通需要而产生，但是人类只要把沟通的对象反过来投放到自已身上，这种“自言自语”的自我沟通方式就导致了人类思维过程的产生。有关思维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中再作详细分析，现在我们再继续有关“手语”与“口语”对大脑构成“印象”的话题。

　　在大自然中，因为人类具有特殊的发声器官而发展出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又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开发了人类的思维能力。这样也就可以部份的解释到，为甚么人类可以创造文明，而同为灵长类动物的猩猩猴子却不能，因为在生理结构的限制下，猩猩不能像人类一样发出这样多变的声音，因此也就没有人类这种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而“语言”对大脑造成的“印象”刺激，又是开发思维的重要途径，于是无形中成为了人类和动物在思维能力上的“分水岭”。虽然，“猩猩”这种动物没有人类一样的发音能力，但是“手语”在语言上与“口语”等同，如果我们用等价的“手语”代替“口语”来教“猩猩”沟通的话，那又会怎样呢？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实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结果吧。在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Allen Gardner和Beatrice Gardner，把一只只有10个月大，名叫Washoe的猩猩放置在一个完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进行实验，在它完全学会基本的人类日常生活习惯，如“进食”和“如厕”等后，研究人员开始教它使用“美国手语”（ASL）。在开始的七个月中，它能掌握4个手语，以下就是接着来的发展进度：

　　*14个月后，Washoe学会了另外的30个手语。

　　*51个月后，Washoe又学会了一共132个手语。其中包括了“鞋”这个总类的概念，“花”的概念；它在学了8个手语时已经可以表达如“you me hide（你我藏起来）”“you me go out hurry（“你我匆匆出去”），“listen dog（“听，狗”，当它听到狗在叫的时候）”。

　　对于学习手语，人类以发达的思维作为基础，这个思维基础是人类经历数万年而成的进化结果，猩猩虽学了几个人类手语，但是毕竟它的思维能力有限，所以也不可能从此就具有了人类一样的沟通能力。不过，这个实验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具分辨性的和可以自由使用的符号，不论是视觉的或是听学的，以此作为信息的载体对大脑造成“印象”效果，有了这种符号提供的“印象”效果，它们就可以成为大脑处理信息的“素材”或者是“工具”，这样不单可以开发生物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思维能力也由此而发展起来，Washoe毕竟表现出比其它猩猩具有更高的语言和思维能力。

　　从以上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令我们确信，大脑中不存在令口语成为我们的当然语言的语言基因，人类选择使用口语作交谈工具的原因，完全因为是使用上的便利而已。这正如上文所列出的手语与口语的利弊比较一样，最初为了人类之间交流的需要，大脑只需要一些通过本身身体就可以发送和接收，以及可辨别的“符号”来指示的信息，这里的信息也就是概念，概念指示出指事物、动作、空间、时间和逻辑关系，而人类的手语和口语都具有了这种功能，因此对于大脑来说两者都具备了同等的信息効力。

　　在本文开始的部份，我们一起了解过大脑中的细胞组织结构，我们得知大脑作为一个“硬件”要比现今任何的网络都要复杂，但这只是一个硬件而已，那么大脑中的“软件”和数据信息又从可而来呢？如果大脑在从未输入过任何外界信息的情况下，这就如同计算机中所有的储存单位在开始时，只是“零化”的空白记忆一样（如下），所以大脑需要通过感觉器官有意或无意识的引入信息，在人类进化的初期或初生婴孩阶段，在还没有语言出现的时候，大脑里的信息状态可以通过下图表示：（因为还没有语言的出现，而只有“非语言”的信息。）

　　视觉（图）：自然景物，人类或动植物

　　听觉（声）：自然界的声音

　　触觉：对自然事物的皮肤触觉，嗅觉（嗅）等

　　（注：

　　虚线：指示大脑信息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

　　实线：大脑内部信息之间建立的联系，从信息角度看，由零的量变成了有意义的信息储存，在大脑思胞内一方面储存了对象的图像，另一方面也通过细胞自身信息状态的改变，把两个有关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鸟的图像“鸟（像）”和鸟的叫声“鸟（声）”，因为都出自鸟这个实体，所以两者在信息上有联系。）

　　从上图可见，本来是内部“一片空白”的大脑世界，现在以本身的感觉器官接收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后，大脑细胞就把图像和其它感觉信息储存下来，并且它们之间也建立起了相关的联系。这种由“无”到“有”的信息储存，包括大脑记录了事物的相关的联系信息，这种过程我们可以视之为大脑的“开发”过程。在大脑中，相关信息的储存和上图以直线表示的联系越多，可以反映出大脑内的信息也就越复杂，同时也发展出更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当语言因人类交谈的需要而产生后，语言所发挥的功能再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交谈工具而已，同时也直接的开发了大脑的功能，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副作用”。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人类文明完全受益于这种“副作用”，见下图：

（注：“（言）”表示这是一个口语语言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手语对大脑信息处理来说完全等价于口语，所以在失聪孩子的大脑中呈现的是如下的“概念”（如下），我门发现口语与手语只是在概念获得的途径上有差别而已，而在信息的价值和概念联结的方式上是完全无异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手语”发展出的思维与“口语”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维能力。

（注：“（手）”表示“手语”概念。）

　　由上两图可以反映，当语言出现后，概念的数量增加了，除了图像和听觉概念外，也增加了“语言”（包括“手语”或“口语”）概念，而且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联系也呈现出更加网络化，大脑功能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不过，这只是第一个阶段而已。在这一阶段内，语言概念只限于指示事物名称的“名词”，没有涉及到表示“名词”之间动态关系的“动词”，动词将会在名词之后出现，这个动词除了可以表示两个对象的动态关系，如“老虎吃兔”，“树开花”等，还可以在表示个体的“我”（这个“自我”意识在大脑有一定开发程度后才开始萌生）和外部物体的关系，如“我吃肉”，“我想去那里”等。但是，因为名词出现在动词之前，所以当时的语句顺序会呈现为“主宾谓”语序：名词（主语）-名词（宾语）-动词（谓语），一般的句子就成为：“老虎兔吃”，“（我）肉吃”，“（我）那里想去”。从语言历史可知，虽然现今大部份的语言都是“主谓宾”的语序，但是从历史文献上发现，这些语言在早期也经历过“主宾谓”或者无固定语序的时期，包括汉语和英语。现今的日本、韩国，蒙古，土耳其和印都（印度）语等都是“主宾谓”语序的代表。

　　那么动词的出现又如何在大脑细胞中凝聚概念信息呢，请看下图所表示在动词出现前和之后的分别：

动词出现前：

　　看过“鸟吃果”的情景后，大脑把这个情景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同时把这个图像信息与现存的“鸟”和“果”概念联系起来。

动词出现后：

　　如果需要表示这种较为抽象的动词概念，就只能通过语言来作指示，大脑通过“口语”的语音作为“印象”携带起动词的信息。动词的产生最后令到人类的语言变得完整，因为完整的句子在这时也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语法规则”的诞生，“语法规则”规范了各个词语在句子中的空间位置和语法功能，也就是单词与其它句子成员的关系。

　　比较动词出现的前和后，我们可以看到加入新动词之后，大脑开阔了概念的领域，不仅是增加了概念储存的数量，而且还进一步多强了网络化，也因为引入了动词这种关系性词语，这导致了逻辑和语法的萌芽。因为动词并不像名词那样，可以被单一的图像直接指示，这就是说，动词并非指向如树或山一样的对象，它是一种较为抽象和升华的概念，人脑需要在经验过为数不少有关于动物或人类进行某个动作的场面后，才能总结出某个动作概念。如“吃”这个动作，大脑要观察过不少关于“吃”的“场面”才可以提炼出“吃”这个动词，对它加以认识并在最后把它与“吃”这个口语单词联系上。在这个动词的认识过程中，大脑的信息处理就牵涉到一定的“归纳分析”等逻辑过程，这可以算是大脑在思维力上一个质的飞跃。在使用动词时，大脑要求把这个语言概念与其它的单词如名词联系在一起来表达，为了便于对方的理解，这种单词的联系就一定要有规律，对规律的总结也需要依赖一定的思维能力。于是来到这个阶段后，大脑已经具备有这种由总结动词概念而发展出的思维能力，现在可以把这种思维力应用到制订基本语法上，最后把“语法规则”再储存到大脑的另外一个位置，并且用额外的大脑细胞把语法区和位于大脑其它部份的名词区与动词区连系在一起就完成了。在大功告成后，大脑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跃进到一个“新时代”。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为甚么刚才提到了语法区、名词区和动词区，这是否说明大脑会根据语言概念在功能和信息性质的分类，以不同的区域来存放这些信息呢？答案是对的，这是一个事实。科学家通过对那些大脑局部区域因中风或意外撞击而所损的病人进行语言测试，最后总结出以上的结论。当这些病人在大脑某部位受损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说话时没有语法结构，或者不能说出动词而只能说出名词，又或是只能说出名词，如果有数个区域受损的话，他们会严重丧失语言能力，但对这种病人影响更大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没有了内部说话—自言自语的能力，令到很多需要“内部说话”来思考的事情无法做到，例如是没有心算能力等，在计算“(2+4×12+234)÷4”的结果时，我们往往通过心算来完成，这种心算就是“内部说话”的过程。

　　大脑在完成了对动词的认识后，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介词”，那些指示时间关系，如“之前”，“之后”，和空间关系如“在之上”，“在之下”，“向下”等词语，这种介词的认识过程就如同总结动词一样，大脑最后把介词放在另外一个区域存放，再更新一下语法区令它也包括介词的使用就可以了。其实在语言成熟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可以把思维能力再推进一步，但并非每一种语言都完成了这一步，这就是“类词”的出现，如同“水果”是“苹果”和“香蕉”的类称。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份的土著语言只有众多的专门名称，但就是没有对所属物品的种类名称，如爱斯基摩人有几百种对不同种类的“雪”的名称，但就是没有“雪”的类称，如有些岛屿的土著，有对不同树木的专门名称，但就是没有“树”这个总称。那么为甚么他们有总结动词的能力（他们的土著语言绝对是具功能性的语言，如同我们的一样），但就是没有走出这一步呢？这个可以从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结构和环境来作解释，在他们的生活中可能还没有使用“类词”和“归纳逻辑”的必要性，所以也就不需要发展这种概念和思维能力了，在没有产生“类词”的情况下，他们的思维能力也就不能因此而获得进一步的提高。请看下图就可明白到，大脑如何受益于这种“类词”的产生：

“类词”产生前：

“类词”产生后：

　　由上图可见大脑内的信息世界，除了增加了概念和网络联系外，还发展出“产生类词的原则”，它自产生后也与相关的类词发生了联系，我们可以把“产生类词的原则”理解为“归纳思维”的发展。这套原则和类词也像动词一样，存放在大脑中不同的位置。因为科学家发现其中某些大脑受损的病人，他们有些只能说出所见物品的类名，或者只能讲物品的专有名称而不是类名。可见，类词与专门名词各自所属大脑的不同域区。

　　总而言之，因为人类有沟通交流的需要，在发展语言之后，人类的大脑细胞也同时受到外部语音的刺激，以及对语音信息的运用处理而开发了细胞之间的网络联系和改变了部份细胞携带信息的状态（如计算机中的“0/1”值），这就是大脑思维能力的开发过程。笔者以下图总结一下大脑被开发的情况：

概念	联系	法则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名词(专有名词)	与对象图像	没有法则﹐因为名词的本质并非用作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
动词	与动作图像和其它语言概念	产生与动词有关的语法法则
介词	与空间图像和其它语言概念	产生介词法则﹐介词语法
类词	与语言概念和图像	产生类词法则

　　现在我们了解到，在大脑的信息世界中，主要是图像、语言概念（名动介等词）和语法规则（非语音性），通过细胞本身的信息和细胞之间联系状态的方式来作储存，这些概念和信息都是后天通过学习和认知得到的，全部都是大脑信息处理（思维）的基本素材，在这一点上读者不应该对它再存有怀疑了吧。不过，在上文中对于图像信息的记忆和处理并没有太多的说明。故此，读者可能会提出，难到思维的工具只是由这几个主要的部份组成吗？没有了语言概念难到就不可以思考了吗？为基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想象来构造出一些我们未曾经验过的新图像，有时还可以通过图像作一些逻辑上的分析，如想象到事情发生的后果，又好像是导演和画家们通过大脑中浮现的图像来指导拍摄或创造艺术品呢？其实只要我们明白到大脑是如何处理图像的话，我们就可以解答以上的疑问，而只有解答了这个疑问后，我们才可以完全明白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研究大脑的专家们估计，大脑中有一种叫“收敛区（CZ，Convergence Zone）”的动态区域，这个“动态”的意思是指它的存在并不限于某一个大脑区域，可能是布满大脑各部份或者甚至是随机分布。它的功能就是把概念分散储存。当需要调用概念时，就会采用相反动作把零散分伂的信息再“化零为整”组合出需要的概念。在大脑处理图形时，就是以CZ的方式进行“肢解”，把一个对象的图像分解成成千上万个点、线或面的部份，就好像计算机在处理图形时，把图像分解成千万个“像素”一样，但整个处理过程仅在瞬间便可完成，而且不在我们“显意识”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也不可能只调用其中的一两像素点或线，或者通过“显意识”来认识整个分解过程，也就说我们不可能意识到这个过程的任何内容。因为有了点和面作为图像的元素，我们就可以想象（创造）任何不曾经验过的图像。不过，因为这些点与面的素材来自我们视觉所获得的图像，所以这些图像概念不能像语言概念一样，可以指示抽象的概念，如“无限”这个概念，而只能重构出与记忆中图像有关的图像概念，这就是以图像指示概念的局限性。

　　这个CZ区不单单是用作处理图像，还可以用作处理口语概念来进行输入和输出过程，如下图：

　　当我们想要说出“杯”的汉语读音时，“杯（汉言）”的CZ区就开始工作，并搜索出辅音/b/和元音/ei/来拼出“杯”的读音，然后再指使联系发声器官的CZ区，调用不同的肌肉部份拼读出“杯”的汉语发音。如果大脑接收到一个读音，CN区就以相反动作，把读音分解成元辅音再作储存。至于有关大脑处理图像信息的形式和具体过程，本书在下一篇中将有详细讲述，因为本文以论述语言和文字为主，所以现在请看以下一节。

从语言到文字：

　　当初人类为了交谈的需要而发展出口语作为沟通的工具。之后口语不仅胜任了作为交谈的工具，同时也开发了思维能力而成为了思维工具。人类的口语发展定形后，我们的祖先又感到有需要把语言记录下来，这样既可以让同时代的人读到这些信息，还可以留传给下一代人，于是就是把要表达的信息或是要说的话长时间的保留下来。在最初的时候，人类尝试在媒体上（如石头，木头）以作画的形式来表达信息，之后受到语言交流的启发，又曾经为融合语言与绘画而作出过努力。本文跨过了文字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进入文字时代，有关文字的发展史请参看下一篇。现在，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语言和文字的形式：

语言	文字
以人脑记忆的方式保留﹐记忆会随着时间失去﹐最后随着大脑的死亡而消失。	以媒体保存﹐如纸﹑木﹑石﹑金属。保留时间长﹐时间长短取决于载体的品质寿命﹐一般比人的寿命要长
在交谈过程中﹐语音在时间上的滞留时间短﹐前一个语音会被下一个覆盍﹐要想回忆上一个语音﹐很多时候需要求发话者再重复一遍或在需要在脑海中回忆。	一旦文字写于媒体上﹐文字阅读者对上面的文字可作无限次反复重温﹐完全不受文字在文章中所处位置的影响。
受空间(在没有电话的情况)和时间的影响﹐声音的传送受距离所限﹐当代人不可能与上一代已逝世之人交谈。	只要媒体能传送到哪里﹐文字就可直达哪里。当代人可从文字上了解上一代人的思想。

　　除了需要实时作信息交流或者在缺乏媒体作记录的情况下，文字在功能上都胜过语言，特别在信息的传达有超越时空的需要时，文字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可见文字相对于语言，绝对不等于口语相对于手语，在后者的比较里，由于使用上的便利，口语完全压止了手语的发展，但在前者的比较中，文字与口语却互有补足，功能各异。因此，文字就在这样的需求下诞生了，并且与口语共存至今。当初因为人类有交流上的需要而发展出口语语言，同时口语却“意外的”开发了大脑的思维能力，从来又因为有保留记录思想与信息的需要而发明了文字符号，这一次又进一步开发了大脑，请看下图：

（注：“山（文）”表示大脑通过文字认识的概念。）

　　由上图可见，在原有的图像与语言概念之外，有部份的大脑思胞用作记录文字信息，从而进一步开发了大脑，大脑内的细胞网络再次得到扩大。从本图指出关于文字对思维的影响，以上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字后来所带来的“副作用”（留待本书后部论述），奠定了文字符号成为了思维最有效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没有书写文字的情况下，大脑只能运用大脑细胞所储存的图像概念、语言概念（动词，名词等）、语法和组词法则的逻辑能力作为思维工具来思考，这基本上是以一种上文提到过的“内部说话”的方式来进行。除此，我们还可以把自已的分析结论告之他人，让他们以你的结论作为基础，再继续“接力”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思维的能力。如果大脑以语言概念作为思维工具的话，这个思维过程将会以“内部说话”的形式出现。因此正如上表所提到的，语言声音的滞留时间十分之短，而且语音对大脑造成的信息“印象”也不深刻，上一个语音将会被下一个覆盖（语音的“印象”在这时也可能被覆盖了），就算没有下一个语音的情况，这个语音因为它有声音消逝的本质，所以滞留时间也有限，这就是我们日常说话的经验。基于语音“印象”具有消逝和被覆盖的本质，当我们想增强对阅读文章的记忆，或者加强以“内部说话”的方式来思考时，大部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采取大声朗读同时自我聆听的方式，它的功效可由下图作解释：

　　（假设在大脑中要进行可分三部的推导时，如由X至Y再到Z，以符号表示为：X→Y→Z）

　　可见通过听觉神经对大脑细胞以听入方式作再反馈，可以再加强大脑细胞中的语音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滞留时间，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经验，验证到“内部说话”是以语音概念作为主要思维工具的正确性。例如我们观察一下3-5岁的小孩，当他们在玩一些要求思维活动的游戏时，如“拼图”，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在“自言自语”（Egocentric Speech/Self-directed Speech）的说，“这个红色的，那个应放在这，还要一个蓝色的……等”语句，这些就是他们大脑思维活动的反映，这些“自言自语”的方式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显然是较少的。除了成年人在进行一些如“计算”一类较复杂的思维活动外，我们很少“听”到成年人在“思考”。这是因为从婴孩时期开始，我们的思维活动从我们学会的“语言”开始，并使用它作为工具来思考，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大脑思维能力的提高，我们有能力把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完全“无声化”，就是不再需要说出我们整个思维的过程，只要把它放置在“潜意识”中运行就可以。所以，越是能较早学会运用语言的小孩，就可以越早开发大脑的思维能力。因此，那些所谓“口齿伶俐”的小孩往往显示出“早熟”的聪明。

　　话又说回来，在“自言自语”的思维中，正如以上提到语音概念有较短停滞时间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会给大脑对实现长时间、多步骤的复杂思考带来困难（虽然大脑可以把“内部说话”的暂时性结论储存起来，再开展下一段的“内部说话”，正如以“接力”的方式来思考一样，从而延长了思考过程，但毕竟大脑对回忆之前“内部说话”中的准确内容存在着一定难度，正如聆听别人说话一样，我们也很难把对方的所有说话都一字不漏的记忆下来。）。作为单个的个体，对操作长时间“内部说话”这种思考方式的确有一定难度，这样的思考过程也就不能迅速有效的得到一个最终的思考结果。有鉴于此，人类较喜观以双人或多人的方式进行交谈，讨论甚至以辩论的方式来“思考”，其实这就是一个以论点的反复交换方式来完成“接力”式的思维过程。犹其是辩论或讨论，如下图所示，在第一种情况里，对于同样的步骤，大脑可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得到结论C；在情况二里，大脑可通过这种讨论或辩论的交流方式，可能有机会得到在单个大脑思考的条件下无法得到的结论C”。由此可见，以讨论、交谈或辩论的方式开展思考就可以提高大脑的思考效率和质量，所以西方人从古希腊人开始已经懂得利用这种方法（这也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听觉思维”有关，本书将有详细论述），这样就可以明白到为甚么他们特别提倡这种辅助性的思考方法了。

（注：图中的“虚线”线箭头表示推导（推理）过程，箭头前为“条件”，箭头所指为“结论”。）

　　在文字符号出现之后，语言思考的不足得到了文字方式的补救，这样就为更复杂的大脑思维过程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故此，如果我们以文字符号作为工具来思考的话，对于同样的推导，概念信息就不存在消失的可能性，因为思维的过程不仅可以在媒体（书面）上进行，而且媒体上的文字可以通过视觉对大脑中相对应的概念作无限次反馈，这样就杜绝了大脑遗忘信息的可能，除非我们没有把这项信息写下来，只要用文字表记了，就可以让大脑作无限次的阅读。如下图：

　　有了对大脑细胞作无限次信息反馈这种可能性为后盾后，于是大脑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复查在文字篇幅中的任何一个字眼。因此，大脑的思维能力就得到了质的提高。以上所提的好处可以裨益个人，也就是在“微观”方面的情况。如果在“宏观”即群体方面，在结合人类历史的情况下，文字这种令信息除了具有可跨超时空的保留性外，还可以令到思维活动从个人的范围中扩展开来，而让思维活动演变成为一种打破地域和时间界限的集体活动。当更多人以同样的文字工具进行思维活动时，这种工具将更臻完善，令改良后的思维工具更有利于将来的思维活动，如同英文的进化和数学符号的演进一样（本书将作详解）。再者，就算以不同的文字进行思维，但是不同文字所指向的概念也有共通性，人类的思维活动也就可以对每一个个体开放，让个体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如下图）。如同人类的哲学和科学成就，其中也就不能缺少人类的集体参与。我们在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也是全人类的成果，个人的认识范围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唯有文字令到以上的一切成为可能。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语言文字的出现，不仅能够满足到作为初衷的沟通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发展了大脑的思维能力，因为在没有语言文字产生之前，大脑中除了从视觉和触觉器官那里被动接收而来的“印象”外就是“一片空白”，而只有在产生了语言和文字后，大脑细胞的信息储存和联系才被大规模的开发起来，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了思维的主要工具，其实也是“唯一”的思维工具，现在，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共识了。在语言与文字两者间，后者的文字在信息的记录上远远优于前者，作为思维的工具也就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不得不令思维操作更依赖于文字而非语言，文字模式直接影响到思维的发展形态。所以，作为了解思维模式的目的，了解文字就成为了认知思维模式的最主要途径。人类“三思而后行”，思维完全指使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行为只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在一个区域内所有人的行为累加在一起，也就形成局部的人类文明。因此，要研究某个社会文明的产生过程，还有这个社会的行为模式，我们就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社会中有关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方法和思维倾向），要了解思维模式就必须从思维的工具—语言文字开始了。工具的使用能令到人的行为出现模式化或倾向性，在以下的两个例子中，第一个是真实的个案，而第二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它们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到，使用的工具可以如何影响到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模式，其中影响的程度又有多大，请读者思考一下，本章也以此作结。

西方人和东方人对吃鱼和牛肉的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进食餐具是筷子，而西方人是刀叉。对吃鱼这件工作来说，筷子就显得比较灵活，不但可以夹起细小的鱼肉，还可以挑出鱼骨刺，但西方人的刀叉也就较难胜任了。所以西方的菜式中也极少看到有东方人爱吃的蒸全鱼（意大利菜也有一些），他们则较喜观吃鱼肉块，因为里面没有骨刺。相反，东方人也没有牛排这种西方人的日常菜式，而只有像牛肉片这种较小块的牛肉，更没有吃半生熟牛肉的习惯。因为只有用刀叉才方便在进餐时切割大块的牛排，而只有用整块牛排来加热才容易造出这种外熟内生的效果，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半生熟的吃，整块牛肉也因为过火而变硬，这样就很难吃了。所以，西方也就形成了这种吃半生牛肉的习惯，中国人就较难接受这种吃法，中国人还是较喜观吃蒸鱼。可见，这就是工具在功能上的差异而造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模式）。

以小斧和电锯伐木的模式

　　假设两个伐木工人，一个只有一把小斧，但另一个却有一把电锯。这把小斧和电锯都分别是他们唯一的砍伐工具，虽然使用小斧也可以砍下粗大的树干，只不过时间要长多了，可能需时半天或更长。但我们可以想象到用小斧的工人只会花较短的时间去伐些小的树木而非大树，因为小树的木材也有特别的用途，也可以卖钱维持生计，所以他会倾向花时间来伐更多的小树而非大树。相反，拥有电锯的工人就会去伐大树，尽管他也可以砍小树，但是电锯伐大树也就再适合不过，工作成绩也更显著。可见，工具在功能上的差别自然主导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世界语言文字发展一览

从“语言”到“文明”的必然性：

　　从本书的“导论”，我们明白到语言文字就是大脑思维的主要工具。而且大家都会同意，语言（指“口语”语言）能力是人类的天生本能，文字的出现是发生在语言之后，可以视之为语言功能的延长。

　　人类的行为离不开大脑的思维，在行为上除了一些是“本能”的动作之外（如进食），大部份的行为都是大脑思维的结果，也就是人的行为直接受到思维的指引，而“文明”就是人类总体行为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要认识世界上人类思维的差异和各种文明发生背后的原因，就不得不从了解世界语言文字着手。在语言文字对思维和文明的作用里，文字虽然后于语言出现，但它却令到大脑的思维能力和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关于文字的重要性，在“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介绍，所以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

　　有鉴于此，本章将己讲解世界文字的发展为主线，在语言方面只讲述一下世界语言的分类，至于语文的具体语法内容，将在本书以后的部份，以“汉语”与“英语”作为代表，另加一些其它的相关语言，再作出详细的阐述。

　　在现今的世界文字中，基本上根据文字结构中的表意与读音原理，把文字分为“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我们都知道后者就是“汉字”，而前者基本上就是汉语以外的语言。虽然它们通过不同的“拼音字母”系统来书写，但书写符号都具有表音功能，都以表记语言发音作为记录信息的手段。而我们发现在世界语言中，只有“汉字”是例外的，“汉字”与别不同的地方是，它以“表意”的方式指示概念，但是为甚么偏偏只有“汉字”能够成为世界文字大家庭中的“异数”，只有它是直接通过文字的字形来携带语言信息的呢，而没有采用“表音”的方式，“表音”方式通过文字指示发音，再以发音来重组出携带语言信息的“口语”。要知道在人类发明正式文字之初，图画式的“象形文字”首先成为了人类用作记录“信息”的工具，在读取记录下的“象形文字”时，“象形文字”所指示的信息再转换为可用语言读出的信息。不过，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有“汉字”能够完全继承“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发展成为今天以“表意”作语言表达的“汉字”系统。

　　当我们读过本章节，在了解过其它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曾经对发展“象形文字”所作过的尝试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只有“汉语”能够发展出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书写系统，这也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现象，也是历史发生的必然结果。其它的民族也曾为“表意”文字作出过努力，但是最后还是明白到，对于他们的语言，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如“拼音”文字般有效，因此他们的表记工具也就很自然的走上了“拼音”文字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明白到语言文字对大脑思维模式的客观影响，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建基在文字模式的必然性上，这就说明现有的思维模式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必然的客观现象，然后由思维模式引伸出了行为模式，由群体的行为而创造出集体文明、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在文明独立发展的情况下，整个文明的产生也显然具有了“客观性”，而不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那样，我们为历史而“喜”或“懮”所溅发出的泪水，其实也只是为必然的现象而发。现在，笔者通过下图总结一下从语言到文明的必然过程，可如下：

　　本书要阐述有关从“语言”到“行为”的必然关系：

（如果“语言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发生学”上的问题，就是在人类史开始时已发生的既定事实的话，根据以上的推演关系，文明、文化现象和历史结果就是语言形成之后的必然结果。）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几种在本章中将会提及的语言，有关它们所属的语系和世界语言的分类情况吧。

世界主要语系：

世界语言语系	语言代表
汉藏语系	汉语﹑藏语等
阿尔泰语系	韩语﹑蒙古语﹑日语(也属于‘南岛语系’﹐为两者混合体) 等
南亚语系	泰语﹑老挝语﹑越南语等
南岛语系	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等
印-欧语系	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希腊和印度语等
非-亚语系	阿拉伯语﹑希伯来(犹太)和古埃及语等

四大语类：

一、孤立语（Isolation）

　　孤立语中只有独立的音节，音节为最基本的语意和语法单位，语言中不会出现再切割的独立音素。语法的概念由不可再细分的单个音节组成，音节的发音基本上不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和语法意义上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例子是：汉语、越南、泰语、老挝和西藏语等。

二、沾着语（Agglutination）

　　沾着语里的词语可分出独立的音节而且音节之间界限清晰，语法概念主要由多于一个的音节组合而成，音节组合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动。例子：日语、韩语和蒙古语等。

三、屈节语（Inflection）

　　屈节语中的词语由音素组合，而且音素之间的分界不明显，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化。例子：拉丁、希腊语和英、法、德、意、西和俄等语。

四、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在多式综合语中，音素组成的词再组合成复合词语，这复合词的表达方面已经具备句子的功能。例：（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克其语（Chukchi）。这个语种主要保留在一些土著的语言里，属于非常罕有的一种语言，所以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以下为两个“复合词”的例子，让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一下：

　　ta-meynga-levta-part-arkan

　　（直译语意：第一–人称–大–头–痛

　　整体语意：我头痛得厉害。）

　　man-nake-ure-qepl-uwicwen-mak

　　（直译语意：让–我们（宾格）–晚–长–球–玩–我们（主格）

　　整体语意：让我们今晚打一晚的球。）

　　现在，我们对世界语言的四个分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我们也明白到汉语是属于“孤立语”这一种语类。有了这基本的认识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推断一下，汉语如何从图形开始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以“表意”为主的汉字，这一个发展过程在世界语言文字的历史里，可以说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在汉语之外的其它语言，除了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的民族，因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采用“汉字”作为其中一部份或全部的书写文字，或者以“汉字”的方式创制本民族的表意甚至乎拼音文字。在此之外，其它的语言都使用拼音（音素或音节）符号作为书写文字。若然要究其原因的话，我们就必须从汉语的“孤立性”和图形的构造这些方面来解释了。

　　作为“孤立语”的汉语，语法的概念是由单一的音节所提供的，一个的“音节”或称“字音”在读音上完全独立于本身与其它词语的关系或者所处句子的位置，“字音”完全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孤立”之名的来由。在语法上，名词和动词都没有时态、语格、性别和单复数的变化，汉语只是通过“字音”的不同组合来指示时态和数量的变化。这种单音节在读音、语意和语法上的不变性，也就成为了指示“图形”符号的最有效工具。因为一个“图形”或“象形符号”是由平面的几何结构组合而成，在“绘写”时会因为二维的平面性而在“线条”或“笔划”方面有一定的难道，而且其中的“线条”以指示具体的事物为主，或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线条”或“笔划”，以会意方式来指示更多的概念。文字符号虽然如图画一样象形，但毕竟不是“图画”，鉴于其“绘写”的难度，当一个图形符号制定出来后，就尽量不会再在这个图形符号上添加更多的线条来扩展它的概念。在汉语的“孤立性”上，一个“不变”的“字音”就刚好配合一个“图形符号（文字）”，不变的读音也保证不会令“图形”有任何的变动。例如，有了“走”的概念而产生了“走”的符号后，这个“走”在读音、语意概念和字形这三者上就可以捆绑在一起，永远不需要改变。如果要表示“已经/过去式”的概念时，因为语言的“孤立性”，汉语本身已存在着一个“孤立”的“已”，“已”这个读音可以指示这种时间状态，只要把它放在“走”之前就可以组合出“走”的“过去式”。在这一组合里，汉语的读音和表记的符号，在各方面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动。

　　在前文所提到有关在图形之上再添加线条或笔划的难度，这种难题也就因为汉语的“孤立性”而避免了，因为由“字音”指示的图形符号一旦定形后，就如“孤立”的“字音”一样再没有改动的必要，因此图形文字在汉语中也就可以发掘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至于因不利于表记语言而被淘汰。汉字作为表记符号就算“东渡扶桑”，走进日本“沾着语”的语言世界后，也因为汉字在外形上的固定性，它除了指示读音不变的日语（训读或音读）名词外，还用于指示带有“沾着”变化的日语动词，不过只用作表示动词中不变的字根部份。可见，图形文字的确只适合表示语言中不变或固定的部份，因为汉语里每一个“字音”都是先天的孤立不变，所以汉语言就可以与图形符号“一拍即合”，汉语带领着图形符号从纯象形文字走向了“表意”文字，最后成为今天的汉字。

　　相反在“非孤立语”方面，就以英语为例，我们可以试想像一下，如果用图形表示“是”这种“是动词”，“是”这个概念就因为英语的“屈折性”而产生了“be,am,was,were,are,being,is,been”这8种形态。“是”这个概念，在英语中如果通过图形来表示的话，就需要有“是、是1、是2、是3、是4、是5、是6和是7”8个不一样的图形。笔者可以预告读者，英文是“屈折语”中的改良语言，在古老一点的拉丁文中，一个拉丁名词可能因为它有六个语格、三个性别格、两个单复数格而演变出数十种的不同读法，这意味着以图形的方式来指示这些读音的话，在汉语中可以使用一个“图形符号”表示的名词，在拉丁语中，可能需要动用数十个图案来作分别表记，这样就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书写方式了。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在人类的眼中，就好像其它的工具一样，有效实用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读到下文有关古埃及和苏美尔人的部份，我们就可以明白到，由于他们的语言使用多个字节来指示语意概念。在创制了“象形文字”后，他们为了使用最小数量的图形符号来表示更多的不同概念，他们曾发展出一些好像汉字“形声字”的造字原则，以此方式来设计图形文字，但慢慢的他们还是倾向于以“表音”方式来造字，最终也因为语言中的“非孤立性”和多音节性，而完全放弃了图形表意的模式，发展出“表音文字”。有趣的是，在汉语的造字中，先民在长时间使用汉语和汉字的过程里，发现“形声”结合的方式是最有效的造字原则，因此在当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占去汉字总数的80%之多。汉字的发展与他们有点相反，他们由“全角”到“形声”，最后发展成为“全声”文字，而汉字则在本身的发展中由“全角”倾向于“形声”。可见，文字完全是一种工具，驾御文字走向的就是语言和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当我们了解过古埃及和苏美尔人在“象形文字”上的努力后，我们也就会相信，“汉字”的产生只能发生在汉语式的“孤立语”中，这存在着语言发展的必然性。

说了不要回帖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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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东西方文字的发展与演格，因为汉字是一套完全独立发展的文字，没有受到任何非汉语或非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对东亚地区的文字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介绍过非汉字文字的发展史后，我们再来了解汉字对东亚文字的重要影响。请看下图，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西方文字的发展分支：

苏美尔文字（Sumerian）

　　苏美尔文字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字，苏美尔人主要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也就是位于今日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平原。在昔日，苏美尔人使用“芦苇杆”作为笔写工具，把要记录的事情以图形的方式写在潮湿的“泥块”上。后来为了提高书写的速度，他们就把笔写工具按在“泥块”上书写，以此代替勾划“图形”的轮廓外形。因为苏美尔人的书写工具在外形上有点像“楔子”，所以使用这些工具按出来的文字，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楔形文字”的苏美尔书写系统。如上图所示，从实际的“图形文字”到完全的楔形文字，在演进的时间上也经历了两千多年。

　　楔形文字本来是一种以图形来指示概念的文字，但苏美尔语却不如“孤立语”般，可以用单一的音节来指示一个图画符号，也就是说读出一个“符号”往往需要超过一个或多个的音节。为了画写便利，苏美尔人已经把图画符号简化为以直线的“楔形”作组合来表示，又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文字，苏美尔人也为减少符号的数量而想方设法，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符号指示的发音和概念上找出共同点，从而再通过重复使用共同的部份降低符号的总体数量，具体的方法就如像汉字造字原理中的“同音假借”和“形声组合”方式（以下我们用“罗马字”来表示“楔形文字”，大写字表“形”小写字则表“声”）：

　　*同音假借：“GI”这个“楔形符号”指示“芦苇草”的意思，但它的读音与“偿还”的发音一样，因此“GI”又作“偿还”的文字符号；“TI”是“箭”的文字，后来也用作指示与其发音相同的概念，例如是“生命”。后来更用“TI”这个楔形符号表示音节“-ti”。这就是苏美尔楔形文字从“象形”表意向“表音（读音）”文字演进的开始，因为从“非孤立性”的苏美尔语的角度来看，音节才是她们语言中不变的基本单位，而绝非是带有多音节读音的“楔形”符号。在这种演进还没有达到完全音节化的文字阶段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指示不同概念的楔形字，因为其中带有相同的音节而被利用作表示相同的“音节”符号，“gu”这个音节就可以通过以下四个符号来表示（如下），这四个符号虽然通过“字形”表示四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也可以视之为一个“表音”符号—“gu”。

　　*形声组合：“DU”是“脚”的楔形文字，也用作表示“GIN”，即“走”的动作概念，但后来为了分开这两个写法，在“DU”这个符号加上表“-na”音节的符号，成为以“DU-na”来表示“GIN”（走）的意思。但为甚么加上“-na”呢，因为“-na”读音中最后一个“辅音”与“GIN”（走）一样，所以加上去的“-na”就可以提醒阅读者，这个概念与“走”有关。根据相同的原理，在“DU”后加上“-ba”成为“GUB（站）”;“DU-ma”的结合就成为“TUM”（携带）的意思。如果用汉字“形声字”的概念去解释的话，“GIŠ”这个字表示“木”，如果加上“碑”的相似发音“-aspin”，就用来指示与“木”有关的“碑”了；“KI”表示“地方”，加上表音的“-erdŠ”就成为“ERES这个城市”的意思；“DINGIR”表示“神”，加上“-inanna”就成了女神“INANNSA”。如下：

　　于是，在这套苏美尔文字的基础上，经历了古巴比伦和古阿卡德人的改良，在数个世纪后，传到了波斯王朝（550-331 BC）的手中。到那时，“表形”的符号部份基本上己完全消失，只留下5个的“表意”符号用作指示一些如“国王”“神”等重要的概念。除此之外，其它的文字符号都用作指示音节，这样文字符号的总数就可以简少到只有36个，其中有三个是“元音”（V）符号，另外33个以单辅音（C）和元音（V）组合的“音节（CV）”符号。在字形上，这些符号仍然保留着“楔形”的书写形式，古波斯文字（Ancient Persian）收录于“乌干特文字（古叙利亚）”章节中，请稍候作参考。

　　提示：元音与辅音都是最基本的发音音素，元音可以独立发音，如汉语拼音中的“a、o”，辅音则不能独立发音，它必须与元音拼合才能发音，如汉语拼音中的“b, p, m, f”。

　　最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还是从“象形”演变成了“表音节”的字母符号。基于语言的先天本质，在他们简化书写文字的努力下，最后还是选择了“表音”符号这种有效的表记方式，从最初的“象形文字”走进了“拼音文字”的生命历程。

古埃及文（Ancient Egyptian）

　　古埃及的文字系统比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要出现得较晚，从符号的使用方式上，可见它的发展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同样有“象形表意”的符号、“表音（只表示“辅音”）”符号和“形声组合”的使用方式。以下几个的“表意符号”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在“表音”方面，因为“古埃及”语属“闪米特（Semitic）”语系，词语中的元音在不同的时态或词性上有很大的变化，但其中的“辅音”部份却不变，这一点与同为“闪米特”语系的“阿拉伯”及“希伯来（犹太）”语一样，所以在这些语言的表记方式（文字）中都不存在表记元音的字母符号。关于这一特性，笔者将在介绍阿拉伯语时，将会再作详细解释。现在，读者只要记住古埃及语具有这种重要特征就足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深刻的明白到，一些人类创造语言的共同方式，就是以表记方式的简单化与有效性为原则，往往在语言中被记录的部份，就是“不变”的部份，如“孤立性”的汉字“字音”可以用一个不变的图形（汉字）表记，对多音节的语言，苏美尔人把多音节词语分解为“音节”符号，最后发展成为完全表音节的字母。在古埃及语的情况中，因为“元音”的变化性而“辅音”不变，所以只表记“辅音”而没有创造出任何的“元音”符号。但如果只有“辅音”表记的话，有很多带有共同辅音组合的词语将会以相同的“组合”出现，故此为了避免词语间的混淆，古埃及语就保留了一此“表意”的符号作为“形旁”来区分带有相同“辅音”组合的词语，以下就是一些古埃及语中的单辅音、双辅音、三重辅音和“形旁”表记符号：

　　单辅音：

　　双辅音与三重辅音：

双辅音　　　　　　　　　　　三重辅音

　　形旁：

　　不论是表音或是表意的古埃及文字部份，看上去都是一个具体的图形和“象形”符号，我们可以理解到它们源自实际的象形文字，但是后来演变成为以表音功能为主的表记符号。这套符号在古埃及时代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只用在墓铬或书写一些与“王权”或“神”有关的句子，如在木乃伊的棺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以下就是一个以这种文字符号书写而成的句子（符号外的“框”指示其中的内容与王室成员有关），如下：

　　：表示双辅音/mn/。

　　：表示辅音/i/。

　　：表示辅音/n/，作为对辅音/mn/的加强。

　　：表示辅音/t/。

　　：表示双辅音/ankh/。

　　：表示辅音/w/。

　　：作为“形旁”表示“统治者”之意。

　　：作为“形旁”表示“上埃及”。

　　：作为“形旁”表示城市Heliopolis的意思，而Thebes有一个别名就是“上埃及的Heliopolis”。

　　整句的意思就是，“Tutankhanmun，Thebes的统治者”。

　　现在，读者可能有点“恍然大悟”，明白到原来我们平时在电影所见的埃及象形文字并非真正的“象形文字”，而是一些表音和表意符号组合成的词语和句子，其中主要的语意功能还是以“表音”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文字主要用在有关“神”与“王权”的地方，因此这种文字给人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感觉。除此之外，僧侣或神职人员还会使用一种书写较为简化的文字，它们就是通过直线或曲线连写的方式（左下上图）简化以上的“象形”文字符号（左下下图），这就是以下左边图片上所见的“僧侣体”古埃及文，而下右边图片的是“通俗体”古埃及文，它的外形在“僧侣体”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简化。

乌干特文字（Ugaritic，古叙利亚）

　　在西奈半岛地区的乌干特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古埃及语属同一语系，经考古学家的考证，发现他们在学习了古埃及文字后，把它们改良为同样是表记“辅音”的表音符号，但在字形上则完全放弃了古埃及以点线连写的“僧侣体”写法，采用了位于同一地区的苏美尔人与后来古波斯的“楔形文字”，在古波斯文字中还保留了5个表意符号，而鸟干特文字已经完全抛弃了表意的方式，成为一套表辅音字母系统，由此可见鸟干特文字在受到古波斯文字的影响后作出了改良。以下列出鸟干特文字与古波斯文字，让读者作比较参考：

古波斯文字：

+5个“表意”符号

　　这一套“乌干特文字”是完全的“辅音”表记符号，其中有'a、'i、'u是用作表记在“元音”时的“停顿”，这并不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拉丁字母那样，其中有表示的“元音”的字母。在了解过苏美尔（与“古波斯”）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后，我们可以明白到乌干特文字是前两者的集大成之作，采用了苏美尔文的“楔形字体”来方便书写，但在拼音原理方面，因为在语言功能上与古埃及较接近，所以完全借用了只表记“辅音”，而不是苏美尔人的“音节”方式，最后也令到“表音”符号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同时也完全放弃了前两者中的“表意”符号，这使“乌干特文字”成为百分百的“表音”符号系统。

　　这一套乌干特文字传到南阿拉伯地区，后来又经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南传至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大概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演变成由纯表记“辅音”到表记“音节”的文字符号，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的转变可能受到“印度”字母的影响。这一套称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c）字母的书写系统甚至延用至今成为埃塞俄比亚国语—“阿姆哈拉语”的表记字母。如下：

腓尼基文字（Phoenician）

　　在米索不达美亚的腓尼基人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在继承了流通于西奈伽南地区的鸟干特文字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类似的表“辅音”文字，但在外形上却不再是“楔形”的了，而是更接近今天字母的“手写”体形式。我们相信这与文字书写媒介的改变有关，因为只要不再在“泥块”上“刻写”，文字符号的外形将会演变得更适合手写的形式，就像是古埃及文字的“僧侣体”与“通俗体”一样。以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腓尼基字母系统：

　　腓尼基字母在早期也被希伯来人（Hebrew）采用于记录有关的文献，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也发展出“旧希伯来”文字。大约大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位于斜利亚地区的“阿拉姆人（Aramaic）”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出与其外形十分类似的“阿拉姆”文字符号，如下：

　　以外形而论，阿拉姆字母与腓尼基的可以说是没有两样，同样是只表记“辅音”，两者都拥有相同的字母数量，一共22个。不过，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阿拉姆字母作出了标记“元音”的尝试，这一点可算是在功能上的延伸，属于表记方式上的一个进步。阿拉姆人的方法是，使用某几个特定的“辅音”字母如“w”和“y”等，把它们放在词语的最后来指示“长元音”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希伯来人从阿拉姆文字中发展出“希伯来”字母来表记自己的语言后，特别在记录《圣经》文字时，直接用一个称为“元音点”的符号来指示“元音”在单词中的位置，显然这种希伯来“元音点”和后来阿拉伯字母中类似的元音表记符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阿拉姆”文字的启发而产生。以下是从“旧希伯来”字母（外型基本与腓尼基文字一样）发展出来的现代“希伯来”字母，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官方文字，同样也只有表记“辅音”的字母：

阿拉伯文字（Arabic）：

　　晚期的阿拉姆文字发展成为现代波斯和阿拉伯文字的前身，以下是阿拉伯字母的列表。阿拉伯字母除了表记辅音之外，同样也像现代的希伯来字母一样，使用“元音点”来指示“元音”在词语中的存在位置，但如同希伯来的“元音点”一样，阿拉伯的“元音点”也不会出现在日常的文字交往或文件中，只在《可兰经》、儿童读物或诗歌中才有机会看到。

　　由上表可见，阿拉伯（包括波斯或后来的蒙古）字母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较其它民族的书写方式不同之处，就是一套的字母分为四种的形式，第一种是字母的原型，就是当字母不与其它字母组词而单独存在时的“独立型”；第二就是位于单词首位时的“开始型”，第三是位于单词中间的“中间型”和最后位于单词末位的“末位型”。发展出这样一套因位置而变化，但与语言语法无关的字母系统，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并非出于语法上的原因，而只是出于外观和书写方面的考虑而已。所以一个阿拉伯单词看上去就好像“蛇”状一样的连成一气，达到由三种书写外形的字母所组成的“连贯性”。阿拉伯人再以这种线状的单词作单位，把它们连接成一种“图画式”的句子或文章。这种“图画式”的文字的确给阿拉民族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就是美化和装饰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规定，教徒不允许以画来装饰建筑物，这样有可能造成偶像崇拜的倾向，这显然对真神“阿拉”有所不敬，所以伊斯兰教徒只能通过这些具有图划功能的文字，以此来取得其它民族以图像绘画所达到的美化与装饰效果，如下是一些以阿拉伯文字构成的装饰艺术。

　　在此，笔者还想藉此交待一下“闪米特语”中“元音”随在语法上而改变的特点。因为在本文中，读者已经接触过古埃及语、阿拉伯和希伯来语字母，都会发现在这些语言表记系统里，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的表记字母，最多是笔者提到过有关指示“元音”的“元音点”而己。现在，笔者将通过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单词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种语言特性，好让读者有所认识。

　　“写”这个动词，阿拉伯字母中只表记其中的辅音，于是就成为“ktb”（以拉丁字母作表示），这是单词中全部的辅音，属于不变的部份，以下来就以“-”表示要“ktb”这个单词中需要书写的部份。在阿拉伯语中，单词还是由辅音与元音结合而成，这种读音却会因为元音部份随时态和词性的改变而变化。在下面以“字母”表示“元音”和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读音，可见在书写时只有“ktb”这一形式，但它可能表示不同的动词时态或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词性，例如由“动词”转变成“名词”，如果在没有“元音”点作记号的情况下，阅读者只能凭上下文来“猜”其中的语意。

　　动词“写”：

　　现在时：--i-（ktib）

　　过去时：-a-a-

　　过去时（主语是“我们”）：-a-a-aa

　　过去完成时：-aa-a-

　　过去分词：--uu-

　　名词“书本”：

　　单数：-i-aa-

　　复数：-u-u-

　　作者：-a-i-

　　书贩：-u-u-i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元音”变化规律其实是没有具体“规律”可言，不像英语中动词的过去式，主要是在原型后加“ed”的后缀变化。相反，阿拉伯语中各个单词可能都有自己的“元音”变化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到阿拉伯语会是一种多么复杂的语言。

希腊字母（Greek）：

　　在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作为创制希腊字母的基础之前，存在着“Linear A”和“Linear B”前后两个时期的表记符号，“Linear B”作为后期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其发音功能了解得比较清楚（如下图）。“Linear B”与腓尼基语的最大不同点是，前者是一种表记“元音”和元辅组合“音节（CV）”的表记符号，在这里“元音”作为一个字母的独立形式出现，这种突破是希腊语作为“印-欧语系”语言中的一员，以及这种语系的语法特点所造成的。因为希腊语不再像以上介绍的腓尼基、古埃及与阿拉伯语那样，其中的元音随语法而作变动（辅音不变），希腊语如同拉丁语和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一样，属于“屈折语”，语言单词由界线不分明的音素构成，而且名语和动语都存在着较少变化的“词根”部份，加上随语法像语格、时态、性别和数量而变化的“词尾”部份。不过，因为希腊语是由音素组成的语言，所以通过“音节”来拼写单词就显得不方便和不准确了，所以完全的“音节”表记法对希腊语来说是一种不适合的选择，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字母数量。再者，希腊语没有不变的“辅音”部份和变化的“元音”，只有“词根”和“词尾”的分别，假若“词尾”需要作变化的话，“词尾”中的“元音”与“辅音”往往需要一起改变，所以如果采用腓尼基式的字母系统，只表记语言中的“辅音”部份，就变得不实际和没有准确性了。但是，早期的古希腊人在还没有使用字母来单独表记单词中独立不变的“元音”和“辅音”之前，还是采用了以“元音”和“音节”作字母来表记的方法。

　　在真正的希腊字母产生之前，古希腊人还使用过一套过度性的“塞浦路斯”字母，不过也是“元音”和“音节”的表记法（如下）。

　　到了大约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直接表记辅音的启发下，终于发现了语言中音素单位的不变性，也就是任何的语言都由基本的“元音”和“辅音”所组成，只要用符号指示出这些基本的单位，也就可以表记人类所有的语言。不论是哪一个语系或语言分类都可以通过表记“元音”和“辅音”的字母作组合来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古希腊人最后终于创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完全表音”的“希腊字母”系统，令到塞浦路斯字母的数量由55个一下子骤减至25个。如下：

　　后来，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引入了这套希腊字母作为文字符号来记录他们的“非印-欧语系”语言，可见这一套的符号可以用于所有的语言，它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有目共睹，放诸四海而皆准。后来，同样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人把它们改为现在称之为“拉丁字母（Latin）”的表记符号（如下）。

　　拉丁字母与其前身的希腊字母从此就成为了欧洲文字的基础，欧洲各国的字母系统也只在这两者的形式上作出修改，令到字母系统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出本国语言的发音特征。现在，笔者通过以下的图表，对以上的内容作出总结，归纳一下各个时期与各种语言之间的影响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到希腊字母的产生，如果追溯其源头影响，希腊字母显然是一脉相承自位于中东“两河文明”上的语言，但是希腊语的语言特征却决定了表记这种语言的方式，也就是希腊语产生了希腊字母。语言是文字方式的终极决定因素，正如同苏美尔语言最终导致它的文字从象形演变成拼音的方式一样，还有汉语可以维持象形文字的方式，然后再发展成今天的“方块”汉字那样，古希腊人因为语言中语素的“屈折性”而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字道路，最后创制出希腊字母。（因为篇幅中的空间有限，所以下图以横式示列。）

非“拉丁”式的欧洲文字：

　　在这部份中向读者介绍一些非“拉丁”式的欧洲文字，虽然这些字母在外形上与拉丁字母有别，但是它们不是跟据拉丁字母的模式来创制，就是直接参考希腊字母而改良成为一种新字母系统。不论通过哪一个途径，这些字母也采用了如拉丁字母一样的表音模式，也就是对语言中的元音与辅音都作分别表记，只是字母的书写外形不一样而已，还有字母所指示的也是不一样的音素。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展，拉丁字母系统基本上随着军事扩张和罗马天主教的传播而遍布了整个欧洲地区。但在罗马军队把拉丁字母带到英伦列岛之前，在爱尔兰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就出现过一种受拉丁字母影响的字母系统，名为“欧甘达字（Ogham）”，它如同拉丁字母一样用作表记“元音”和“辅音”，只是外形有别而发音不同，它主要是一种刻在木头上的文字，所以在字形设计上可以看出有利出“刻写”而非“书写”，后来这种字母完全被拉丁字母所取代。：

　　还有一种在英格兰地区，被当地定居下来的“日耳曼民族（英格鲁-萨克逊）”所使用的字母符号，名为“Runes”，也像拉丁字母一样，只表记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

　　在东欧方面，希腊传教士在斯拉夫地区传教时，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始创者圣西里尔命名的“西里尔（Cyclic）”字母，这套字母主要在斯拉夫东正教地区流行，在俄罗斯地区仍延用至今。

印度及南亚文字：

　　语言学家相信，印度各个地区的文字都是以“元音”和“音节”的方式来表记的文字，这种现象相信是受到古波斯文字的影响，而且古波斯语与印度各地的方言同属“印-欧语系”的大家庭。如下列出三种不同地区的印度字母：Oriya, Kannada, Devanagari，而最后者Devanagari就是用作表记“竺文”的字母：

　　O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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