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

tantian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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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
前言：我们了解文化的“知情权”吗？！

　　作为华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华人文化有关，我们虽然穿的是西服，有时说的也可能是外语，但是我们都使用共同的母语，在吃饭时都喜观用“筷子”，在互相之间的寒喧中总觉得带有“人情味”，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有一定的认识。中国文化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身体中的一部份，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方化的。

　　如果把思维模式和文化视之为“产品”，一种我们祖先创造并让我们继承的产品，在使用这些产品时，我们都应该有权知道有关这些产品的资料，产品的“出处”和“品质”，产品将会对使用者构成怎样的影响等等。我们有权了解这些“产品”数据，有权知道为甚么在我们的说话中总带有一两则“成语”，原来在使用“成语”时，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同时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有权知道为甚么我们要使用“筷子”而不是“刀叉”；这产品的设计意念在哪里，为甚么华人长者都喜观打“太极拳”，中国武术的内容，为甚么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有权知道，为甚么我们经常要请朋友吃饭，为甚么“人情债”总是躲也躲不过；在学术上我们为甚么有这么多的“道德文章”，为甚么要讲“三纲五常”，我们祖先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社会和民族这些概念；还有在历史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等，我们都有权知道为甚么，这就是全球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知情权”。作为文化的使用者和传承者，我们有权知道这些文化背后的“成份”，也就是构成这种产品的元素，我们绝对有权知道吸收或使用了这种“产品”后，这些“成份”是否也会随着文化产品而进入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将会对我们的生活、思维和行为造成怎样的影响，是好是坏，是永久还是暂时性的。在把它们灌输给下一代前，我们更要了解清楚这些“成份”，不然的话，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这就是“知情权”的重要性。

　　我们要知道的是“产品”的“成份”，一种不可再分割的影响因素，本书可以告诉读者，文化“产品”的“成份”就是思维模式，我们的叫做“象化思维”模式，西方的是“量化思维”模式。只有了解“成份”才能知道“产品”的“功能”与“副作用”。对从表象总结而来的“作用”，我们似乎已经听得太多，听到中国人首先创制“十进制”时，我们心跳加速，为之兴奋，但我们只要再细想，现在我们都在学习西方数学时，又为之握腕叹息；看到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可等的进步时，我们反过来又会悔恨中国只有“帝王学”而没有民主，只有“道德文章”或“易经八卦”而没有科学思想，有人告诉我们，其实一切“古而有之”，只是失传而已。我们似乎听到这种乍惊乍喜的故事太多，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抓住产品的“成份”，所以这种事情仍在发生。

　　现在处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西方文化打交道，所以除了东方，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因此在这个“产品”中也包括了西方，他们的“产品”和“成份”，就是“量化思维”模式。为甚么好像一向落后的西方，就在上两个世纪中的时候把东方一下子超越了。现在，我们似乎在各方面都发展顺利，追赶西方的一天似乎是指日可待。起码，我们的高楼大厦要比很多西方城市的都要高，中国人也可送人上太空。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现在的发展路向，作再三的审度和考虑，因为下一回迎头而来的东西方竞争，不知会在甚么时候发生，97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事件还印象犹深，当年的“洋务运动”也建立了一支全球排行第六的现代海军（还领先美国海军），不过在一场战争中就覆没了。

　　我们都想知道，是否如别人所讲的，我们的文明只是在清初时开始落后，但是在此之前也是一直领先世界的。因为我们的文明曾经有过无数个“第一”，“十进制”的首创，“四大发明”等……又是否我们没能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式的科学技术，这与我们的儒家思想、君主专制或“八股取仕”有关。总之作为华人读者，在现时的信息环境下，都会很自然的提出以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权知道，更重要的是，这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也与我们的下一代有关。但是环绕着全球华人的，却是各种各样以外部现象观察而来的论调，对历史有着不一样的评价，加上在华人国家和地区中，都普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成就，经济增长令人刮目，工业也同样的高速发展，不过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有目共睹。这令到我们有时迷失，一种因为对自已和对对方不了解而来的迷失。但是怎样也好，我们可以对自已说，反正发展势头大好，只要继续干下去就可以，问题就可以暂时不问了，但是我们在安静时细想，也担心过这种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能够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我们都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迈向将来之时，我们有必要彻底的了解过去和自己。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也没有做到彻底的了解过去和自已。

　　本书的写作就为此而来，希望让华人读者看清楚人类认知能力在过去的发展，今天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其实都是东西方思维的产物。只有看清过去，才能正视将来。本书就是为了还华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知情权”与历史的“真貌”。本书将会肯定的告诉全球华人，东西方的文明从选择语言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现象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象化思维”所导致的文化现象无处不在，反过来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在无时无刻的加固着这种思维模式。我们的成功来自这种模式，不论是“四大发明”还是“十进制”，这是思维模式所赋予我们的成功，现代的经济成就也与“象化思维”模式有关，西方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样也是“量化思维”的产物。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所以在昔日，我们发展的科技与所走过的科技道路与西方的并不一样，中国文明的成功在思维模式，而最后被西方超越的也是思维模式。“象化思维”已经在历史中表现了它的最佳形态，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所以我们再没有必要过份亢奋或者自责，本书将让我们告别偏颇和漫骂，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毕竟最逼切的问题是要了解我们的“产品”。借助本书认识过我们的“产品”后，我们就能够也会明白到只有通过“大思维”来走我们将来的路，一条“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的竞争道路。因此，本书期望能带给全球华人的不仅是理性的信心，还有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动力。

　　《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份：

　　导论：

　　论述语言文字与大脑信息处理的关系，语言文字如何成为大脑中的主要思维工具，而思维工具的形态也导致思维操作的定势，这就是思维模式。

　　第一篇：东西方思维的形成

　　分析东西方语言产生文字的过程，指出汉语导致汉字的产生，而“印-欧”屈折语产生了古希腊字母。大脑处理汉字的模式最后形成“象化思维”模式，古希腊人发展“完全表音”字母的过程则产生了“量化思维”模式。并且总结出“象化符号系统”作为仿真“象化思维”思维操作的工具。最后还论说了东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

　　第二篇：东西方思维的内容

　　通过“象化符号系统”和“图例”模式分别解释东西方中的学术、文化、社会和行为现象。在西方思维方面，主要论述了西方思维工具的演进，以及以西方为代表，有关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最后也解释了作为人类共同思维模式的“原始思维”现象。

　　第三篇：从东西方思维到“大思维”

　　根据以上的论点，结合东西方思维优势而组合“大思维”，指出促进“大思维”的具体措施为“大战略”并阐述了其中的重点内容。

　　此为本书之初稿，文中如有错漏之处，请读者见谅，笔者恭候指正。

任见山（FreemanYam）
于澳洲雪梨字

tantiancai

大脑信息系统的结构：

　　大脑是人类的信息处理中心，这如同是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这种信息处理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过程。那么大脑是如何思考，又或者如何具有思维能力的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认识大脑的结构开始。

　　 大脑由大脑细胞（neurons）所组成，大脑细胞与身体其它部份细胞的不同点，在于它们有轴突（axons）和树突（dendrites），大脑细胞之间就以轴突与树突接触的方式连接（如下图）。

　　（注：“突触”为神经的功能性接触点，神经冲动是以电或化学的方式由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图中“箭头”表示神经冲动由一个神经元轴突的终末分枝（TA）或末梢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树突。）

　　突轴是一种大脑细胞的延伸分支，它的形状长而细。最短的可以只有几毫米长，最长的可以有过一米的长度，这种长的突轴用来连接大脑在另一边的细胞，这就是说在大脑不同位置的细胞部份，也可以通过这种长突轴相连。神经脉冲是由一些微弱的电流组成，当这股电流从大脑细胞的一端传至另外一端后，在开始这一端的突轴会因为接收到电流信号而分泌出一种叫“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就会通过渗透的方式，穿越在两个大脑细胞之间的缝隙，接触到下一个细胞的突轴，令它触发下一股的神经电流，然后再传至这个大脑细胞的另一端来激发再下一次的“神经传递素”分泌。神经信号的传递，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大脑细胞的“接力”方式来进行的。突轴是一个信号发生者和传播者，而树轴则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的接收者，两者的合力就达成了整个“接力”过程。以上的描述只是一个微观的传递动作，在宏观方面，我们要想象到每一个细胞可能是同时接触到上千个其它的细胞，这令到在一瞬间内，这个细胞可能要从其它细胞那里接收到上千个神经信号，再在第一时间内把它传到另一个细胞，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大脑细胞的“网络”结构呈现的是立体形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因为突轴的长度不一，这令到大脑细胞不单在局部区域内有网络式的联系，而且位于各区域的细胞也有跨区域之间的接触。大脑细胞之间的接触将会以可能是上千倍几何级数的方式向外发散，一个细胞连接上千个其它细胞，这上千个中的每一个细胞可能再接触到接着来的上千个细胞，这种“庞大”的网络结构令当今任何一个人为的网络系统（包括计算机或电讯网络）都无法与之比拟，而且它的信息处理速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要了解大脑处理信息的惊人速度，对于这种经验问一问自己就清楚了，以我们的大脑来说，处理一个图像或产生一种想法又需要甚么时间呢？！这就是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

　　当我们明白过大脑的基本结构和了解过大脑有如此“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后，我们就可能会问到，究竟这些大脑处理的“信息”又从何而来呢？大脑空有这样强大的处理能力，如果没有可以处理信息的话也是徒然。信息在大脑这台处理器中，基本上是以传送、转换和储存等形式来处理，这样也需要来自外部的新鲜信息。接收外部信息的机制就是人类的感觉器官，人类的感觉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视觉，听觉，触觉（包括：身体上的触觉，味觉和嗅觉）。

　　相对于输出信息的器官，在没有媒体的帮助下，人类主要的信息输出器官为发声器官和身体动作（这个包括了身体语言，如眨眼，手语，这里不包括书写（因为书写需要媒体如笔纸等））。可列表如下：

接收器官	视觉	听觉
输出器官	身体(提供动作)	发声器官

　　总结而言，以人类的感觉器官来分类的话，将会有以下的信息输入大脑：

　　视觉：物体的静态或动态图像、图画、手语（和一些肢体语言），文字符号

　　听觉：说话语言和自然的声音（包括人类发出的非语言声音）

　　触觉：味道，气味，皮肤对外界的感觉

　　以上这些信息都可以输进大脑，并且可被大脑作处理，同时大脑也就是通过处理信息的过程来认识外部世界。这样，大脑对外部输入或内在储存信息的处理过程就形成了人类的思维过程。

　　以外部信息的功能性来划分，这些输入大脑并对大脑细胞起刺激作用的信息可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两种。“语言”信息是一种人为的信息组合，通过视觉和听觉为渠道所收发的信息，如手语、肢体语言、口语语言和文字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这些语言信息具有如下的共同点：

　　*由单元组成，单元数量有限，具重复性，如音节或音节组合，手语标志，字母和方块字，符号。

　　*单元之间有差异性，可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这仅限于盲人字体）完全辨别。

　　*单元以连续方式出现，单元之间可以有间隔停顿，带有规则性，此为“语法”。

　　*单元都是人为造成，人既可发送又可接收，如听说看写。

　　（注：这种“单元”又可称为“符号”）

　　至于“非语言”信息就是“语言”以外的其它信息了，如对象或人的静态或动态图像、图画、味道、气味和皮肤对外界的感觉。图画并非语言，因为图画不是由单元所组成的，虽然图画可以携带大量信息，但它没有“语法”规则，因此不适合大脑的准确理解。

语言与思维：

　　在这里，我们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会产生人类的语言”这个问题。语言的出现离不开人类集体群居的生活方式，群居令人类之间产生了在生活接触中沟通交流的必要和冲动。出于这种原始动机，人类需要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些工具或途径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人类如同其它动物一样，首先在自己的身上开始寻找这种可以沟通的工具，因为这种可随时使用的工具不应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因此这种工具最好是身体的一部份，而且与身体的感觉器官有关。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接触并终身使用这种工具，而且人类还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它，通过反复的操作直至完全掌握。

　　为了能够通过发送和接收信息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在开始时可能要指示不同的对象（这就是“名词”的出现），直至表达不同的行为（“动词”的出现）。所以这种工具所携带的信息一定要有差别性，它的差别性可以区别不一样的信息（概念），而且各个信息（概念）都可以让大脑分辨和认识。因此，人类就要找出这种可发出可辨别和不同信息的途径。幸好，人类的进化过程把人类完全与别他动物分离开来，既赋予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本领，还有发出多种不同声音的能力（人类的喉部比其它的灵长类动物位于气管的较低位置，这样可令人类发出更复杂多变的声音），直立行走令人模拟其它动物多出一双手，一双不需要从事行走和支撑身体的自由之手，而且手上有十个指头皆可灵敏活动。所以，人类就可以利用发声器官来传送不同的语音—口语语言，之后通过听觉来接收语音，又或者用指头或上肢体的动作（但肢体动作最后简化为手部动作）来传送不同的视觉符号—简单的“手语”，再以视觉器官来接收。由此可知，人类具有两种可发展的沟通渠道，或者可以说是两种发送与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最后人类只选择了口语为主要的发展对象，令口语成为了我们在书写文字以外的唯一沟通工具，而手语只成为我们专门为失聪人士开发的交流工具而已。如果我们有兴趣思考一下，为甚么口语胜过了手语而成为人类主要交流工具的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以下关于口语和手语在使用（操作）上的利弊比较：

口语	手语	比较结果
不受光线影向﹐在夜间也可沟通	受光线影向﹐也受距离影向	口语优先
用较少的身体能量就可发声﹐比较容易	需要手部动作﹐动作比发声消耗更多能量	口语优先
口语交谈过程中﹐双手可作其它用途﹐如工作劳动。眼晴不需要集中看着对方。	手部不能作其它的任何用途﹐眼睛必须集中在对方的手部运动上﹐视觉器官完全被手语沟通所占用。虽然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可作其它用途。但是对人类来说﹐双手是我们最主要的劳动工具﹐眼睛也是人类最主要的信息接收渠道。	口语优先
信息滞流时间短﹐下一个语音将会覆盖上一个语音。	信息滞流时间短﹐下一个手语符号将会覆盖上一个手语符号。	口语手语一样

　　由上表可见，相比口语来说，手语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人类当然会选择口语作为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人类放弃手语使用口语的原因，仅仅是基于两种工具在操作上的利弊，并非两者在传送信息的功能差异上。这就是说，有别于两者的操作利弊，对大脑处理信息的功能而言，口语与手语都同样对大脑提供到携带信息的作用。回顾上文有关的语言特性，我们可以发现，指头动作和口腔发出的声音，这两者都具备了语言的特性，这说明由指头动作组成的手语与声音合成的口语都能够制造出一个个具备一定复杂性、可重复和可辨别的语言单位（如下）。这些语言单位不论是来自手语或口语，它们都同样可以对大脑构成“印象”，这些以单位形式出现的印象就是信息的载体，当它们有规则的连贯出现时，就构成了“语言”。因此，手语与口语都能够提供到同样的信息功能，对大脑的信息处理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就是说就信息处理的意义来说，口语和手语其实就是一种完全“等价（相等）”的语言。

美国手语（“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

　　事实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现时的手语，就会了解到，手语可以具备如同口语一样的复杂性和表达能力。基本上，现时的手语来自模仿口语的方式而专本为失聪人士而设计，如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美国手语），不仅有表意的手语符号，也有表示英文字母的手语符号（如上图）可以组合出英文单词，这种手语表达能力可与口语无异。

　　因为手语与口语具有以上相似的信息携带功能，我们就可以认为手语与口语同为两种“等价”的语言，这是从分析信息载体后得到的结论，但是大脑作为处理这种信息的主角，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口语和手语呢？如果这种假设是事实的话，这就说明大脑并非对口语存在着特殊的“偏向性”。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只要对大脑造成“印象”的信息效果，也就不计较提供这种“印象”的载体。这就是说，“语言”的本质只是“信息”，不论是“口语”或“手语”语言只要能够对大脑构成“印象”，让大脑能够处理，这样就可以成为大脑可理解的“语言”信息，这种沟通方式也就可以成为有效的语言了。

　　为了能够客观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的实验结果。这个实验发生在七十年代，由加拿大心理学家Laura Ann Petitto与她的研究小组共同进行。这个科学实验的对象是两组初生的婴孩，一共有5个婴孩，第一组是2个失聪婴儿和他们的失聪母亲，他们的母亲都懂得使用ASL（美国手语）作交谈；另外一组是3个健全的婴儿和他们同样健全的母亲。在这个实验里，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用口语或手语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教导他们使用口语或手语。研究小组通过婴儿进行这个实验，用意就是要观察他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因为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对于语言这种人类的“产物”，他们的大脑完全是“白纸”一张，对此一无所知。研究他们掌握手语或口语的过程，就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如何由“零”开始吸收和处理各种语言信息，这两种语言包括了视觉符号的手语和听觉符号的口语，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大脑是否因为不同的信息渠道而造成在信息处理上的差异，大脑是否对信息载体具有偏好性，又或者在大脑里已由先天基因设定了某一种语言具有优先性。

　　在本实验中，研究小组使用摄录机记录两组婴儿的发声变化和手部活动，观察他们在10个月，12个月和14个月这三个年龄阶段的情况，这个从初生到第14个月的时期就是我们称之为“牙牙学语（Babbling）”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作为一个正常的婴儿在成年人的语言带领下（因为婴儿从听觉模仿中学习语言），他们学习语言的阶段可示之如下：

时间(月)	婴儿表现
0-1	哭﹐发出的哭声没有特别的意思。 之后﹐哭声中有声音上的变化﹐可能指示的是饥饿﹑害怕或想睡觉等不同的感觉和意图。
1-2	开始发一些‘元音’ 语音﹐这是‘咕咕学语(Cooing) ’ 的开始。
2-6	发出更多的元音﹐向较有难度的元音挑战﹐除此之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咯咯的笑声等﹐这段期仍处于“咕咕学语(Cooing) ” 阶段。
6-8	可以发出一些组合了元音和辅音的音节﹐并且可以重复的发出这些音节。
9-10	大脑开始能把某些声音—单词联系到对象或人物上﹐如知道‘杯’这个单词指示的是杯的对象﹐‘妈’ 这个发音所指的是眼前妈妈这个人。
11-13	可以成功说出单词﹐并且真正开始了使用语言的人生历程。

　　从实验观察中，研究小组发现失聪婴儿如同正常的婴儿一样，同样的经历了“牙牙学语”的阶段。当然因为他们不能听到声音，所以也不可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用口语来“咕咕学语”，相反，他们使用手指来学习。相对正常婴儿发出“元音”或“元音”与“辅音”结合的音节，他们会尝试以指头的不规则活动来模仿母亲的手语，续渐的他们会做出一些手语的“音节”（手指的组合动作）。在开始的阶段，他们也像正常婴儿一样不懂得把手语符号联系到对象或人物上，但是经历了正常婴儿的所经历的相同时间后，他们最后也能成功进入使用手语的人生阶段。

　　除此，根据另一项的实验结果，在父母双亲其中一方为失聪人士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我们可以视之为另类的“双语”家庭，这些孩子就如同来自其它口语双语家庭的孩子一样，不会只是选择性的使用其中一种语言，这就是他们对口语或手语没有特殊的偏好，他们都能在需要的场合中或对需要的语言对象，既自由且流利的使用两种语言—口语或手语。

　　如果手语能够具备与口语同样的表达能力和语言功能，两者对于大脑的信息处理来说，就可以认为是两种基本等价的语言了。因为对大脑来说，手语和口语都能够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向大脑输入“符号”，不论是手部动作的视觉“符号”或是声音构成的听觉“符号”，它们的输入就对大脑“烙下”了“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信息的载体，“印象”一旦联系上外部的事物就可以成为了我们所讲的“概念”。因为这种“印象”与视觉的图画不一样，它并非是独立或分散的，而是在“语法”规则下作排列，这样就成为“语言”。因此，手语与口语在提供“印象”功能上令两者完全等同了。两者都是一些以不同方式可指示信息的“符号（印象）”，而且每一个“符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以分别指示不一样的信息概念，还可以通过组合串联的方式来表达更加复杂的信息。这就是“口语”和“手语”的信息意义，以及具备了开发大脑信息处理能力的功能。“口语”在当初因为出于人类之间的构通需要而产生，但是人类只要把沟通的对象反过来投放到自已身上，这种“自言自语”的自我沟通方式就导致了人类思维过程的产生。有关思维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中再作详细分析，现在我们再继续有关“手语”与“口语”对大脑构成“印象”的话题。

　　在大自然中，因为人类具有特殊的发声器官而发展出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又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开发了人类的思维能力。这样也就可以部份的解释到，为甚么人类可以创造文明，而同为灵长类动物的猩猩猴子却不能，因为在生理结构的限制下，猩猩不能像人类一样发出这样多变的声音，因此也就没有人类这种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而“语言”对大脑造成的“印象”刺激，又是开发思维的重要途径，于是无形中成为了人类和动物在思维能力上的“分水岭”。虽然，“猩猩”这种动物没有人类一样的发音能力，但是“手语”在语言上与“口语”等同，如果我们用等价的“手语”代替“口语”来教“猩猩”沟通的话，那又会怎样呢？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实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结果吧。在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Allen Gardner和Beatrice Gardner，把一只只有10个月大，名叫Washoe的猩猩放置在一个完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进行实验，在它完全学会基本的人类日常生活习惯，如“进食”和“如厕”等后，研究人员开始教它使用“美国手语”（ASL）。在开始的七个月中，它能掌握4个手语，以下就是接着来的发展进度：

　　*14个月后，Washoe学会了另外的30个手语。

　　*51个月后，Washoe又学会了一共132个手语。其中包括了“鞋”这个总类的概念，“花”的概念；它在学了8个手语时已经可以表达如“you me hide（你我藏起来）”“you me go out hurry（“你我匆匆出去”），“listen dog（“听，狗”，当它听到狗在叫的时候）”。

　　对于学习手语，人类以发达的思维作为基础，这个思维基础是人类经历数万年而成的进化结果，猩猩虽学了几个人类手语，但是毕竟它的思维能力有限，所以也不可能从此就具有了人类一样的沟通能力。不过，这个实验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具分辨性的和可以自由使用的符号，不论是视觉的或是听学的，以此作为信息的载体对大脑造成“印象”效果，有了这种符号提供的“印象”效果，它们就可以成为大脑处理信息的“素材”或者是“工具”，这样不单可以开发生物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思维能力也由此而发展起来，Washoe毕竟表现出比其它猩猩具有更高的语言和思维能力。

　　从以上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令我们确信，大脑中不存在令口语成为我们的当然语言的语言基因，人类选择使用口语作交谈工具的原因，完全因为是使用上的便利而已。这正如上文所列出的手语与口语的利弊比较一样，最初为了人类之间交流的需要，大脑只需要一些通过本身身体就可以发送和接收，以及可辨别的“符号”来指示的信息，这里的信息也就是概念，概念指示出指事物、动作、空间、时间和逻辑关系，而人类的手语和口语都具有了这种功能，因此对于大脑来说两者都具备了同等的信息効力。

　　在本文开始的部份，我们一起了解过大脑中的细胞组织结构，我们得知大脑作为一个“硬件”要比现今任何的网络都要复杂，但这只是一个硬件而已，那么大脑中的“软件”和数据信息又从可而来呢？如果大脑在从未输入过任何外界信息的情况下，这就如同计算机中所有的储存单位在开始时，只是“零化”的空白记忆一样（如下），所以大脑需要通过感觉器官有意或无意识的引入信息，在人类进化的初期或初生婴孩阶段，在还没有语言出现的时候，大脑里的信息状态可以通过下图表示：（因为还没有语言的出现，而只有“非语言”的信息。）

　　视觉（图）：自然景物，人类或动植物

　　听觉（声）：自然界的声音

　　触觉：对自然事物的皮肤触觉，嗅觉（嗅）等

　　（注：

　　虚线：指示大脑信息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

　　实线：大脑内部信息之间建立的联系，从信息角度看，由零的量变成了有意义的信息储存，在大脑思胞内一方面储存了对象的图像，另一方面也通过细胞自身信息状态的改变，把两个有关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鸟的图像“鸟（像）”和鸟的叫声“鸟（声）”，因为都出自鸟这个实体，所以两者在信息上有联系。）

　　从上图可见，本来是内部“一片空白”的大脑世界，现在以本身的感觉器官接收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后，大脑细胞就把图像和其它感觉信息储存下来，并且它们之间也建立起了相关的联系。这种由“无”到“有”的信息储存，包括大脑记录了事物的相关的联系信息，这种过程我们可以视之为大脑的“开发”过程。在大脑中，相关信息的储存和上图以直线表示的联系越多，可以反映出大脑内的信息也就越复杂，同时也发展出更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当语言因人类交谈的需要而产生后，语言所发挥的功能再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交谈工具而已，同时也直接的开发了大脑的功能，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副作用”。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人类文明完全受益于这种“副作用”，见下图：

（注：“（言）”表示这是一个口语语言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手语对大脑信息处理来说完全等价于口语，所以在失聪孩子的大脑中呈现的是如下的“概念”（如下），我门发现口语与手语只是在概念获得的途径上有差别而已，而在信息的价值和概念联结的方式上是完全无异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手语”发展出的思维与“口语”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维能力。

（注：“（手）”表示“手语”概念。）

　　由上两图可以反映，当语言出现后，概念的数量增加了，除了图像和听觉概念外，也增加了“语言”（包括“手语”或“口语”）概念，而且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联系也呈现出更加网络化，大脑功能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不过，这只是第一个阶段而已。在这一阶段内，语言概念只限于指示事物名称的“名词”，没有涉及到表示“名词”之间动态关系的“动词”，动词将会在名词之后出现，这个动词除了可以表示两个对象的动态关系，如“老虎吃兔”，“树开花”等，还可以在表示个体的“我”（这个“自我”意识在大脑有一定开发程度后才开始萌生）和外部物体的关系，如“我吃肉”，“我想去那里”等。但是，因为名词出现在动词之前，所以当时的语句顺序会呈现为“主宾谓”语序：名词（主语）-名词（宾语）-动词（谓语），一般的句子就成为：“老虎兔吃”，“（我）肉吃”，“（我）那里想去”。从语言历史可知，虽然现今大部份的语言都是“主谓宾”的语序，但是从历史文献上发现，这些语言在早期也经历过“主宾谓”或者无固定语序的时期，包括汉语和英语。现今的日本、韩国，蒙古，土耳其和印都（印度）语等都是“主宾谓”语序的代表。

　　那么动词的出现又如何在大脑细胞中凝聚概念信息呢，请看下图所表示在动词出现前和之后的分别：

动词出现前：

　　看过“鸟吃果”的情景后，大脑把这个情景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同时把这个图像信息与现存的“鸟”和“果”概念联系起来。

动词出现后：

　　如果需要表示这种较为抽象的动词概念，就只能通过语言来作指示，大脑通过“口语”的语音作为“印象”携带起动词的信息。动词的产生最后令到人类的语言变得完整，因为完整的句子在这时也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语法规则”的诞生，“语法规则”规范了各个词语在句子中的空间位置和语法功能，也就是单词与其它句子成员的关系。

　　比较动词出现的前和后，我们可以看到加入新动词之后，大脑开阔了概念的领域，不仅是增加了概念储存的数量，而且还进一步多强了网络化，也因为引入了动词这种关系性词语，这导致了逻辑和语法的萌芽。因为动词并不像名词那样，可以被单一的图像直接指示，这就是说，动词并非指向如树或山一样的对象，它是一种较为抽象和升华的概念，人脑需要在经验过为数不少有关于动物或人类进行某个动作的场面后，才能总结出某个动作概念。如“吃”这个动作，大脑要观察过不少关于“吃”的“场面”才可以提炼出“吃”这个动词，对它加以认识并在最后把它与“吃”这个口语单词联系上。在这个动词的认识过程中，大脑的信息处理就牵涉到一定的“归纳分析”等逻辑过程，这可以算是大脑在思维力上一个质的飞跃。在使用动词时，大脑要求把这个语言概念与其它的单词如名词联系在一起来表达，为了便于对方的理解，这种单词的联系就一定要有规律，对规律的总结也需要依赖一定的思维能力。于是来到这个阶段后，大脑已经具备有这种由总结动词概念而发展出的思维能力，现在可以把这种思维力应用到制订基本语法上，最后把“语法规则”再储存到大脑的另外一个位置，并且用额外的大脑细胞把语法区和位于大脑其它部份的名词区与动词区连系在一起就完成了。在大功告成后，大脑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跃进到一个“新时代”。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为甚么刚才提到了语法区、名词区和动词区，这是否说明大脑会根据语言概念在功能和信息性质的分类，以不同的区域来存放这些信息呢？答案是对的，这是一个事实。科学家通过对那些大脑局部区域因中风或意外撞击而所损的病人进行语言测试，最后总结出以上的结论。当这些病人在大脑某部位受损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说话时没有语法结构，或者不能说出动词而只能说出名词，又或是只能说出名词，如果有数个区域受损的话，他们会严重丧失语言能力，但对这种病人影响更大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没有了内部说话—自言自语的能力，令到很多需要“内部说话”来思考的事情无法做到，例如是没有心算能力等，在计算“(2+4×12+234)÷4”的结果时，我们往往通过心算来完成，这种心算就是“内部说话”的过程。

　　大脑在完成了对动词的认识后，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介词”，那些指示时间关系，如“之前”，“之后”，和空间关系如“在之上”，“在之下”，“向下”等词语，这种介词的认识过程就如同总结动词一样，大脑最后把介词放在另外一个区域存放，再更新一下语法区令它也包括介词的使用就可以了。其实在语言成熟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可以把思维能力再推进一步，但并非每一种语言都完成了这一步，这就是“类词”的出现，如同“水果”是“苹果”和“香蕉”的类称。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份的土著语言只有众多的专门名称，但就是没有对所属物品的种类名称，如爱斯基摩人有几百种对不同种类的“雪”的名称，但就是没有“雪”的类称，如有些岛屿的土著，有对不同树木的专门名称，但就是没有“树”这个总称。那么为甚么他们有总结动词的能力（他们的土著语言绝对是具功能性的语言，如同我们的一样），但就是没有走出这一步呢？这个可以从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结构和环境来作解释，在他们的生活中可能还没有使用“类词”和“归纳逻辑”的必要性，所以也就不需要发展这种概念和思维能力了，在没有产生“类词”的情况下，他们的思维能力也就不能因此而获得进一步的提高。请看下图就可明白到，大脑如何受益于这种“类词”的产生：

“类词”产生前：

“类词”产生后：

　　由上图可见大脑内的信息世界，除了增加了概念和网络联系外，还发展出“产生类词的原则”，它自产生后也与相关的类词发生了联系，我们可以把“产生类词的原则”理解为“归纳思维”的发展。这套原则和类词也像动词一样，存放在大脑中不同的位置。因为科学家发现其中某些大脑受损的病人，他们有些只能说出所见物品的类名，或者只能讲物品的专有名称而不是类名。可见，类词与专门名词各自所属大脑的不同域区。

　　总而言之，因为人类有沟通交流的需要，在发展语言之后，人类的大脑细胞也同时受到外部语音的刺激，以及对语音信息的运用处理而开发了细胞之间的网络联系和改变了部份细胞携带信息的状态（如计算机中的“0/1”值），这就是大脑思维能力的开发过程。笔者以下图总结一下大脑被开发的情况：

概念	联系	法则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名词(专有名词)	与对象图像	没有法则﹐因为名词的本质并非用作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
动词	与动作图像和其它语言概念	产生与动词有关的语法法则
介词	与空间图像和其它语言概念	产生介词法则﹐介词语法
类词	与语言概念和图像	产生类词法则

　　现在我们了解到，在大脑的信息世界中，主要是图像、语言概念（名动介等词）和语法规则（非语音性），通过细胞本身的信息和细胞之间联系状态的方式来作储存，这些概念和信息都是后天通过学习和认知得到的，全部都是大脑信息处理（思维）的基本素材，在这一点上读者不应该对它再存有怀疑了吧。不过，在上文中对于图像信息的记忆和处理并没有太多的说明。故此，读者可能会提出，难到思维的工具只是由这几个主要的部份组成吗？没有了语言概念难到就不可以思考了吗？为基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想象来构造出一些我们未曾经验过的新图像，有时还可以通过图像作一些逻辑上的分析，如想象到事情发生的后果，又好像是导演和画家们通过大脑中浮现的图像来指导拍摄或创造艺术品呢？其实只要我们明白到大脑是如何处理图像的话，我们就可以解答以上的疑问，而只有解答了这个疑问后，我们才可以完全明白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研究大脑的专家们估计，大脑中有一种叫“收敛区（CZ，Convergence Zone）”的动态区域，这个“动态”的意思是指它的存在并不限于某一个大脑区域，可能是布满大脑各部份或者甚至是随机分布。它的功能就是把概念分散储存。当需要调用概念时，就会采用相反动作把零散分伂的信息再“化零为整”组合出需要的概念。在大脑处理图形时，就是以CZ的方式进行“肢解”，把一个对象的图像分解成成千上万个点、线或面的部份，就好像计算机在处理图形时，把图像分解成千万个“像素”一样，但整个处理过程仅在瞬间便可完成，而且不在我们“显意识”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也不可能只调用其中的一两像素点或线，或者通过“显意识”来认识整个分解过程，也就说我们不可能意识到这个过程的任何内容。因为有了点和面作为图像的元素，我们就可以想象（创造）任何不曾经验过的图像。不过，因为这些点与面的素材来自我们视觉所获得的图像，所以这些图像概念不能像语言概念一样，可以指示抽象的概念，如“无限”这个概念，而只能重构出与记忆中图像有关的图像概念，这就是以图像指示概念的局限性。

　　这个CZ区不单单是用作处理图像，还可以用作处理口语概念来进行输入和输出过程，如下图：

　　当我们想要说出“杯”的汉语读音时，“杯（汉言）”的CZ区就开始工作，并搜索出辅音/b/和元音/ei/来拼出“杯”的读音，然后再指使联系发声器官的CZ区，调用不同的肌肉部份拼读出“杯”的汉语发音。如果大脑接收到一个读音，CN区就以相反动作，把读音分解成元辅音再作储存。至于有关大脑处理图像信息的形式和具体过程，本书在下一篇中将有详细讲述，因为本文以论述语言和文字为主，所以现在请看以下一节。

从语言到文字：

　　当初人类为了交谈的需要而发展出口语作为沟通的工具。之后口语不仅胜任了作为交谈的工具，同时也开发了思维能力而成为了思维工具。人类的口语发展定形后，我们的祖先又感到有需要把语言记录下来，这样既可以让同时代的人读到这些信息，还可以留传给下一代人，于是就是把要表达的信息或是要说的话长时间的保留下来。在最初的时候，人类尝试在媒体上（如石头，木头）以作画的形式来表达信息，之后受到语言交流的启发，又曾经为融合语言与绘画而作出过努力。本文跨过了文字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进入文字时代，有关文字的发展史请参看下一篇。现在，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语言和文字的形式：

语言	文字
以人脑记忆的方式保留﹐记忆会随着时间失去﹐最后随着大脑的死亡而消失。	以媒体保存﹐如纸﹑木﹑石﹑金属。保留时间长﹐时间长短取决于载体的品质寿命﹐一般比人的寿命要长
在交谈过程中﹐语音在时间上的滞留时间短﹐前一个语音会被下一个覆盍﹐要想回忆上一个语音﹐很多时候需要求发话者再重复一遍或在需要在脑海中回忆。	一旦文字写于媒体上﹐文字阅读者对上面的文字可作无限次反复重温﹐完全不受文字在文章中所处位置的影响。
受空间(在没有电话的情况)和时间的影响﹐声音的传送受距离所限﹐当代人不可能与上一代已逝世之人交谈。	只要媒体能传送到哪里﹐文字就可直达哪里。当代人可从文字上了解上一代人的思想。

　　除了需要实时作信息交流或者在缺乏媒体作记录的情况下，文字在功能上都胜过语言，特别在信息的传达有超越时空的需要时，文字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可见文字相对于语言，绝对不等于口语相对于手语，在后者的比较里，由于使用上的便利，口语完全压止了手语的发展，但在前者的比较中，文字与口语却互有补足，功能各异。因此，文字就在这样的需求下诞生了，并且与口语共存至今。当初因为人类有交流上的需要而发展出口语语言，同时口语却“意外的”开发了大脑的思维能力，从来又因为有保留记录思想与信息的需要而发明了文字符号，这一次又进一步开发了大脑，请看下图：

（注：“山（文）”表示大脑通过文字认识的概念。）

　　由上图可见，在原有的图像与语言概念之外，有部份的大脑思胞用作记录文字信息，从而进一步开发了大脑，大脑内的细胞网络再次得到扩大。从本图指出关于文字对思维的影响，以上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字后来所带来的“副作用”（留待本书后部论述），奠定了文字符号成为了思维最有效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没有书写文字的情况下，大脑只能运用大脑细胞所储存的图像概念、语言概念（动词，名词等）、语法和组词法则的逻辑能力作为思维工具来思考，这基本上是以一种上文提到过的“内部说话”的方式来进行。除此，我们还可以把自已的分析结论告之他人，让他们以你的结论作为基础，再继续“接力”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思维的能力。如果大脑以语言概念作为思维工具的话，这个思维过程将会以“内部说话”的形式出现。因此正如上表所提到的，语言声音的滞留时间十分之短，而且语音对大脑造成的信息“印象”也不深刻，上一个语音将会被下一个覆盖（语音的“印象”在这时也可能被覆盖了），就算没有下一个语音的情况，这个语音因为它有声音消逝的本质，所以滞留时间也有限，这就是我们日常说话的经验。基于语音“印象”具有消逝和被覆盖的本质，当我们想增强对阅读文章的记忆，或者加强以“内部说话”的方式来思考时，大部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采取大声朗读同时自我聆听的方式，它的功效可由下图作解释：

　　（假设在大脑中要进行可分三部的推导时，如由X至Y再到Z，以符号表示为：X→Y→Z）

　　可见通过听觉神经对大脑细胞以听入方式作再反馈，可以再加强大脑细胞中的语音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滞留时间，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经验，验证到“内部说话”是以语音概念作为主要思维工具的正确性。例如我们观察一下3-5岁的小孩，当他们在玩一些要求思维活动的游戏时，如“拼图”，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在“自言自语”（Egocentric Speech/Self-directed Speech）的说，“这个红色的，那个应放在这，还要一个蓝色的……等”语句，这些就是他们大脑思维活动的反映，这些“自言自语”的方式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显然是较少的。除了成年人在进行一些如“计算”一类较复杂的思维活动外，我们很少“听”到成年人在“思考”。这是因为从婴孩时期开始，我们的思维活动从我们学会的“语言”开始，并使用它作为工具来思考，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大脑思维能力的提高，我们有能力把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完全“无声化”，就是不再需要说出我们整个思维的过程，只要把它放置在“潜意识”中运行就可以。所以，越是能较早学会运用语言的小孩，就可以越早开发大脑的思维能力。因此，那些所谓“口齿伶俐”的小孩往往显示出“早熟”的聪明。

　　话又说回来，在“自言自语”的思维中，正如以上提到语音概念有较短停滞时间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会给大脑对实现长时间、多步骤的复杂思考带来困难（虽然大脑可以把“内部说话”的暂时性结论储存起来，再开展下一段的“内部说话”，正如以“接力”的方式来思考一样，从而延长了思考过程，但毕竟大脑对回忆之前“内部说话”中的准确内容存在着一定难度，正如聆听别人说话一样，我们也很难把对方的所有说话都一字不漏的记忆下来。）。作为单个的个体，对操作长时间“内部说话”这种思考方式的确有一定难度，这样的思考过程也就不能迅速有效的得到一个最终的思考结果。有鉴于此，人类较喜观以双人或多人的方式进行交谈，讨论甚至以辩论的方式来“思考”，其实这就是一个以论点的反复交换方式来完成“接力”式的思维过程。犹其是辩论或讨论，如下图所示，在第一种情况里，对于同样的步骤，大脑可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得到结论C；在情况二里，大脑可通过这种讨论或辩论的交流方式，可能有机会得到在单个大脑思考的条件下无法得到的结论C”。由此可见，以讨论、交谈或辩论的方式开展思考就可以提高大脑的思考效率和质量，所以西方人从古希腊人开始已经懂得利用这种方法（这也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听觉思维”有关，本书将有详细论述），这样就可以明白到为甚么他们特别提倡这种辅助性的思考方法了。

（注：图中的“虚线”线箭头表示推导（推理）过程，箭头前为“条件”，箭头所指为“结论”。）

　　在文字符号出现之后，语言思考的不足得到了文字方式的补救，这样就为更复杂的大脑思维过程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故此，如果我们以文字符号作为工具来思考的话，对于同样的推导，概念信息就不存在消失的可能性，因为思维的过程不仅可以在媒体（书面）上进行，而且媒体上的文字可以通过视觉对大脑中相对应的概念作无限次反馈，这样就杜绝了大脑遗忘信息的可能，除非我们没有把这项信息写下来，只要用文字表记了，就可以让大脑作无限次的阅读。如下图：

　　有了对大脑细胞作无限次信息反馈这种可能性为后盾后，于是大脑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复查在文字篇幅中的任何一个字眼。因此，大脑的思维能力就得到了质的提高。以上所提的好处可以裨益个人，也就是在“微观”方面的情况。如果在“宏观”即群体方面，在结合人类历史的情况下，文字这种令信息除了具有可跨超时空的保留性外，还可以令到思维活动从个人的范围中扩展开来，而让思维活动演变成为一种打破地域和时间界限的集体活动。当更多人以同样的文字工具进行思维活动时，这种工具将更臻完善，令改良后的思维工具更有利于将来的思维活动，如同英文的进化和数学符号的演进一样（本书将作详解）。再者，就算以不同的文字进行思维，但是不同文字所指向的概念也有共通性，人类的思维活动也就可以对每一个个体开放，让个体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如下图）。如同人类的哲学和科学成就，其中也就不能缺少人类的集体参与。我们在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也是全人类的成果，个人的认识范围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唯有文字令到以上的一切成为可能。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语言文字的出现，不仅能够满足到作为初衷的沟通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发展了大脑的思维能力，因为在没有语言文字产生之前，大脑中除了从视觉和触觉器官那里被动接收而来的“印象”外就是“一片空白”，而只有在产生了语言和文字后，大脑细胞的信息储存和联系才被大规模的开发起来，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了思维的主要工具，其实也是“唯一”的思维工具，现在，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共识了。在语言与文字两者间，后者的文字在信息的记录上远远优于前者，作为思维的工具也就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不得不令思维操作更依赖于文字而非语言，文字模式直接影响到思维的发展形态。所以，作为了解思维模式的目的，了解文字就成为了认知思维模式的最主要途径。人类“三思而后行”，思维完全指使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行为只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在一个区域内所有人的行为累加在一起，也就形成局部的人类文明。因此，要研究某个社会文明的产生过程，还有这个社会的行为模式，我们就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社会中有关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方法和思维倾向），要了解思维模式就必须从思维的工具—语言文字开始了。工具的使用能令到人的行为出现模式化或倾向性，在以下的两个例子中，第一个是真实的个案，而第二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它们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到，使用的工具可以如何影响到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模式，其中影响的程度又有多大，请读者思考一下，本章也以此作结。

西方人和东方人对吃鱼和牛肉的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进食餐具是筷子，而西方人是刀叉。对吃鱼这件工作来说，筷子就显得比较灵活，不但可以夹起细小的鱼肉，还可以挑出鱼骨刺，但西方人的刀叉也就较难胜任了。所以西方的菜式中也极少看到有东方人爱吃的蒸全鱼（意大利菜也有一些），他们则较喜观吃鱼肉块，因为里面没有骨刺。相反，东方人也没有牛排这种西方人的日常菜式，而只有像牛肉片这种较小块的牛肉，更没有吃半生熟牛肉的习惯。因为只有用刀叉才方便在进餐时切割大块的牛排，而只有用整块牛排来加热才容易造出这种外熟内生的效果，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半生熟的吃，整块牛肉也因为过火而变硬，这样就很难吃了。所以，西方也就形成了这种吃半生牛肉的习惯，中国人就较难接受这种吃法，中国人还是较喜观吃蒸鱼。可见，这就是工具在功能上的差异而造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模式）。

以小斧和电锯伐木的模式

　　假设两个伐木工人，一个只有一把小斧，但另一个却有一把电锯。这把小斧和电锯都分别是他们唯一的砍伐工具，虽然使用小斧也可以砍下粗大的树干，只不过时间要长多了，可能需时半天或更长。但我们可以想象到用小斧的工人只会花较短的时间去伐些小的树木而非大树，因为小树的木材也有特别的用途，也可以卖钱维持生计，所以他会倾向花时间来伐更多的小树而非大树。相反，拥有电锯的工人就会去伐大树，尽管他也可以砍小树，但是电锯伐大树也就再适合不过，工作成绩也更显著。可见，工具在功能上的差别自然主导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tantiancai

世界语言文字发展一览

从“语言”到“文明”的必然性：

　　从本书的“导论”，我们明白到语言文字就是大脑思维的主要工具。而且大家都会同意，语言（指“口语”语言）能力是人类的天生本能，文字的出现是发生在语言之后，可以视之为语言功能的延长。

　　人类的行为离不开大脑的思维，在行为上除了一些是“本能”的动作之外（如进食），大部份的行为都是大脑思维的结果，也就是人的行为直接受到思维的指引，而“文明”就是人类总体行为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要认识世界上人类思维的差异和各种文明发生背后的原因，就不得不从了解世界语言文字着手。在语言文字对思维和文明的作用里，文字虽然后于语言出现，但它却令到大脑的思维能力和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关于文字的重要性，在“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介绍，所以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

　　有鉴于此，本章将己讲解世界文字的发展为主线，在语言方面只讲述一下世界语言的分类，至于语文的具体语法内容，将在本书以后的部份，以“汉语”与“英语”作为代表，另加一些其它的相关语言，再作出详细的阐述。

　　在现今的世界文字中，基本上根据文字结构中的表意与读音原理，把文字分为“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我们都知道后者就是“汉字”，而前者基本上就是汉语以外的语言。虽然它们通过不同的“拼音字母”系统来书写，但书写符号都具有表音功能，都以表记语言发音作为记录信息的手段。而我们发现在世界语言中，只有“汉字”是例外的，“汉字”与别不同的地方是，它以“表意”的方式指示概念，但是为甚么偏偏只有“汉字”能够成为世界文字大家庭中的“异数”，只有它是直接通过文字的字形来携带语言信息的呢，而没有采用“表音”的方式，“表音”方式通过文字指示发音，再以发音来重组出携带语言信息的“口语”。要知道在人类发明正式文字之初，图画式的“象形文字”首先成为了人类用作记录“信息”的工具，在读取记录下的“象形文字”时，“象形文字”所指示的信息再转换为可用语言读出的信息。不过，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有“汉字”能够完全继承“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发展成为今天以“表意”作语言表达的“汉字”系统。

　　当我们读过本章节，在了解过其它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曾经对发展“象形文字”所作过的尝试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只有“汉语”能够发展出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书写系统，这也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现象，也是历史发生的必然结果。其它的民族也曾为“表意”文字作出过努力，但是最后还是明白到，对于他们的语言，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如“拼音”文字般有效，因此他们的表记工具也就很自然的走上了“拼音”文字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明白到语言文字对大脑思维模式的客观影响，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建基在文字模式的必然性上，这就说明现有的思维模式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必然的客观现象，然后由思维模式引伸出了行为模式，由群体的行为而创造出集体文明、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在文明独立发展的情况下，整个文明的产生也显然具有了“客观性”，而不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那样，我们为历史而“喜”或“懮”所溅发出的泪水，其实也只是为必然的现象而发。现在，笔者通过下图总结一下从语言到文明的必然过程，可如下：

　　本书要阐述有关从“语言”到“行为”的必然关系：

（如果“语言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发生学”上的问题，就是在人类史开始时已发生的既定事实的话，根据以上的推演关系，文明、文化现象和历史结果就是语言形成之后的必然结果。）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几种在本章中将会提及的语言，有关它们所属的语系和世界语言的分类情况吧。

tantiancai

世界主要语系：

世界语言语系	语言代表
汉藏语系	汉语﹑藏语等
阿尔泰语系	韩语﹑蒙古语﹑日语(也属于‘南岛语系’﹐为两者混合体) 等
南亚语系	泰语﹑老挝语﹑越南语等
南岛语系	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等
印-欧语系	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希腊和印度语等
非-亚语系	阿拉伯语﹑希伯来(犹太)和古埃及语等

四大语类：

一、孤立语（Isolation）

　　孤立语中只有独立的音节，音节为最基本的语意和语法单位，语言中不会出现再切割的独立音素。语法的概念由不可再细分的单个音节组成，音节的发音基本上不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和语法意义上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例子是：汉语、越南、泰语、老挝和西藏语等。

二、沾着语（Agglutination）

　　沾着语里的词语可分出独立的音节而且音节之间界限清晰，语法概念主要由多于一个的音节组合而成，音节组合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动。例子：日语、韩语和蒙古语等。

三、屈节语（Inflection）

　　屈节语中的词语由音素组合，而且音素之间的分界不明显，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化。例子：拉丁、希腊语和英、法、德、意、西和俄等语。

四、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在多式综合语中，音素组成的词再组合成复合词语，这复合词的表达方面已经具备句子的功能。例：（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克其语（Chukchi）。这个语种主要保留在一些土著的语言里，属于非常罕有的一种语言，所以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以下为两个“复合词”的例子，让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一下：

　　ta-meynga-levta-part-arkan

　　（直译语意：第一–人称–大–头–痛

　　整体语意：我头痛得厉害。）

　　man-nake-ure-qepl-uwicwen-mak

　　（直译语意：让–我们（宾格）–晚–长–球–玩–我们（主格）

　　整体语意：让我们今晚打一晚的球。）

tantiancai

　　现在，我们对世界语言的四个分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我们也明白到汉语是属于“孤立语”这一种语类。有了这基本的认识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推断一下，汉语如何从图形开始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以“表意”为主的汉字，这一个发展过程在世界语言文字的历史里，可以说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在汉语之外的其它语言，除了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的民族，因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采用“汉字”作为其中一部份或全部的书写文字，或者以“汉字”的方式创制本民族的表意甚至乎拼音文字。在此之外，其它的语言都使用拼音（音素或音节）符号作为书写文字。若然要究其原因的话，我们就必须从汉语的“孤立性”和图形的构造这些方面来解释了。

　　作为“孤立语”的汉语，语法的概念是由单一的音节所提供的，一个的“音节”或称“字音”在读音上完全独立于本身与其它词语的关系或者所处句子的位置，“字音”完全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孤立”之名的来由。在语法上，名词和动词都没有时态、语格、性别和单复数的变化，汉语只是通过“字音”的不同组合来指示时态和数量的变化。这种单音节在读音、语意和语法上的不变性，也就成为了指示“图形”符号的最有效工具。因为一个“图形”或“象形符号”是由平面的几何结构组合而成，在“绘写”时会因为二维的平面性而在“线条”或“笔划”方面有一定的难道，而且其中的“线条”以指示具体的事物为主，或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线条”或“笔划”，以会意方式来指示更多的概念。文字符号虽然如图画一样象形，但毕竟不是“图画”，鉴于其“绘写”的难度，当一个图形符号制定出来后，就尽量不会再在这个图形符号上添加更多的线条来扩展它的概念。在汉语的“孤立性”上，一个“不变”的“字音”就刚好配合一个“图形符号（文字）”，不变的读音也保证不会令“图形”有任何的变动。例如，有了“走”的概念而产生了“走”的符号后，这个“走”在读音、语意概念和字形这三者上就可以捆绑在一起，永远不需要改变。如果要表示“已经/过去式”的概念时，因为语言的“孤立性”，汉语本身已存在着一个“孤立”的“已”，“已”这个读音可以指示这种时间状态，只要把它放在“走”之前就可以组合出“走”的“过去式”。在这一组合里，汉语的读音和表记的符号，在各方面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动。

　　在前文所提到有关在图形之上再添加线条或笔划的难度，这种难题也就因为汉语的“孤立性”而避免了，因为由“字音”指示的图形符号一旦定形后，就如“孤立”的“字音”一样再没有改动的必要，因此图形文字在汉语中也就可以发掘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至于因不利于表记语言而被淘汰。汉字作为表记符号就算“东渡扶桑”，走进日本“沾着语”的语言世界后，也因为汉字在外形上的固定性，它除了指示读音不变的日语（训读或音读）名词外，还用于指示带有“沾着”变化的日语动词，不过只用作表示动词中不变的字根部份。可见，图形文字的确只适合表示语言中不变或固定的部份，因为汉语里每一个“字音”都是先天的孤立不变，所以汉语言就可以与图形符号“一拍即合”，汉语带领着图形符号从纯象形文字走向了“表意”文字，最后成为今天的汉字。

　　相反在“非孤立语”方面，就以英语为例，我们可以试想像一下，如果用图形表示“是”这种“是动词”，“是”这个概念就因为英语的“屈折性”而产生了“be,am,was,were,are,being,is,been”这8种形态。“是”这个概念，在英语中如果通过图形来表示的话，就需要有“是、是1、是2、是3、是4、是5、是6和是7”8个不一样的图形。笔者可以预告读者，英文是“屈折语”中的改良语言，在古老一点的拉丁文中，一个拉丁名词可能因为它有六个语格、三个性别格、两个单复数格而演变出数十种的不同读法，这意味着以图形的方式来指示这些读音的话，在汉语中可以使用一个“图形符号”表示的名词，在拉丁语中，可能需要动用数十个图案来作分别表记，这样就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书写方式了。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在人类的眼中，就好像其它的工具一样，有效实用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读到下文有关古埃及和苏美尔人的部份，我们就可以明白到，由于他们的语言使用多个字节来指示语意概念。在创制了“象形文字”后，他们为了使用最小数量的图形符号来表示更多的不同概念，他们曾发展出一些好像汉字“形声字”的造字原则，以此方式来设计图形文字，但慢慢的他们还是倾向于以“表音”方式来造字，最终也因为语言中的“非孤立性”和多音节性，而完全放弃了图形表意的模式，发展出“表音文字”。有趣的是，在汉语的造字中，先民在长时间使用汉语和汉字的过程里，发现“形声”结合的方式是最有效的造字原则，因此在当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占去汉字总数的80%之多。汉字的发展与他们有点相反，他们由“全角”到“形声”，最后发展成为“全声”文字，而汉字则在本身的发展中由“全角”倾向于“形声”。可见，文字完全是一种工具，驾御文字走向的就是语言和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当我们了解过古埃及和苏美尔人在“象形文字”上的努力后，我们也就会相信，“汉字”的产生只能发生在汉语式的“孤立语”中，这存在着语言发展的必然性。

tantiancai

说了不要回帖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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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东西方文字的发展与演格，因为汉字是一套完全独立发展的文字，没有受到任何非汉语或非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对东亚地区的文字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介绍过非汉字文字的发展史后，我们再来了解汉字对东亚文字的重要影响。请看下图，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西方文字的发展分支：

苏美尔文字（Sumerian）

　　苏美尔文字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字，苏美尔人主要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也就是位于今日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平原。在昔日，苏美尔人使用“芦苇杆”作为笔写工具，把要记录的事情以图形的方式写在潮湿的“泥块”上。后来为了提高书写的速度，他们就把笔写工具按在“泥块”上书写，以此代替勾划“图形”的轮廓外形。因为苏美尔人的书写工具在外形上有点像“楔子”，所以使用这些工具按出来的文字，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楔形文字”的苏美尔书写系统。如上图所示，从实际的“图形文字”到完全的楔形文字，在演进的时间上也经历了两千多年。

　　楔形文字本来是一种以图形来指示概念的文字，但苏美尔语却不如“孤立语”般，可以用单一的音节来指示一个图画符号，也就是说读出一个“符号”往往需要超过一个或多个的音节。为了画写便利，苏美尔人已经把图画符号简化为以直线的“楔形”作组合来表示，又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文字，苏美尔人也为减少符号的数量而想方设法，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符号指示的发音和概念上找出共同点，从而再通过重复使用共同的部份降低符号的总体数量，具体的方法就如像汉字造字原理中的“同音假借”和“形声组合”方式（以下我们用“罗马字”来表示“楔形文字”，大写字表“形”小写字则表“声”）：

　　*同音假借：“GI”这个“楔形符号”指示“芦苇草”的意思，但它的读音与“偿还”的发音一样，因此“GI”又作“偿还”的文字符号；“TI”是“箭”的文字，后来也用作指示与其发音相同的概念，例如是“生命”。后来更用“TI”这个楔形符号表示音节“-ti”。这就是苏美尔楔形文字从“象形”表意向“表音（读音）”文字演进的开始，因为从“非孤立性”的苏美尔语的角度来看，音节才是她们语言中不变的基本单位，而绝非是带有多音节读音的“楔形”符号。在这种演进还没有达到完全音节化的文字阶段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指示不同概念的楔形字，因为其中带有相同的音节而被利用作表示相同的“音节”符号，“gu”这个音节就可以通过以下四个符号来表示（如下），这四个符号虽然通过“字形”表示四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也可以视之为一个“表音”符号—“gu”。

　　*形声组合：“DU”是“脚”的楔形文字，也用作表示“GIN”，即“走”的动作概念，但后来为了分开这两个写法，在“DU”这个符号加上表“-na”音节的符号，成为以“DU-na”来表示“GIN”（走）的意思。但为甚么加上“-na”呢，因为“-na”读音中最后一个“辅音”与“GIN”（走）一样，所以加上去的“-na”就可以提醒阅读者，这个概念与“走”有关。根据相同的原理，在“DU”后加上“-ba”成为“GUB（站）”;“DU-ma”的结合就成为“TUM”（携带）的意思。如果用汉字“形声字”的概念去解释的话，“GIŠ”这个字表示“木”，如果加上“碑”的相似发音“-aspin”，就用来指示与“木”有关的“碑”了；“KI”表示“地方”，加上表音的“-erdŠ”就成为“ERES这个城市”的意思；“DINGIR”表示“神”，加上“-inanna”就成了女神“INANNSA”。如下：

　　于是，在这套苏美尔文字的基础上，经历了古巴比伦和古阿卡德人的改良，在数个世纪后，传到了波斯王朝（550-331 BC）的手中。到那时，“表形”的符号部份基本上己完全消失，只留下5个的“表意”符号用作指示一些如“国王”“神”等重要的概念。除此之外，其它的文字符号都用作指示音节，这样文字符号的总数就可以简少到只有36个，其中有三个是“元音”（V）符号，另外33个以单辅音（C）和元音（V）组合的“音节（CV）”符号。在字形上，这些符号仍然保留着“楔形”的书写形式，古波斯文字（Ancient Persian）收录于“乌干特文字（古叙利亚）”章节中，请稍候作参考。

　　提示：元音与辅音都是最基本的发音音素，元音可以独立发音，如汉语拼音中的“a、o”，辅音则不能独立发音，它必须与元音拼合才能发音，如汉语拼音中的“b, p, m, f”。

　　最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还是从“象形”演变成了“表音节”的字母符号。基于语言的先天本质，在他们简化书写文字的努力下，最后还是选择了“表音”符号这种有效的表记方式，从最初的“象形文字”走进了“拼音文字”的生命历程。

古埃及文（Ancient Egyptian）

　　古埃及的文字系统比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要出现得较晚，从符号的使用方式上，可见它的发展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同样有“象形表意”的符号、“表音（只表示“辅音”）”符号和“形声组合”的使用方式。以下几个的“表意符号”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在“表音”方面，因为“古埃及”语属“闪米特（Semitic）”语系，词语中的元音在不同的时态或词性上有很大的变化，但其中的“辅音”部份却不变，这一点与同为“闪米特”语系的“阿拉伯”及“希伯来（犹太）”语一样，所以在这些语言的表记方式（文字）中都不存在表记元音的字母符号。关于这一特性，笔者将在介绍阿拉伯语时，将会再作详细解释。现在，读者只要记住古埃及语具有这种重要特征就足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深刻的明白到，一些人类创造语言的共同方式，就是以表记方式的简单化与有效性为原则，往往在语言中被记录的部份，就是“不变”的部份，如“孤立性”的汉字“字音”可以用一个不变的图形（汉字）表记，对多音节的语言，苏美尔人把多音节词语分解为“音节”符号，最后发展成为完全表音节的字母。在古埃及语的情况中，因为“元音”的变化性而“辅音”不变，所以只表记“辅音”而没有创造出任何的“元音”符号。但如果只有“辅音”表记的话，有很多带有共同辅音组合的词语将会以相同的“组合”出现，故此为了避免词语间的混淆，古埃及语就保留了一此“表意”的符号作为“形旁”来区分带有相同“辅音”组合的词语，以下就是一些古埃及语中的单辅音、双辅音、三重辅音和“形旁”表记符号：

　　单辅音：

　　双辅音与三重辅音：

双辅音　　　　　　　　　　　三重辅音

　　形旁：

　　不论是表音或是表意的古埃及文字部份，看上去都是一个具体的图形和“象形”符号，我们可以理解到它们源自实际的象形文字，但是后来演变成为以表音功能为主的表记符号。这套符号在古埃及时代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只用在墓铬或书写一些与“王权”或“神”有关的句子，如在木乃伊的棺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以下就是一个以这种文字符号书写而成的句子（符号外的“框”指示其中的内容与王室成员有关），如下：

　　：表示双辅音/mn/。

　　：表示辅音/i/。

　　：表示辅音/n/，作为对辅音/mn/的加强。

　　：表示辅音/t/。

　　：表示双辅音/ankh/。

　　：表示辅音/w/。

　　：作为“形旁”表示“统治者”之意。

　　：作为“形旁”表示“上埃及”。

　　：作为“形旁”表示城市Heliopolis的意思，而Thebes有一个别名就是“上埃及的Heliopolis”。

　　整句的意思就是，“Tutankhanmun，Thebes的统治者”。

　　现在，读者可能有点“恍然大悟”，明白到原来我们平时在电影所见的埃及象形文字并非真正的“象形文字”，而是一些表音和表意符号组合成的词语和句子，其中主要的语意功能还是以“表音”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文字主要用在有关“神”与“王权”的地方，因此这种文字给人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感觉。除此之外，僧侣或神职人员还会使用一种书写较为简化的文字，它们就是通过直线或曲线连写的方式（左下上图）简化以上的“象形”文字符号（左下下图），这就是以下左边图片上所见的“僧侣体”古埃及文，而下右边图片的是“通俗体”古埃及文，它的外形在“僧侣体”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简化。

乌干特文字（Ugaritic，古叙利亚）

　　在西奈半岛地区的乌干特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古埃及语属同一语系，经考古学家的考证，发现他们在学习了古埃及文字后，把它们改良为同样是表记“辅音”的表音符号，但在字形上则完全放弃了古埃及以点线连写的“僧侣体”写法，采用了位于同一地区的苏美尔人与后来古波斯的“楔形文字”，在古波斯文字中还保留了5个表意符号，而鸟干特文字已经完全抛弃了表意的方式，成为一套表辅音字母系统，由此可见鸟干特文字在受到古波斯文字的影响后作出了改良。以下列出鸟干特文字与古波斯文字，让读者作比较参考：

古波斯文字：

+5个“表意”符号

　　这一套“乌干特文字”是完全的“辅音”表记符号，其中有'a、'i、'u是用作表记在“元音”时的“停顿”，这并不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拉丁字母那样，其中有表示的“元音”的字母。在了解过苏美尔（与“古波斯”）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后，我们可以明白到乌干特文字是前两者的集大成之作，采用了苏美尔文的“楔形字体”来方便书写，但在拼音原理方面，因为在语言功能上与古埃及较接近，所以完全借用了只表记“辅音”，而不是苏美尔人的“音节”方式，最后也令到“表音”符号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同时也完全放弃了前两者中的“表意”符号，这使“乌干特文字”成为百分百的“表音”符号系统。

　　这一套乌干特文字传到南阿拉伯地区，后来又经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南传至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大概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演变成由纯表记“辅音”到表记“音节”的文字符号，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的转变可能受到“印度”字母的影响。这一套称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c）字母的书写系统甚至延用至今成为埃塞俄比亚国语—“阿姆哈拉语”的表记字母。如下：

腓尼基文字（Phoenician）

　　在米索不达美亚的腓尼基人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在继承了流通于西奈伽南地区的鸟干特文字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类似的表“辅音”文字，但在外形上却不再是“楔形”的了，而是更接近今天字母的“手写”体形式。我们相信这与文字书写媒介的改变有关，因为只要不再在“泥块”上“刻写”，文字符号的外形将会演变得更适合手写的形式，就像是古埃及文字的“僧侣体”与“通俗体”一样。以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腓尼基字母系统：

　　腓尼基字母在早期也被希伯来人（Hebrew）采用于记录有关的文献，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也发展出“旧希伯来”文字。大约大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位于斜利亚地区的“阿拉姆人（Aramaic）”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出与其外形十分类似的“阿拉姆”文字符号，如下：

　　以外形而论，阿拉姆字母与腓尼基的可以说是没有两样，同样是只表记“辅音”，两者都拥有相同的字母数量，一共22个。不过，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阿拉姆字母作出了标记“元音”的尝试，这一点可算是在功能上的延伸，属于表记方式上的一个进步。阿拉姆人的方法是，使用某几个特定的“辅音”字母如“w”和“y”等，把它们放在词语的最后来指示“长元音”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希伯来人从阿拉姆文字中发展出“希伯来”字母来表记自己的语言后，特别在记录《圣经》文字时，直接用一个称为“元音点”的符号来指示“元音”在单词中的位置，显然这种希伯来“元音点”和后来阿拉伯字母中类似的元音表记符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阿拉姆”文字的启发而产生。以下是从“旧希伯来”字母（外型基本与腓尼基文字一样）发展出来的现代“希伯来”字母，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官方文字，同样也只有表记“辅音”的字母：

阿拉伯文字（Arabic）：

　　晚期的阿拉姆文字发展成为现代波斯和阿拉伯文字的前身，以下是阿拉伯字母的列表。阿拉伯字母除了表记辅音之外，同样也像现代的希伯来字母一样，使用“元音点”来指示“元音”在词语中的存在位置，但如同希伯来的“元音点”一样，阿拉伯的“元音点”也不会出现在日常的文字交往或文件中，只在《可兰经》、儿童读物或诗歌中才有机会看到。

　　由上表可见，阿拉伯（包括波斯或后来的蒙古）字母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较其它民族的书写方式不同之处，就是一套的字母分为四种的形式，第一种是字母的原型，就是当字母不与其它字母组词而单独存在时的“独立型”；第二就是位于单词首位时的“开始型”，第三是位于单词中间的“中间型”和最后位于单词末位的“末位型”。发展出这样一套因位置而变化，但与语言语法无关的字母系统，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并非出于语法上的原因，而只是出于外观和书写方面的考虑而已。所以一个阿拉伯单词看上去就好像“蛇”状一样的连成一气，达到由三种书写外形的字母所组成的“连贯性”。阿拉伯人再以这种线状的单词作单位，把它们连接成一种“图画式”的句子或文章。这种“图画式”的文字的确给阿拉民族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就是美化和装饰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规定，教徒不允许以画来装饰建筑物，这样有可能造成偶像崇拜的倾向，这显然对真神“阿拉”有所不敬，所以伊斯兰教徒只能通过这些具有图划功能的文字，以此来取得其它民族以图像绘画所达到的美化与装饰效果，如下是一些以阿拉伯文字构成的装饰艺术。

　　在此，笔者还想藉此交待一下“闪米特语”中“元音”随在语法上而改变的特点。因为在本文中，读者已经接触过古埃及语、阿拉伯和希伯来语字母，都会发现在这些语言表记系统里，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的表记字母，最多是笔者提到过有关指示“元音”的“元音点”而己。现在，笔者将通过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单词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种语言特性，好让读者有所认识。

　　“写”这个动词，阿拉伯字母中只表记其中的辅音，于是就成为“ktb”（以拉丁字母作表示），这是单词中全部的辅音，属于不变的部份，以下来就以“-”表示要“ktb”这个单词中需要书写的部份。在阿拉伯语中，单词还是由辅音与元音结合而成，这种读音却会因为元音部份随时态和词性的改变而变化。在下面以“字母”表示“元音”和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读音，可见在书写时只有“ktb”这一形式，但它可能表示不同的动词时态或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词性，例如由“动词”转变成“名词”，如果在没有“元音”点作记号的情况下，阅读者只能凭上下文来“猜”其中的语意。

　　动词“写”：

　　现在时：--i-（ktib）

　　过去时：-a-a-

　　过去时（主语是“我们”）：-a-a-aa

　　过去完成时：-aa-a-

　　过去分词：--uu-

　　名词“书本”：

　　单数：-i-aa-

　　复数：-u-u-

　　作者：-a-i-

　　书贩：-u-u-i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元音”变化规律其实是没有具体“规律”可言，不像英语中动词的过去式，主要是在原型后加“ed”的后缀变化。相反，阿拉伯语中各个单词可能都有自己的“元音”变化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到阿拉伯语会是一种多么复杂的语言。

希腊字母（Greek）：

　　在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作为创制希腊字母的基础之前，存在着“Linear A”和“Linear B”前后两个时期的表记符号，“Linear B”作为后期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其发音功能了解得比较清楚（如下图）。“Linear B”与腓尼基语的最大不同点是，前者是一种表记“元音”和元辅组合“音节（CV）”的表记符号，在这里“元音”作为一个字母的独立形式出现，这种突破是希腊语作为“印-欧语系”语言中的一员，以及这种语系的语法特点所造成的。因为希腊语不再像以上介绍的腓尼基、古埃及与阿拉伯语那样，其中的元音随语法而作变动（辅音不变），希腊语如同拉丁语和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一样，属于“屈折语”，语言单词由界线不分明的音素构成，而且名语和动语都存在着较少变化的“词根”部份，加上随语法像语格、时态、性别和数量而变化的“词尾”部份。不过，因为希腊语是由音素组成的语言，所以通过“音节”来拼写单词就显得不方便和不准确了，所以完全的“音节”表记法对希腊语来说是一种不适合的选择，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字母数量。再者，希腊语没有不变的“辅音”部份和变化的“元音”，只有“词根”和“词尾”的分别，假若“词尾”需要作变化的话，“词尾”中的“元音”与“辅音”往往需要一起改变，所以如果采用腓尼基式的字母系统，只表记语言中的“辅音”部份，就变得不实际和没有准确性了。但是，早期的古希腊人在还没有使用字母来单独表记单词中独立不变的“元音”和“辅音”之前，还是采用了以“元音”和“音节”作字母来表记的方法。

　　在真正的希腊字母产生之前，古希腊人还使用过一套过度性的“塞浦路斯”字母，不过也是“元音”和“音节”的表记法（如下）。

　　到了大约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直接表记辅音的启发下，终于发现了语言中音素单位的不变性，也就是任何的语言都由基本的“元音”和“辅音”所组成，只要用符号指示出这些基本的单位，也就可以表记人类所有的语言。不论是哪一个语系或语言分类都可以通过表记“元音”和“辅音”的字母作组合来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古希腊人最后终于创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完全表音”的“希腊字母”系统，令到塞浦路斯字母的数量由55个一下子骤减至25个。如下：

　　后来，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引入了这套希腊字母作为文字符号来记录他们的“非印-欧语系”语言，可见这一套的符号可以用于所有的语言，它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有目共睹，放诸四海而皆准。后来，同样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人把它们改为现在称之为“拉丁字母（Latin）”的表记符号（如下）。

　　拉丁字母与其前身的希腊字母从此就成为了欧洲文字的基础，欧洲各国的字母系统也只在这两者的形式上作出修改，令到字母系统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出本国语言的发音特征。现在，笔者通过以下的图表，对以上的内容作出总结，归纳一下各个时期与各种语言之间的影响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到希腊字母的产生，如果追溯其源头影响，希腊字母显然是一脉相承自位于中东“两河文明”上的语言，但是希腊语的语言特征却决定了表记这种语言的方式，也就是希腊语产生了希腊字母。语言是文字方式的终极决定因素，正如同苏美尔语言最终导致它的文字从象形演变成拼音的方式一样，还有汉语可以维持象形文字的方式，然后再发展成今天的“方块”汉字那样，古希腊人因为语言中语素的“屈折性”而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字道路，最后创制出希腊字母。（因为篇幅中的空间有限，所以下图以横式示列。）

非“拉丁”式的欧洲文字：

　　在这部份中向读者介绍一些非“拉丁”式的欧洲文字，虽然这些字母在外形上与拉丁字母有别，但是它们不是跟据拉丁字母的模式来创制，就是直接参考希腊字母而改良成为一种新字母系统。不论通过哪一个途径，这些字母也采用了如拉丁字母一样的表音模式，也就是对语言中的元音与辅音都作分别表记，只是字母的书写外形不一样而已，还有字母所指示的也是不一样的音素。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展，拉丁字母系统基本上随着军事扩张和罗马天主教的传播而遍布了整个欧洲地区。但在罗马军队把拉丁字母带到英伦列岛之前，在爱尔兰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就出现过一种受拉丁字母影响的字母系统，名为“欧甘达字（Ogham）”，它如同拉丁字母一样用作表记“元音”和“辅音”，只是外形有别而发音不同，它主要是一种刻在木头上的文字，所以在字形设计上可以看出有利出“刻写”而非“书写”，后来这种字母完全被拉丁字母所取代。：

　　还有一种在英格兰地区，被当地定居下来的“日耳曼民族（英格鲁-萨克逊）”所使用的字母符号，名为“Runes”，也像拉丁字母一样，只表记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

　　在东欧方面，希腊传教士在斯拉夫地区传教时，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始创者圣西里尔命名的“西里尔（Cyclic）”字母，这套字母主要在斯拉夫东正教地区流行，在俄罗斯地区仍延用至今。

印度及南亚文字：

　　语言学家相信，印度各个地区的文字都是以“元音”和“音节”的方式来表记的文字，这种现象相信是受到古波斯文字的影响，而且古波斯语与印度各地的方言同属“印-欧语系”的大家庭。如下列出三种不同地区的印度字母：Oriya, Kannada, Devanagari，而最后者Devanagari就是用作表记“竺文”的字母：

　　Oriya

　　Kannada：

　　Devanagari：

　　上文已经提到，印度语为“印-欧语系”，所以它与其它的成员如拉丁语一样，在语言中存在着双辅音甚至三重辅音的现象，但作为“音节”表记法的符号字母，要记录这种发音时就需要利用两个或三个同元音的音节，然后作相消的方法来表记这种发音了，在字形上则合为一个新“字母”（以下以“竺文”作为例子）。

　　除此之外，以“ta”的字母作基础，只要加上额外的一划就可以成为表记“tu”与“ti”等新音节的字母（如下），这些新音节的辅音不变，只是元音不一样，但是以这种方式表记的话，字母的数量也就会增加不少了。以有效表记的标准来看，这种方法就不及拉丁字母。

　　这种字母系统就以“印度文化”作圆心向外扩散开去，随文化所及，这些表记方式影响到“孤立语”的藏语，南亚里同为“孤立语”的泰、老挝、柬埔寨语的字母书写系统，令到她们同样采用了表记“元音”和“音节”的方式：

藏文字母

　　藏文虽然采用“竺文”的表音符号表记，但因为西藏语中的“元音”只有一个“a”，所以，就不需要像“竺文”那样，在包含元音“a”的音节符号中，以添加笔划的方式来表示其它元音的音节。

　　以下是泰语和老挝字母系统，以“元音”与“音节”作为表音方式，从字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印度字母对它们造成的深远影响。

泰语字母

老挝语字母

汉字与“汉字文化圈”：

　　由上文我们明白到因为汉语的“孤立性”，令到以“字音”为单位的发音，不会受到任何语法而改变，再者这个“字音”一定是“单音节”而不像“非孤立语”那样带有多个音节或重复辅音。因此，“孤立性”的汉语就具备了以下两方面的“不变性”：

　　*“字音”发音不因语法而改变。

　　*“字音”中的“音节”永远是“不变”的“单音节”（不含重复辅音，但有音调）。

　　汉语这两方面的“不变性”正好与图形符号的“不变性”吻合，从而令到两者可以完全“捆绑”在一起，共同发展。笔者在这里所提的图形符号的“不变性”，指的是在“主观”方面的，因为当一个图形被公认为一个符号后，符号的使用者为了方便学习和书写，也就尽量使用既有的符号，这样符号的数量就可以受到限制，并且具有了可重复使用的工具性。就算以添加“线条”或“点”的方式来改变符号的外形，其实也很难扩展“符号”所指示的概念，令它随时间或语法的要求来改变。因为时间与语法的概念较为抽象，使用有形的点与线很难表记出这些微细的概念变化，因此用“语音”的原始方式来表达，还是比较有效和准确。

　　在字母发展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字母系统的发展从苏美尔文直到希腊字母—第一种“完全表音”字母系统的出现，这段发展过程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和涉及到数个不同民族的努力。除了努力外，有时还需要到语言特征的配合才可以，例如阿拉伯语中“元音”具有的多变性，这就不可能启发到“元音”和“辅音”共同表记的方式，而古希腊人的语言就需要准确表记其中所有的音素，因此才会发展出“完全表音”的字母系统。当这套字母系统的表记规则一旦定形后，字母的外形将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语言演进的工作就过渡到语法和词语的拼法上，关于西方语言在这方面的演进内容，我们会在跟着来的章节中再作详细的讨论。

　　回到汉字字形的演进上，从上图我们了解到“汉字”之所以能成为符号而非停留在“图形”的初始阶段，因为它最终走上文字发展的共同阶段—标准化。字母文字的标准化就是“字母”外形的标准化，字母在数量上的“标准化”，也就是规范了可用字母的外形和数量，然后再以字母作为单位来无限量的汇编语言。至于汉字的标准化除了来自语言先天的“孤立性”外，这种“孤立性”规定每一个汉字只有一个“音节”，反过来，读音里的每一个音节只能指示一个“汉字”的字量。之后是字形的标准化，书写的标准化，从当初带有“图形性”的“圆”或“曲线”部份，慢慢转换成正楷式的笔划，至于在“正楷”以外的其它书法体材，它们具有的艺术价值就多于语言的功能价值，所以在有关本书的汉字内容中，笔者只讨论“正楷”体的汉字。汉字的数量虽然有成千上万之多，而且随着年代变迁有增也有减，但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每一个现有的汉字和将来出现的新汉字，都一定是我们已知“笔划”的组合体，对于这一点，笔者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吧。这已知和有限的笔划（如下）就是我们对汉字字形作标准化后的产物。

汉字的笔划：ーレロンヽㄑㄇㄋㄥ……

　　“笔划”这就是用作构造汉字的最基本单位，如同字母对语句一样。只有在中国先民以“笔划”的方式令汉字字体归于标准化后，才能有效的通过从历史中总结下来的“六书”造字法，创制新汉字。

　　在历史上，广义的“汉字”应该包括其它东亚民族模仿“汉字”的造字方式（六书）来创制的“非汉语”方块字。从这些非汉语“方块字”的结构中，我们发现这些方块字也按着原有的汉字笔划来组合，从来不存在任何的自创新笔划。这个道理如同以拉丁字母的模式为基础，根据本国语言的发音特点，只要把不同的“元音”和“辅音”搭配上，或者再以同样模式，增加几个字母来表示特别的“元音”“辅音”后，就可以制定出一套新的字母系统，但在“完全表音”的原理上还是与拉丁语一致的。在汉语模式中，其它非汉语民族除了可以借用现有汉字外，也可以利用这个模式来制造本民族语言的新方块字。

　　以下部份，笔者就对东亚在广义“汉字”方面的发展略作一些介绍。下图是一个总结图例，“等号”右边的是左边语言的表记方式。

　　壮字：

　　语言是壮族语言，属“孤立语”。壮语主要是借用汉字来表声与表意。

壮字(借用汉字表声)	壮语读音	字义
斗	daeuj	来
匹	bit	鸭
古麻	guhmaz	干甚么
壮字(借用汉字表意)
走	byaij	走
种米	ndaemabeul	种田
吃酒	gwnlaeuj	喝酒

西夏文：

　　语言为党项语，属“孤立语”。西夏文采用仿汉字式方块字。

　　表意式：

　　：人　：腰　：一

　　表音式：

　　：和

　　合成式：

　　：泥　：明　：中

契丹（辽）文：

　　契丹语，属“沾着语”。契丹字分为表意和表音两个系列。

　　契丹大字：仿汉字，表意。

　　=天重熙　=天辅

　　契丹小字：表音字母，参考自当时的“回鹘字”。

　　=/yuang/　=/x/　=/iu/　=/l/

女真（金）文：

　　女真语，属“沾着语”。女真文也分为表意和表音两个系列。

　　女真大字：仿汉字

　　=云　=国

　　女真小字：表音字母。

越南文：

　　越南语属“孤立语”。

　　“喃字”：“喃”即“通俗”意，是越南人民在使用汉字之外，按照“汉字”模式仿制的“方块字”，以会意和形声的造字原理为主。

　　会意：

　　=天　=头目

　　形声：形旁取“意”，声旁表“越音”。

　　=年，“五”是声旁。

　　=孩子，“昆”是声旁。

　　=去，“多”是声旁。

　　=世，“代”是声旁。

日本语：

　　国字：主要是会意为主，例：恸笹辻込畠丼

　　汉字：真接借用汉字。

　　平假名：参考汉字“草书”创制表“音节”字母。

　　（*：现今不再使用。）

　　片假名：参考汉字部首，创制同样是表“音节”的“字母”。

　　（*：现今不再使用。）

　　韩语：

　　谚文：参考汉字笔划和方块字字形而创制的拼音文字。

　　（注：“〇”圆圈可算是谚文中的独创笔划，但是谚文是表音文字而非表意，这与汉字完全不一样。）

　　模仿汉字的平面结构模式，把音素字母拼合成音节。

　　韩语造字：主要以会意为主。

　　方块式汉字的发明，离不开中华先民对汉字字形作标准化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标准化的字形令到诞生自图形的汉字最后摆脱了纯图形的束縳，完全发展为“表意”文字。字形的标准化制定出“笔划”作为构成“表意”文字的最基本单位，并总结出造字的法则，主要以“六书”为纲。在这套“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原来只用作表记汉语的汉字，也就可以通过另一形式或同样的形式（同一汉字）来表记其它的孤立语（汉语的其它方言、越南语和党项语等）、甚至非孤立语语言（契丹大字、日语、韩语等）。本来一个汉字只表记一个音节，现在也可以指示多于一个的音节（如日语的“训读”）。除了方块字可表意之外，还可以另造新字来作纯粹的表音（契丹小字、女真小字、日语平片假名、韩语谚文和汉语注音符号等）用途，基于汉字中“笔划”为字形的单位来表意，现在只要将“笔划”从表意的功能，转换作指示音素，这样就成为了朝鲜“谚文”，一种方块式的拼音文字。可见，当汉字的标准化造字模式定形后，只要模仿这种方式就能产生出以上的各种变化，但毕竟汉字产生自图形，它的书写过程还是如同绘图一样复杂，还有字形与读音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感，通过这种方式表记其它语言，的确会引来不少使用上的不便，这就是今天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国家仍在使用汉字的原因，而且再没有一种本来没有文字的语言，再以汉字作为表记文字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大部份也采用“拉丁”字母来表记本民族语言。）。

　　在西方的情况中，希腊字母的发明对世界文化的意义，起到“汉字”对东方文化一样的贡献。迄今为止，在汉语之外，除了“印度式”和“阿拉伯式”的表记系统外，基本上就是由“希腊字母”演变而成的字母系统，占重要地位的是“拉丁字母”和“斯拉夫（西里尔）字母”。“希腊字母”有着像“汉字”一样的标准化方式，字母在外形上和数量上皆固定，而且每一个字母指示的“表音”成份，都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单位“音素”，而且对每一个“音素”都可以绝无遗漏的表记出来，并非只是包括多个音素的“音节”或只有“辅音”音素而己。所以，希腊字母可以由本来只是用来表记“屈折语”的希腊语，在继承了它的表音原理后，只要对字母的字形或因应语言需要而改变字母对应的音素成份后，也就可以准确表记出人类所有的语言，甚至包括了其它如孤立语的亚洲语言，因此在现代制定的文字都主要以“拉丁字母”作表记。因为这种表记原理的确具备了合理性和科学性，所以像土耳其语这种昔日以阿拉伯字母表记的语言，在成立共和国后也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方式，又有马来（印度尼西亚）语曾用阿拉伯字母表记，后来也拉丁化了。还有因为拉丁字母的字形简单且方便书写，很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也放弃俄式“西里尔字母”而开始采用拉丁字母。

　　我们明白到希腊字母和汉字在“标准化”方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但是所走的发展道路却大相径庭，前者表音，后者表意。如果，我们以希腊字母和汉字作一制高点，对世界文明作一俯瞰式的瞭望，我们会发现世界文明的重要事件都与此有关。正如“导论”所提到的，语言文字为思维工具，思维最后产生思维模式，然后导致行为模式的形成，文明也随之而产生。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的问到，古希腊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是否与希腊字母是世界上第一套“完全表音”的字母系统有关，罗马及后来的欧洲文明是否与继承了希腊字母和使用与古希腊属同一语系的语言有关，印度和阿拉伯文明虽然曾经接触过大量的古希腊学术成果，但只能作为文明传承者而非真正的发扬者，这是否与他们使用的非希腊式表音字母有关，中国的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不同是否与语言和文字表记上的分野有关呢？古希腊虽开创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但是后来的希腊没有把古希腊的成果继续发扬，直至欧洲各国在语言简化后尽得古希腊的“真传”，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局面，欧洲人能而希腊人不能，这又是否与希腊始终使用“传统”的语言有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以本章中的资料是不足够的，只有深入了解过西方语言的核心演进—语法发展，我们才能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回答以上的问题。好了，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下一章，了解一下西方语言的特点吧。

　　现在就通过以下的图例来结束本节吧，该图例对“印-欧”屈折语（以英语作为例）的拼音字母与汉语作出了概要的比较。

（注：由此图可见，英语通过字母指示音素，于是可以完全表记语言，但汉语以表记概念为主，所以汉字所表记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语言，这说明口头语与书面语存在着较大差别。“≒”表示“约等于”。）

[ 本帖最后由 tantiancai 于 2007-8-15 21:06 编辑 ]

tantiancai

从语法了解西方语言

　　在上一篇里，我们已经了解过西方文字(位于欧洲上的“印-欧”屈折语，在本书中定义并简称为“西方语言”或“西方文字”)的发展过程，现在我们对有关“印-欧语系”中字母表记系统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也有所认识了。自从这一套“希腊-拉丁”字母系统以“完全表音”的方式定型后，欧洲各民族和语言都相继采用了这一套的表记方式，除了在长时间的使用中增减过一些字母数量，这样令到字母系统更能简单准确的表记本国语言的音素之外，基本上西方文字的表记方式就是这样成形了。之后有关语言的发展方向，就主要集中在句子语法、单词的不同拼写这些方面。因此，要了解作为西方思维工具的语言发展，来到这一阶段后，我们就要把目标放在对西方语言语法的认识上，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追溯西方思维模式的形成过程。

　　为了认识西方的语法发展，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世界中几个主要的语言。因为西方的世界不同于东方，她们在宗教、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互动性。从字母的发展可以知道，欧洲字母源至古希腊，之后经过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人改良为“拉丁”字母后，再假手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宗教和文化扩张而传遍了欧洲大部份的地区。就语言在英伦列岛的发展而言，英格兰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的人侵，两次来自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的侵扰以及从而引来的人口迁入，还有最后一次来自法国的“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统治，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这些以不同方式来这里定居的欧洲大陆人，就是这样对英伦列岛的语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远古到现在，整个欧洲都处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中，整个西方都在互相的影响和学习交流，同时也在不断的改变自已和对方。

　　因此，要了解西方的语言(指“印-欧”屈折语)发展，我们就需要以语法内容的发展为线索，延着语法这一条发展路线摸索下去，看一看西方语言的整体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英语”其实得益自历史演变的客观事实，另外法、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语言也沿着共同的方向发展，这些语言所保留的语法特色，能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语言发展中的“蛛丝马迹”。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这工具也要经过上千年的文明演进才慢慢的得到改良。最后也以语言的演进模式发展出现代的数学符号，这就是人类思维工具的真正突破了。

　　为此，我们就从西方文字的源头开始认识西方语法的发展吧，这个源头也就是语法发展的开始，来自“完全表音”字母系统的始创者—古希腊，然后到罗马(拉丁字母)的拉丁文，之后再认识一下英、法、德、西班牙和俄语的语法内容。在这里，笔者将会较详细的介绍英语的演变历史作为欧洲语言发展的例子。因为英语在欧洲语言中是一种改变最突出的语言，她的语言演革可以视之为西方语言的代表作，英语的发展其实就是西方语言发展的缩影。如果明白英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到西方语言发展的纲要。除此之外，因为英语中带有很多的日耳曼语和法语的语法成份，这也是欧洲政治、文化与人口互动的结果，从英语这种语法“先行者”那里，让我们看到“屈折语”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书并不是一本讲解欧洲语言的专业书，所以笔者不能花上过多的篇幅在这方面，但是英语却像是显微镜下的样本，让我们通过英语了解到整个“印-欧”屈折语的发展。所以，笔者觉得有需要以英语为例作一些更深入的说明。在欧洲大陆方面，笔者挑选法语作为例子，因为法国对西方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西班牙语代替意大利语作为例子，这是因为考虑到使用西班牙语的语言人口仅次于英语的使用人数，加上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会多于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而且两者同样都是罗马拉丁语的嫡系继承者(德语与拉丁语系的法、西和意大利语不一样，属于远亲关系)。作为日耳曼人的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日耳曼人所处地理位置并不是传统的欧洲心脏地区，再者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这种情况令到德语如同拉丁语一样保留了很多在语法方面的古老形式，但德国人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上具有不可轻视的贡献，而且在近代和现代史上都创造了伟大的科学与工业成就，政治历史更是“叱咤风云”。俄语如同德语一样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偏远，而令到语言上的变革没有像英语和法语一样的迅速，因此我们就有机会从中看到很多同样发生在德语身上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旧式语法。现在，我们通过以下的图表，简单而握要的了解一下以上几种语言之间的影响关系和语法方面的差异程度(线段表示关系连结)：

　　因此，我们将会通过以上几种语言(除了意大利语)作为例子，讲解一下西方语言语法的演进，从而指出西方思维模式的形成背景。但是，读者可能会认为，如果要了解这么多语法的话，阅读以下来的部份可能需要费很多时间，而且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会对语法有兴趣的，语法听上去已觉有点复杂了，或者当听到“外语语法”这些字眼时，读者已经唤起了在读书时期或工作中吃力学习英文，甚至还要死吃硬背的“痛苦”记忆。现在读者听到还要认识这么多的外语语法，不就是要再学几次英语了吗﹖不是的，笔者现在请读者放心，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因为本书并不是一本有关外语语法的专著。如果现在真要像我们平时学外语那样的讲述语法，这样笔者就真要再写几本书也不够了。所以，本章主要阐述的只是语言里核心部份的语法演进过程，引用各种同属西方语言作比较，目的只要说明整个语言发展的“脉络”，所以说明的部份只是改变和受过影响的语法内容。因此笔者会抓住语言中的关键部份并突出这个重点，语言中的关键重点就是构成语言的语法要素，具备了这些基本要素，语言就可以获得了表达语意的功能，语言功能就是通过句子的方式作表达，对于没有句子的语言，相信读者也不会认为这是具有功能性的语言吧。句子由单词组成，如果把句子中的单词按语法的功能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名词：表事物名称的词类。

　　代名词：指示我、你、他人称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事物和方位的指示代词。

　　冠词：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的指示词，有“不定冠词”和“定冠词”两种。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词类，如果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本身的就是“副词”，副词与形容词有相同的功能性，只是修饰的对象有别，为简化说明起见，本章将省略副词不作讨论。

　　动词：表示动作、心理活动、指示状态的词类。

　　介词：表示空间、时间、属性或语法关系的词类。

　　如果把整个语言的功能结构按以上方式分类，我们就可以把语言简化为以上的几种功能性类别，然后把研究语言的对象放在这些方面，这是以单词为对象的方式，至于单词在句子中以怎样的方式组合串联，这就是句子的语法结构，句子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组织句子中的单词，然后才可以提供到表达语意的功能，假如把句子按表达功能的方式划分，句子可以分为三个主体部份，这就是：

　　“主语(Subject)”、“谓语(Verb)”和“宾语(Object)”，简称为“主(S)”“谓(V)”“宾(O)”

　　这三个主体部份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就是我们所谓的“语序”，语序是研究语言语法的重点内容，单词必须代入到以上的主体中，才可能通过句子来实现有效的表达功能，同时需要服从“语序”的语法法规。因此，笔者把“语序”作为论说西方语言语法发展的核心线索，这里的“语序”也包括有关实现语序的语法规则。

　　正如上文已提到过的原因，为了更好的说明西方语言发展的动态过程，笔者挑选了“英语”作为西方“印-欧”屈折语的代表，从它的语言发展史看整个西方语言的发展过程。英语本身因为历史因素而成为了以古德语和法语为主的混合语言，另外也不断引入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素和词汇。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受过罗马人、日耳曼人和诺曼底人的统治，所以在语言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不仅经历过其它“印-欧”屈折语的语言演化过程，而且语言演变的程度更加深入，最后令英语成为最简化的西方语言，于是英语就成为了最“前卫”的西方语言。因此，英语的演进史具备了西方语言的代表性，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准确了解到整个西方语言的发展，了解语言的演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思维工具的发展，最后认识到西方世界如何从“自然语言”的演进开始，最后发展出新的思维工具—数学符号。同时，英语又是我们最熟悉的外语，所以笔者会以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代表，说明一下西方语言从单词中“音形意”素的结构中发展句子表达方式的过程，通过了解英语的表达方式来认识英语思维所能达到的思维严密性。在本章的说明中，笔者将引用一些外语单词和句子，但是为了简化篇幅起见，笔者不会引用数量过多的例子，只是达到点到即止的说理效果。假如，读者想对那门外语作进一步了解的话，或想得到更多相关例子作为印证，读者可以查阅有关旳外语书藉，为此笔者就不作太多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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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讲解西方语言的发展历程之前，笔者需要对刚才提到的有关语言学中“语序”这个概念作更多的补充，因为语言的产生离不开句子的出现，而一个有效的句子离不开语言处理语序的方式，而且“屈折语”中的“语格”概念直至与语序有关。要解释语序的出现，我们就必须回到“导论”中，对曾提过有关“名词-动词”在语言中的产生顺序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当语言在人类社会中刚刚出现的时候，人类会首先使用语言来命名眼前见到的事物，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和动物等。这些都是一些直觉上最容易认知的事物，而且这些物体都对时间静态存在，正如花就是花，是一种静态存在物体，动物也如同植物一样是一种孤立的物体。例如，在婴孩“牙牙”学语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从学习名词开始掌握语言，他们会发出“妈妈、奶奶（牛奶）、饭饭……”等名词发音。所以，在人类开始使用语言时，名词就是句子中的唯一主体。

　　在名词产生后，人类也就慢慢认识到名词之间的动态关系，或是一种对名词的动态影响和改变，这就是“动词”的出现。“动词”的出现一定要比名词较晚，因为它指示的是一种名词之间或以名词为目标并与时间有关的动态关系。因此，在使用句子表达对“苹果”这个名词的动态改变，如“吃”这个动作时，人类就会把后来出现的动词“吃”放在名词“苹果”后作表达，于是也就成为“苹果吃”的句子，而语序是“宾-谓（OV）”语序，这个语序中“宾语”与“谓语”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与名词和动词在人类语言中产生的先后次序一致。可见，在语言产生之初，语序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这也可以反映在现时世界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不同语序的情况：

　　主谓宾（SVO）：英语、法语、汉语等

　　主宾谓（SOV）：印度语、土耳其语、日语、韩语等

　　谓主宾（VSO）：阿拉伯语、威尔士语，汤加语

　　谓宾主（VOS）：斐济语、中美玛雅语、马达加斯加语

　　宾主谓（OSV）：北高加索语、Hadēb（南美洲阿马逊河地区）

　　宾谓主（OVS）：Hixkaryana（位于巴西一种土语,南美洲阿马逊河地区）

　　由上面的数据，我们了解到世界上大部份人口使用的语言，像英语和汉语等，这些语言都是“主谓宾”的语序结构。但是，它们也并非在语言产生之初，已开始使用这种固定语序的。“主谓宾”的固定语序也不过是语言演进的结果而已。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汉语在五千年前也曾经是一种无固定语序的语言，例子如下（根据刘翔、陈抗等编着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以下括号中的部份是以“主谓宾”语序重新表达的句子：

　　主谓颠倒：例如“受年商”（商受年），“今出羌”（羌今出），“（即：御，祭名）王于上甲”（王于上甲）

　　使动、意动句无明显标志：如“归在川人”（使在川之人归来），“帝弗冬兹邑”（帝难道不使兹邑长久）。

　　可割裂性：如“奚大乙卅”（“奚卅”是宾语的一个词，但被“大乙”隔开），“其又妣庚三人”（“三人”一个词语被“妣庚”隔开），“十伐五”（即“伐十五”）。

　　在英语和北欧瑞典语中以“-son”形式作的姓氏，如Anderson、Johnson等，分别表示Ander或John的儿子，英语保留了这种姓氏是因为曾经有大量北欧日耳曼人迁入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早期“主宾谓”语的残留形式，整个的表达形式是：“Ander（主）Son（宾）有（或“的”）（谓）”。当我们阅读到本章有关现代德语的语序部份时，我们会了解到在德语的子句中仍保留着“主宾谓”句式，就以上的日耳曼式“主宾谓”姓氏，我们可以推想到这是日耳曼句式的延续形态，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姓氏在句子中是一个“子句”的简化形式，因此自然的继承了“主宾谓”的语序。如再举一例的话，我们会发现前身为日耳曼语的英语，在结合名词和动词组成的复合名词时，一定是“宾谓”形式的，因为这复合名词在句子中可视作为一种“子句”，如trouble-shooting, house-warming, brain-washing, house-cleaning等，在这些名词中，前部份是名词表示“宾语”，后部份是动词（“动名词”形式，因为它表示名词，所以按英语语法，往往以这种方式出现）指示“谓语”。

　　除此之外，在来自苏格兰的“Mac/Mc-”形式的姓氏，表示“-的孙子”如：McDonald，就是Donald的孙子，来自爱尔兰的“O”-”表示“-的儿子”，如“O”Neil”就是“Neil的儿子”。在这两种姓氏中，都可见到昔日“宾主谓”式的表达句式。

　　由以上的一些例子可见，尽管现在大部份的语言以“主谓宾”式的语法出现，但在语言使用之初，它们不是没有固定的语序，就是以另一语序的形式出现。“主谓宾”式语法只不过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而己，但我们很肯定的是，语言一旦发展到“主谓宾”语序的形式，就不会再作任何的改变，这种语序可以认为是语言发展的最后阶段，但这又不能说所有的语言都会朝着这个方式演进，今天所有非“主谓宾”语序的语言，在明天不一定会过渡到这一形式。毕竟，语言是一个集体努力而创造的产物，它的演进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再加上人类在使用“语言”上存在着惰性，一旦一种产品如母语能达到应有的功能时，我们将很难放弃既有的形式，这也是语言需要长时间演变的原因。

　　不过，这种“主谓宾”语序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它拥有以下的独特性：

　　*“主谓宾”语序往往是从其它非“主谓宾”语序发展而成，语言一旦发展到“主谓宾”语序的形式，语序就固定下来而不再作改变。

　　*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大部份是“主谓宾”语序，如汉语、英、法、俄、西、葡萄牙语等。

　　*使用“主谓宾”语的民族大部份在很早以前已开始使用文字，如欧洲各国和中国，但是印度和阿拉伯的情况则例外。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一下“主谓宾”能成为主流语序的原因，我们发现这种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1.“主谓宾”语序符合表达对象发生的时间性，与逻辑顺序吻合。正如上面提到过的例子，“他吃苹果”。“吃”的动作必须发生在“我”这个概念之后，有了“他”的概念才可以导致有“吃”的动作，然后这“吃”的动作指向“苹果”这个对象，虽然“苹果”这对象一早就存在，但只有“吃”的动态关系把“苹果”与“他”这代名词联系上，而且“吃”的动作与念头也首先发生在“他”这个“主体”身上，这就是时间出现的顺序性。再以空间顺序而论，整个动作过程是发生自“他（一个人）”，再有了“吃”的念头之后，才做出把口放在“苹果”上来吃，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的发生次序而形成的逻辑顺序上，“主谓宾”的语序表达方式与逻辑存在着一致性。所以，大脑在通过发生顺序来理解客观事件方面，与通过语言处理或以语言表达这个事件方面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理解与思维的顺序达到完全的统一。

　　为了更方便和有效的处理信息，人类的语言慢慢的把思维（也是语言表达）的顺序向实际的客观认知顺序靠拢，开始有意识的采用“主谓宾”语序。所以我们发现，现在大部份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都使用了这种语序。

　　2.“主谓宾”语序与文字书写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明具有悠久书写历史的民族，如西方语言和汉语最后都采用“主谓宾”语序。人类的语言在产生之初，都经历过一个“无语序”的阶段，然后渐渐找到适合自己语言特性的语序方式。就以西方语言为例，现在除了德语（俄语的语序比德语更自由，但还是以“主谓宾”为主）这种较为古老的语言还保留一些固定的“非主谓宾”语序外，其它如英法意西牙等语言都已经发展成单一的“主谓宾”语序，有关西方语言的语序演进历史，笔者会在下一部份为读者作详细的介绍。汉语如同其它语言，同样在最初的文字使用时期，也经历过“无语序”阶段。但当文字产生并使用了一段长时间后（可能需要数百到上千年），为了简化书写和提高文字的效率，“主谓宾”语序开始在文字书写中定型下来。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在一个句子中，“主语”和“宾语”都是名词，属于相同的“词性”，用作指示事物，只有“谓语”是动词，是属于与前者不同的词类，用作指示句子中“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如“老虎吃山羊”这一句，“老虎”与“山羊”同是名词，甚至同属动物类，只有这“吃”这个动词与别不同，而“动词”的异质性就可以起到“主语”与“宾语”的分隔作用，在不需要添加额外其它标识符眼或符号的情况下，“谓语”已经起到了分隔两个名词的作用，这样文字书写可以趋向简单化。不然，像汉语这样的“孤立语”，没有这种固定的“语序”，两个名词（主宾语）在没有动词作分隔的情况下堆在一起，就会造成了上面甲骨文例子中的语意暧昧性。在“印-欧”屈折语中，他们会以“语格”的方式区分“主谓宾”语，所以语序对理解句子来说完全不重要，但当语言简化后，语格的现象消失，固定的语序就变得越来越具有逼切性，而且需要通过语法把语序固定下来。为了书写上的简化，省去了大部份语格内容的英法意等语，就如同汉语一样首先选择了“主谓宾”语序。像德语与俄语因为还保留一定的语格变化，因此也同时保留了一部份的“非主谓宾”语序。此外，在德语中还规定名词的首个字母必须“大写”，以此来突出“名词”的位置，以便方便阅读。在“主賓謂”語序的日語裡，主語後要加“は”或“が”來與“賓語”區分開，“賓語”後要以“を”作結尾。可见，在没有固定的“主谓宾”语序的语言中，在语法和书写上必须作出额外的指示形式来突出“主语”与“宾语”的地位。假如有特别的指示形式，语序也可以相对的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时又令到书写变得较为复杂，不能做到简化语言的效果。

　　由以上两点可见，语序的改变与作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逻辑合理化，以及与书写文字的简单化分不开，但是这肯定是一个长时间的演进历程。

　　从“印-欧”屈折语的发展来看，西方语言发展的核心内容可以概要的总结为“语序”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最早的“无语序”状态向今天固定的“主谓宾”语序的发展过程。但为甚么西方语言的语序发展，需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历时差不多一千年）呢？为甚么语序的演进在语法和语言结构上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呢？相反，汉语却在两千前就已经定型为“主谓宾”语序了。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印-欧”屈折语（以下以“英语”为例）的“屈折性”和汉语的“孤立性”作比较开始，请看下图：

　　“音素”是指组成读音的最小单位，就是“元音”和“辅音”。在屈折语中，音节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所以不能以音节作为分析语意的单位，而需要通过“音素”来分辨。可见，“音素”在屈折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单词需要根据语法或句子中所处的位置而改变的话，其中变化的部份可能只是一个音素而己，请看以下的对比：

　　his/him、her/hers、want/wanted，his表示he的“属格”，而him就是he的“宾格”，它们两者只有一个字母之差，her与hers的关系同理，want/wanted只差2个字母，而后者表示“过去式”。

　　“音素”在字母上的反映就是“形素”，“形素”就是指示“音素”的字母内容，而在屈折语中，“音/形素”指示重要的语意或语法内容，这部份语意或语法成份就是“意素”，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意素”指示了语格和时态关系。相反，因为汉语在发音方面的“孤立性”，具有语法和指示概念功能的只是一个单独不变的“音节”，因此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汉语中的音素功能。因此在汉字方面，因为音节的孤立不变性，所以组合汉字的部份除了“形声字”对发音起启示作用（但并非指示音节中的元辅音部份）之外，汉字的字形基本与读音的方式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汉字的外形如同音节一样，具有绝对的不变性，不会因为任何的语法关系而改变，因此一个汉字只有一个“形素”。再进一步，因为音节和“形素”都是单一的孤立体，所以汉字只能有一个的“意素”，表记孤立而不因语法环境而变的概念。可见，从汉语的孤立性开始，再到汉字的产生，就把“音节-形素-意素”以一对一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只要我们翻开一下字典就可以发现，若以普通话（国语/华语）为例，一共只有从“a,ai,an……”到“zui,zun”的393个音节，普通话有四个音调，最多也只能有1572=393×4个读音（每一个读音只有一个音节）而已。这个字节的数量远远少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数量，所以在汉语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一个相同的音节可以指示超过一个的汉字。幸好在汉语所指示的概念只由汉字的“形素”来提供，这样概念的数量也就不受音节数量所限，只由汉字的数量来决定。

　　这种利用“形素”来扩展“意素”（概念）数量的功能，在日语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因为日语的音节只有45个另加一个“-n”的辅音，如果没有借用汉字的话，很多“意素/概念”就不可能在书面上辨别。可见，汉字的产生对汉语的发展起到奠定性的作用。“符素”的概念是相对于句子而言，每一个在句子中的单词或汉字就是一个“符素”，它作为句子语意的组成单位。在表示同一个语意的句子中，句子中的“符素”越多，也就是使用的单词或汉字越多，这就说明句子的语意分摊到更多的语意单位中，而每一个单位的语意成份也就越小，这也说明了每一个单词具有更强的“符号性”（表示“符素”的程度，也作“符素性”）。正如我们日常使用的符号如“@”表示“在这里”的意思，“？”表示提问的功能一样，每一个符号只表示一个孤立而单一的概念，只有这样，符号的组合性才会提高。“符素性”程度高的语言，表示单词或汉字在表记上更接近“符号”的功能。有关语言的“符素性”，笔者将会在稍后的部份再举例子来说明。

　　屈折语相对于孤立语和以音节为单位的沾着语（日语）而言，因为其中的音素具有屈折性（变动性），这令到语言中最小的发音单位（音素）也可以指示“意素”，可以表示语法或语意上的概念。这样对屈折语的使用者来说，发出一个音素只要调用发声器官中最小量的活动就可以，从生物机能上可算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屈折语使用者也就更倾向于采用“音素”来指示“意素”的做法。请看上面的例子就明白了，屈折语的这种特殊性直接导致屈折语的使用者，倾向于利用音素变化来指示语意和语法上的概念。在使用语言之初，句子结构还不成熟，西方人主要还是通过单词来表达意思，如果通过最小的音素（意味着调用最小的发声器官来活动）就可以表达出更多的语法和语意，这在单词的利用率来计算，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就算我们看一下“沾着语”中的例子，他们使用“音节”为单位而非音素，基于同样的理由，“沾着语”如日语也可以利用在“字尾”上音节的添加或改变来表达语法（如过去式）和语意（尊敬的语气）方面的意思。但是作为“孤立语”的汉语，这就不可能了，在没有文字之前，意素与音节是“捆绑式”的一对一连结，只要音节孤立不变，意素也是单一孤立的，所以汉语中的动词也就没有了“时态”方面的指示，也不能附加语格成份。汉语在“音形意”方面的“捆绑性”，导致本身不能像“屈折语”那样，利用音素和形素的方式，增加或修改汉字的语意（包括语法上）。因此，如果汉语的书写还像昔日甲骨文时代的情况一样，没有固定的“语序”，再加上因为汉语汉字的孤立性，这样又不能在汉字上附加“语格”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语格对语序的重要性在跟着来的篇幅有重点论述），“无语序”的汉字句子就很难得到准确的理解了。为此，汉语的语序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固定下来。根据上面所提的两大原因，“主谓宾”语序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样就可以解释到“主谓宾”的汉语语序，自甲骨文的后期就开始定型并延用至今的原因。

　　对于屈折语，因为单词以音素为单位表现出的“屈折性”，这种语言就可以通过在单词中添增加语格的方式来维持“无语序”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动词中添加指示“时态”的“形素”，名词中增加“数量格”或“性别格”的成份等。但是，“屈折语”这种以“音素”为单位来增加或修改语意的方便性，也令到在人类使用语言的早期，位于不同部落或地域的语言使用者，可以按着自己地域或风俗习惯来随意添加修改。当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后，各部族的人口出现融合和互相渗透后，我们就发现融合后的语言存在着大量的不规则现象，对于一个“屈折式”的语法功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表示同一语意的方式并不统一，都没有划一的标准。这就是早期“屈折语”（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普遍现象，不过到了后期的英语法语那里，这种现象就开始大大减少，但是，语言要发展到这种阶段也需要经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这就是“屈折语”演进的主线。无可否认，这种语言演进与欧洲屈折语成员间互相影响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在我们明白了屈折语具备了以音素表示意素的重要特点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基础上，认识到“语序”和“语格”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笔者曾提及到本书并非一本教授语言语法的书藉，只不过是在说明问题时必须要引用语言作为例子，而且还要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外语。因此，笔者只希望能握要的讲述问题的核心，而不对某种外语作冗长的介绍和解释。对于语言作为大脑思维的工具，在本书中笔者只谈语言的工具性，而不涉及任何的文学艺术性，所以针对语言的工具性，语言的成份可以简化到右边这六个词类中，“名语、代词（人称和事物）、冠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至于句型方面，本章只提及具主要语言功能的“陈述句”，不涉及其它如“疑问句”等。只要语言包含了以上的词类和句型，这种语言就具备了功能性，也就可以被称为“语言”了。

[ 本帖最后由 tantiancai 于 2007-8-15 21:56 编辑 ]

tantiancai

　　为了解释和理解上的方便，笔者将会用汉字来代表西方屈折语中的“语格”成份，以此来说明“语序”与“语格”的直接关系。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一个男孩子看见一只老虎正在咬他的一只羊，于是他就跑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如果用汉语去表达的话，我们会简单的说：“老虎咬羊（啊！）。”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使用了固定的“主谓宾”语法和用了4个音节（意味着4个汉字），还有同样的4个符素（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符素”）来组成句子。如果用屈折语来表达这个情况又如何呢？因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屈折语中的“音素”可以表示“意素”，所以屈折语的使用者就利用这种语言“优势”来表达信息，而且在语言还未发展到可以产生完整句子的阶段之前，他们会通过单词中的音素来修改或表达语意，最后形成了屈折语中单词中包含大量意素的现象。所以在屈折语的角度来看，这个句子就变成为以下的形式，请记住早期的屈折语言还处于“无语序”状态，而屈折语的“屈折性”也正好让“无语序”合理化。因此，同一个意思最起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不同的语序来表达：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老虎-（单数）-（主格）

　　羊-（复数）-（宾格）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以上使用了三种表达顺序，所以各个句子带有不同的强调性，而句子中名词后面都表示了“语格”的成份，动词则附有“时态”的情况。现在，笔者需要介绍一下屈折语里的8种语格：

　　主格Nominative：句子中的“主语”。

　　呼格Vocative：带有呼唤语气。

　　宾格Accusative：句子中的“宾语”。

　　工具格Instrumental：通过这个“名词”可达到目的。

　　与格Dative：授予的目标。

　　离格Ablative：从“名词”处“离开”。

　　属格Genitive：表示“拥有”的意思。

　　位置格Locative：表示其它事物的位置关系。

　　在印欧语系中，古老的竺语就具备了以上的8个语格，拉丁语只有其中的6种（主要使用的只有5种，古希腊语则有5种），现代的德语和俄语还保留着4种语格，以下是竺语中单词“神”在这8个语格中的形态，我们可以发现8个语格的单词都有一个共同形素组成的“字根”部份—Dev，仅跟着的就是随语格变化的“字尾”。

语格	竺语	英语	汉语
主格Nominative	Dev-as	God	神
呼格Vocative	Dev-a	Oh God	（啊）神！
宾格Accusative	Dev-am	God	神
工具格Instrumental	Dev-ena	by God	（通过）神
与格Dative	Dev-aya	to God	（向）神
离格Ablative	Dev-at	from God	（从）神（那里）
属格Genitive	Dev-asya	of God	神（的）
位置格Locative	Dev-e	with God	与（神）

　　像现代英语这种已经基本上没有语格的“屈折语”，神的单词只是“God”，这是一个没有语格的形式，原本语格中的语意内容，现在就通过“介词”来表达，语法内容则通过固定的“语序”来表达，汉语也采用与英语一样的表达原理。

　　有了对语格的认识后，现在我们再回顾之前的例句。如果音素携带的意素能指示语格的话，以下的三个句子不论句子中单词的位置是如何的颠倒，我们也知道老虎是“主语”，羊是被吃的对象“宾语”，还有很肯定“吃”这个“谓语”一定是“老虎”的动作，因为“主语”和“谓语”都有相同的“数量格”，在这个例子里是“单数”，而“宾语”表示“复数”。再者，使用者还可以通过表达句子中单词的先后次序，突出哪一个是强调点，以下三句可根据第一个单语的语意来强调“老虎”、“咬”或“羊”的重要性：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老虎-单数-（主格）

　　羊-复数-（宾格）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对屈折语的句子，我们还知道音素还能指示出更多的信息，如“时态”，这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还有老虎只有一只，羊则超过一只。相反，在汉语句子中只表达了“老虎咬羊”的基本概念，如再进一步附加信息的话也可以，只要加上如“刚才”或“几只”等词语就完成了。但两者的分别是，汉语允许使用者用最简单的字眼来表示最基本的概念，但屈折语却往往因为词语中已附带的“音/意素”而必须表达出比基本“概念”更多的语意，包括发生的时间性和涉及的数量等等。

　　如果，现在我们把以上例句中的意思，再来扩充一下而成为如下句子：

　　汉语：那只老虎咬牧民的山羊。

　　通过屈折语表达就是：

　　那-单数-（主格）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牧民-单数-（属格）

　　老虎-单数-（主格）　那-单数-（主格）　羊-复数-（宾格）　牧民-单数-（属格）　咬-（单数）-过去式

　　同样道理，只要“那”这个单词带有“主格”和单数的“数量格”，我们就知道“那”是指向“老虎”的，而牧民是“属格”状态，所以指向所在位置之前的单词“羊”，表示这是“牧民的羊”（对于“属格”，指向的对象由固定的位置决定）。整个句子通过语格方式，又一次的令到语序失去了重要性，连“那”的定冠词也附带有语格成份。如果，我们引入形容词，并把牧民去掉换作“黑色”的形容词，让句子变成：

　　那只白色的老虎（这原来是一只白虎！）咬黑色的山羊。

　　在屈折语里就是：

　　那-单数-（主格）　白色-单数-（主格）　老虎-单数-（主格）　咬-（单数）-过去式　羊-复数-（宾格）　黑色-单数-（宾格）

　　同样，“白色”这个形容词为了能准确修饰“老虎”这个名词，形容词也必须具有“语格”和“数量格”的变化（为简化起见，这里就不提“性别格”），而“黑色”也因为有相应的语格和“数量格”，所以也可以准确的指向“山羊”而非“老虎”。可见，这个句子的意思也完全独立于“语序”，不仅如此，单词里所携带的信息令到句子的中“主语”、“谓语”和“宾语”之间的分野清晰可见，具有立体感且完全不会造成对句子理解上的歧义性，句子的意思就成为绝对的语意了，完全排除了其它不同的理解方式。以下总结一下，这个句子中单词携带“语格”的一致性情况：

　　因此，在大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句子时，只要找出句子的结构，就可以毫无疑虑的准确解读句子了（如下图*）。

（图*）

　　让我们再看一个有关“动词”的例子：

　　汉语：我砍柴，你烧饭。

　　在屈折语中就是：

　　砍-（人称格：第一人称）-现在式　柴-复数-（宾格），烧-（人称格：第二人称）-现在式　饭-复数-（宾格）。

　　在屈折语“动词”中的“音/意素”不但可以用作指示时态/数量/性别格，而且还可以表示“主语”中的“人称”，这样“音素”的表意性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同时令到在理解这个动词时不存在任何歧义性的机会。只要“砍”这个动词指示出“第一人称”的“人称格”，在例句中就是“我”这个“主语”，这个动词就不可能再用作修饰句子中任何一个“非第一人称”的主语，大脑在处理这信息时就不存在任何的疑问。拉丁语就是这样一种高度“屈折性”的语言，因为它在表达信息中表现出准确和无可质疑性（当然还有这种语言已具备了丰富的词汇量），所以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虽然再没有人以拉丁语作母语，但它一直在欧洲的宗教和学术界中流行。直至十七世纪，欧洲仍然使用拉丁文作为学术交流的语言（拉丁语已经成为天主教教会的共同语言）。在西方语言中，俄语与德语还保留着部份的语格变化，而且俄语的语格变化要比德语复杂，这样我们也可以猜想到俄语的语序相比之下，就更自由而没有很大的固定性，事实的确也是这样。因为以功能性而言，语格的出现可令到语序变得随意，但到了最后，语言发展到像英语一样，成为基本上没有语格成份的语言时，语序就必须要固定下来。可见“语格”与“语序”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在有关介绍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屈折语的内容时，读者就可以了解到这种现象。历史上在欧洲范围内，拉丁语因为丰富的“音素”所带出的“意素”，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语意。因此直至十八世纪，拉丁语也是欧洲学者作为文化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学术著作都以这种语言出版。德语在德国统一后崛起，也因为德语比英法语保留更多的语格成份，这样语言中的歧义性也相对降低，所以欧洲的政治和法律性文件较多以德文来书写，可见语格作为一种语言信息的保充数据，能够提供到保证文字交流双方，在表达和理解同一句子时语意上的一致性。

　　由上面的图*可见，屈折语中的语意有着线性相连的严紧表达性，这完全是由单词中的“音/意素”所提供的特殊功能。只要看一下屈折语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到将来的语言发展就是在保留这种语意的严紧性为前提下，以增加“介词”和固定“语序”的方式，同时令语格、数量格与人称格等成份慢慢的从单词中脱落。以下让我们看一看屈折语的演进过程吧，笔者将会通过名词、代名词（人称、事物）、冠词、动词、形容词和介词这六大类别，并以词语的语格、性别格、数量格、时态和人称格为标准，另加与之有关的语序形式，为读者展现出语言的演进历史。

　　以下将会以语言出现的时间顺序和语法复杂程度，先后讲述古希腊语（为最早的屈折语）、拉丁语（在古希腊之后），俄语、德语（俄德语为后期的屈折语，但保留了较多的古屈折语特色，俄语较德语为多，所以置于德语之前）、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两种语言在语法上基本相同，同样是世界上重要的语言），最后是英语，因为她在语法上比以上任何一种语言都要简化，成为屈折语发展出来的最简化形式。而且英语的语言演化历程可以作为屈折语的代表，在最早期的古英语中已具备了古屈折语的所有特点，然后经历过上千年的进化后，成为了今天全球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现代英语。因此，解剖英语在语言语法的变化过程，就如同检阅一遍屈折语的发展史一样，英语既然作为现代屈折语中最前卫的语言，我们就以英语史为例，看一下英语的发展历程，然后再重点讲解一下英语在语序、音素乃至句子结构方面的特点，同时与汉语作对比。

古希腊语

名词：

*3种型变，这是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5个语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呼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以下举第一种型变中，两个阳性单词，νεάνίάσ“青年男性”和κρτήσ“法官”为例，读者可见其中的词尾变化并非完全规范化：

	νεάνίάσ		κρτήσ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主格	νεάνί-άσ	νεάνί-αι	κρτ-ήσ	κρτ-αί
呼格	νεάνί-ά	νεάνί-αι	κρτ-ά	κρτ-αί
宾格	νεάνί-άν	νεάνί-άσ	κρτ-ήν	κρτ-άσ
属格	νεάνί-οσ	νεάνί-ών	κρτ-ού	κρτ-ών
与格	νεάνί-α	νεάνί-αισ	κρτ-ή	κρτ-αίσ

*1至4的数量词有4种语格，3个性别格（其中由2到4这3个数量词，分别由2个形式来表示3个性别格）。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5个语格、2个数量格，3个性别格，3个人称（只有第三人称复数有3个性别格）。

冠词（定冠与不定冠词）：

*包含：

　　5个语格、2个数量格、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形容词：

*3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与名词一样的对等形式：

　　5个语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动词：

*4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6个时态（现在、将来、不定过去时、完成时、被动完成和被动不定过去时）、3种语气（陈述、虚拟和祈使语气）、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和1个“不定式”（有4个语格）。

语序：

　　完全没有固定语序，因为名词、形容词、代名词都有可互相配合的语格、性别格和数量格。

从古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

　　古希腊语虽然也在不断的演进中，但是可能因为地理和政治的关系，古式的希腊语要等到十九世纪，在希腊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并建立起独立的希腊王国后，这种语言才在希腊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进行语言简化工作。其中把古希腊语中表示两个人的人称格和表示两个数量（双数数量“dual”）的数量格取消，还有完全取消较为少用的“与格”，简化动词的型变方式，取消“祈愿语气”和动词的不定式，还有通过补助词组（如英语的shall/will）来表示动词的时态变化，从而简化动词型变。整个语言改革的目的就是促使希腊语以逻辑的方式获到简化，这种人为的过程其实就是西欧屈折语在历史中走过的语言演进道路。

拉丁语

名词：

*5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5个语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离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现在举第一种词变为例，它们都阳性或阴性词（这类名词没有中性），由此可见，词类内的语格变化十分的规范化。

第一类名词语格变化(阳或阴性)
	单数	复数
主格	-a	-ae
属格	-ae	-arum
与格	-ae	-is
宾格	-am	-as
离格	-a	-is

*从1至3的数量词也有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5个语格、2个数量格，只有第一和第二人称，没有性别格之分。

没有冠词

形容词：

*3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与名词一样的对等形式：

　　5个语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动词：

*4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这4个分类根据动词的现在时词根后的字母来分类：

	现在时动词词根	不定式
第一类：以-a结尾	ama-	ama-re（爱）
第二类：以-e结尾	mone-	mone-re（警告）
第三类：以‘辅音’结尾	reg-	reg-ere（管治）
第四类：以-i结尾	audi-	audi-re（听）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5个时态（现在、未完成、将来、完成和过去完成时，还有1个“不定式”）、2种语气（陈述和虚拟）、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主动”与“被动”形式。

语序：

　　完全没有固定语序，因为名词、形容词、代名词都有可互相配合的语格、性别格和数量格。

从古拉丁语到通俗拉丁语：

　　古拉丁语文字属于希腊式字母，而且语言也受到古希腊语模式的影响，具有语言上高度的屈折性。古拉丁语后来成为罗马共和国乃至后来帝国的官方语言，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也就再没有西方人以拉丁语作为本身的母语，而拉丁语也慢慢演变为今天的意大利语和其它的拉丁语系语言，东罗马帝国后来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在另一方面，拉丁语却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学术和宗教界语言，这样方便了欧洲各国进行文字交流。到了公元4世纪，古拉丁语也开始简化为“通俗拉丁语”，这样可以方便人们的学习，其中简化的内容包括：使用更多的介词和较为固定的语序来减少词语中的“屈折”（语格成份）变化，这也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见到欧洲语言的演进过程一样。可见，语言在历史中的自然演进和人为的改良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以下的德语、俄语、法语和英语的发展，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这一条发展轨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

俄语

名词：

*4个种类的型变中包含：

　　6个语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工具格、介词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人称”代名词包含：

　　6个语格、2个数量格，3个性别格（第三人称阳性与中性一样、第三人称只有1个性别格），3个人称。

*“事物”代名词：

　　5个语格（主格与宾格相同）、2个性别格（阳性与中性相同）。

没有冠词

形容词：

*1种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与名词一样的对等形式：

　　6个语格、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2个数量格（复数不带性别格）

动词：

*2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3个时态+1种原型+6个分词+1个语气（现在-将来、过去时、完成时、不定式、现在分词、现在被动分词、过去分词、过去被动分词、现在状语分词、过去状语分词、祈使语气）、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

语序：

　　主要是“主谓宾”语序，但是因为名词、形容词、代名词都有可互相配合的语格、性别格和数量格，所以语序带有随意性。

德语

名词：

*名词的头一个字母必须要“大写”。

*2种根据词尾分类的规范化形式—“强”名词与“弱”名词。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4个语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有多种不同变化）、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虽然名词有语格变化，但它的变化已经是很少，不像拉丁语和俄语，每一个语格有明显的差别。现举“弱”名词“der Junge”，表示“the boy（这个（定冠词）男孩子）”为例，可见在德语中，主要用来决定名词语格状态的已非名词本身，而是转移到冠词那里，因为德语名词基本上要求跟随冠词之后：

	单数	复数
主格	der Junge	die Jungen
宾格	den Jungen	die Jungen
属格	dem Jungen	den Jungen
与格	des Jungen	der Jungen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4个语格、2个数量格（第一和第三人称复数没有性别格之分）、事物代名词有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冠词（定冠词“the”与不定冠词“a”）：

*包含：

　　4个语格、2个数量格（复数没有性别格之分）、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the”：

	阳性	阴性	中性	复数(没有性别)
主格	der	die	das	die
宾格	den	die	das	die
属格	dem	der	dem	den
与格	des	der	des	der

　　“a/an”：

	阳性	阴性	中性	复数(没有性别)
主格	ein	eine	ein	keine
宾格	einen	eine	ein	keine
属格	einem	einer	einem	keinen
与格	eines	einer	eines	keiner

形容词：

*词尾变化完全规范化。主要分为跟随冠词（和限定词）和在形容词之前没有冠词的2大形式，其中有冠词（和限定词）之前的也分2类，每一种形式或模拟也有固定的变化模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与名词一样的对等形式：

　　4个语格、2个数量格（单、复数：没有性别）、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动词：

　　*有一种可分拆使用的动词，名“可分拆动词”。

　　*只有规范和不规范化的变化形式，就变化形式而言，其中一种动词名为“强”动词。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3个时态和1个“不定式”（现在、过去时、过去分词和不定式）、没有语气、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1种礼貌形式的第二人称（没有数量格）和1个“不定式”。

语序：

　　基本上是完全的“主谓宾”语序，但是名词、代名词还跟随着简单的语格。除此，名词以头一个字母以大写字体作为识别。在句子的子句部份使用了非“主谓宾”语序形式来识别主次句子成份，如“谓主宾”或“主宾谓”语序，还有动词的过去分词必须放置在句子最后，这是半“主宾谓”语序。总结如下：

*句子中有两个动词（第二个为不定式或过去分词）时：

　　第一谓语+主语+宾语+第二谓词（不定式或过去分词）。

*强调时间概念时，句子首位为“时间”如“昨天、今天”等，谓语在句子第二位：

　　时间概念+谓语+主语+宾语。

*以“介词”如“因为、如果、但是、直至、当”等划分主句和子句关系时：

　　主句（谓语+主语+宾语）+介词+子句（主语+宾语+谓语）。

法语

名词：

*2个数量格（单、复数：大部份名词后加-S表示复数）、2个性别格（阳、阴性）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人称代名词：3个语格（主格、宾格和属格），2个数量格（复数格没有性别），2个性别格，3个人称。

　　事物代名词：2个数量格（单复数）、2个性别格（阳、阴性）。

冠词（定冠与不定冠词）：

*包含：

　　2个数量格（复数没有性别）、2个性别格（阳、阴性）。

冠词	the	a/an
阳性	le, l’	un
阴性	la, l’	une
复数	les	des

形容词：

*3种修饰名词的形式，一是在名词之前、二是在名词后，但后者为主要模式，同一个形容词用在名词前或后，指示不一样的语意。

*一部份形容词存在形变，并非全部可以形变：

　　2个数量格（单、复数）、2个性别格（阳和阴性）。

动词：

*3种型变分类：80%的动词以-er结尾，还有其它的分别是-re和-ir等，根据不同的结尾，动词有完全规范化的型变方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6个时态+1个语气+2个分词（现在、将来、条件（等于英语中would like）、未完成、完成、虚拟语气、现在分词、过去分词）、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完全规范化）。

语序：

　　固定的“主谓宾”语序，但是名词和形词之间的位置没有固定形式，而且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为主要模式。

西班牙语

名词：

*1种型变包含：

　　2个数量格（单、复数：大部份名词后加“-s”或“-es”表示复数）、2个性别格（阳、阴性）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人称代名词：4个语格（主格、宾格、与格、属格），2个数量格（复数格没有性别），2个性别格，3个人称。详细如下：

	主格	宾格	与格	属格	介词格
I	yo	me	me	mi	mí
you（亲近，单数）	tu	te	te	tu	ti
he,she,it	el,ella,ello	lo	le	su	el,ella,ello
You（礼貌，单数）	usted	lo/la	le	su	usted
we	nosotros	nos	nos	nuestro	nosotros
you（亲近的，复数）	vosotros	os	os	os	vosotros
they	ellos	los	les	su	ellos
you（礼貌，复数）	ustedes	los	les	su	ustedes

　　事物代名词：2个数量格（单复数）、2个性别格（阳、阴性），在英语“that（复数：those）”这一层层语意上再分为2个意思。

冠词（定冠与不定冠词）：

*包含：

　　2个数量格、2个性别格（阳、阴性）。

冠词		The	A/An
单数	阳性	el	un
	阴性	la	una
复数	阳性	los	unos
	阴性	las	unas

形容词：

*形容词存在型变：

　　2个数量格（单、复数：主要形式是加“-s”或“-es”变为复数）、2个性别格（阳和阴性）。

形容词字尾	阳性	阴性
	-o	-a
	-a -e -ú -í

动词：

*3种型变：动词以-ar结尾，还有其它的分别是-er和-ir等，根据不同的结尾，动词有完全规范化的型变方式。

*在每种型变中都包含：

　　6个时态+3个语气（虚拟语气分为3种时态）+1个分词+1不定式+1动名词（现在、将来、条件（等于英语中would like）、未完成、完成、过去、祈使语气、现在虚拟、未完成虚拟和将来虚拟语气、过去分词、不定式、动名词）、6种人称格（包含单复数的数量格，完全规范化）。

语序：

　　固定的“主谓宾”语序。

英语

名词：

*2个数量格（单、复数：大部份名词后加-s表示复数）。

代名词（人称和事物）：

*包含：

　　人称代名词：3个语格（主格、宾格和属格），2个数量格（复数格没有性别），2个性别格，3个人称。

　　事物代名词：2个数量格（单复数）。

冠词（定冠与不定冠词）：

　　没有数量格和性别格。

形容词：

　　形容词只有一种形式

动词：

　　2个时态+1分词（现在、过去和过去分词）。

语序：

　　固定的“主谓宾”语序。

　　下图对以上各种语言在“屈折性”与“语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对比：

tantiancai

　　在罗马人入侵英格兰之前，来自欧洲地区的凯尔特人（Celts：属于今天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祖先）已经在英伦列岛居住多年。罗马人自公元前55年代开始，发动对英格兰的入侵，但直到公元43年才完全征服英格兰，自罗马人入侵到公元410年撤出英格兰，罗马人已经在英格兰盘居长达四百年之久。在罗马人离开后，来自欧洲西日耳曼部落“Angelen”地区的盎格鲁人（Angles）、其它部落的撒克逊人（Saxon）、朱特人（Jutes）和弗里斯兰人（Frisian）开始跨海西迁进入英格兰地区（英语中的“English”就是出自古词“englisc”，“englise”中的“Engle”表示“the Angles”，即是“盎格鲁人”的意思），并与当地的凯尔特人（Celts）为争寻土地发生了长期的战争，经历几代后也续渐在英格兰各处定居下来。

　　凯尔特人（Celts）的国王Arthur在Celts与日耳曼人之间长久的战争中，虽然曾一度与日耳曼停战，但最终凯尔特人还是不敌日耳曼人而被驱赶到今天的爱尔兰、威尔士和马恩（Man）岛地区，日耳曼人称威尔士地区的Celts为“wealas”意即外国人，“Welsh”和“Wales”亦因此而得名。

　　英语作为最初期日耳曼人使用的语言，自从在英伦半岛生根成长到今天，整个语言的演进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时期：

　　1、Pre-old English.前古英语时期（从日耳曼人入侵开始至公元500年罗马人撤出英格兰）

　　2、Old English.古英语时期（公元500-1100）

　　3、Middle English.中古英语时期（公元1100-1500）

　　4、Modern English.现代英语时期（公元1500-现在）

古英语时期

　　在前古英语时期，表记文字只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受罗马字母影响而产生的RUNES字母。但是从597年后开始，St. Augustine主持了Kent国王Ethelberht的受洗仪式，令他皈依了基督教。自此，日耳曼人开始纷纷接受基督信仰。随着罗马天主教的流行，拉丁字母也渐渐取代了昔日的固有文字，而成为英语的书写字母。

　　古英语中使用的字母与今天的英语有一定的差别，但最不同之处是单词的拼写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古英语中，有一些今天没有的字母如æ、Þ等。要等到中古英语时期，英语单词的拼写才开始接近现代英语。以下是同一句子通过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所作出的两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古英语的句子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而中古英语的就比较容易辨认了。

　　古英语：Gemiltca minum suna.

　　中古英语：Have mercy on my sone.

　　现代英语：Have mercy on my son.

　　这些定居在英格兰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朱特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方言，造成各说各话的现象。在英格兰东南部的Wessex王国，在国王Alfred统治下开始变得强大，而且在871年，Wessex国王Alfred还着手把拉丁文文献翻译成英文，以拉丁字母取代固有的RUNES字母，所以这地区的英语成为了古英语的主流。

　　在9世纪的时候，丹麦和娜威人（Danes）（以下简称“丹娜人”）开始入侵英格兰。878年Wessex国王Alfred对入侵者一场意外的胜仗，令到双方签定了和平条约。条约规定丹娜人控制东北部，英国人在英格兰的南部，并要求丹娜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英格兰的东北部，又称为Danelaw，意即Danes Law（丹麦法律）所管辖之地。丹麦人把他们的词语引入到当地语言中，令到现代英语的同意词数量得到了增加。They，them，their这些代名词就是来自丹娜人的。下表还有一些延用至今的丹麦词语：

古英语固有词	引入的丹麦词
craft	skill
wish	want
raise	rear

　　除此之外，如以-by作为地区名称的字尾：

　　-by：表示“城填”town，例如“Derby, Rugby”

　　-thorp：表示“村庄”village，例如“Althorp”

　　-thwaite：表示“孤立的土地”

　　-toft：表示“一块土地”

　　从公元750-1050年间，来自北欧日耳曼部落的维京人（Virkings）（也属于丹麦娜威人）一直攻击英格兰，并在公元1016年，丹麦国王King Svein还加冕成为了英格兰国王。到了1042，英国人Eward the Confessor才把王位从丹麦人手中夺回来。

　　以上是古英语时期的英格兰历史，在这段时期中，英格兰主要遭到了北方日耳曼人的不断入侵并定居下来成为了英国人的一部份。之后的日耳曼人的入侵，主要分为Danes和Nores两个时期。在古英语的语法方面明显具有了古“印-欧”屈折语的特点，就如同古希腊和古拉丁语一样，从中还可以见到，甚至是现代德语里某些早期的语言特色。

古英语语法：

*名词、（人称和事物）代名词和形容词具有三个“数量格”：单数、双数（dual）和复数（表示超过2的数量）。这个“双数”量可以视之为早期人类从一到多数，属于这种数量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名词有3个性别格（阳、阴和中性）。

　　这种性别格的分配是硬性规定的，其实与具体事物（包括非“生物”）的性别没有关系，只能视为名词外的一种额外信息，作为在句子中与这名词有关单词之间的一种匹配性标记，例如形容词通过性别格与名词匹配，这样肯定了这个形容词只修饰这一个名词。

*5个语格：

　　主格Nominative，宾格Accusative，属格Genitive，与格Dative和工具格Instrumental。

　　以下以名词“fox”（狐狸），“learning”（学习），“animal”（动物）和“foot”（脚）来说明古英语中的语格情况（与中古英语作对比）：

古英语的情况：

现代英语：	“fox”（阳性）	“learning”（阴性）	“animal”（中性）	“foot”（阳性）
单数格
主格	fox	lār	dēor	fōt
宾格	fox	lār-e	dēor	fōt
属格	fox-es	lār-e	dēor-es	fōt-es
与格	fox-e	lār-e	dēor-e	fēt
复数格
主格	fox-as	lār-e	dēor	fēt
宾格	fox-a	lār-a	dēor-a	fōt-a
属格	fox-um	lār-um	dēor-um	fōt-um

中古英语的情况：

	fox	lore	animal	foot
单数格
主/宾格	fox	loor	deer	foot
属格	foxes	loor(e)	deeres	footes
与格	Fox(e)	loor(e)	deer(e)	foot
复数
主/宾格	foxes	loor(e)	deer	feet
属/与格	foxes	loor(e)	deer(e)	foot(e)

　　（可见中古英语又比古英语简化了一步）

*冠词有3个数量格。单数冠词有5个语格，复数有4个语格。

*代名词也有3个数量格，每一个数量格各自有4个语格。如下（与现代英语对比）：

	古英语					现代英语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阳性)	第三人称(阴性)	第三人称(中性)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阳性)	第三人称(阴性)	第三人称(中性)
单数格
主格	ic	pū	hē	ho	hit	I	you	he	she	It
宾格	mē	pē	hine	hie	hit	me	you	him	her	It
属格	mīn	pīn	his	hiere	His	my/mine	your/yours	his	hers	its
与格	mē	pē	him	hiere	him
双数格
主格	wit	git
宾格	unc	inc
属格	uncer	incer
与格	unc	inc
复数格			所有性别					所有性别
主格	wē	gē	hīe			we	you	they
宾格	ūs	ēow	hīe			us	you	them
属格	ūre	ēower	hiera			our/ours	your/yours	their/theirs
与格	ūs	ēow	him

*动词有7个分类，其中3种是弱动词，词尾随数量，时态，语气，人称而变化；而且有3个人称格和2个数量格。

　　语气分为陈述（Indicative）和虚拟（subjunctive）语气两种。

　　动词时态变化分为现在时、过去时、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和动名词5种。

　　以古英语动词dēman作例子，等于现代英语judge，意即“判断、认为相信”，英语解释是“judge, deem”：

	陈述语气	虚拟语气
现在时
单数
第一人称	dēm-e	dēm
第二人称	dēm-st（或dēm-est）
第三人称	dēm（或dēm-ep）
复数
所有人称	dēm-ap	dēm-en
过去时
单数
第一人称	dēm-d-e	dēm
第二人称	dēm-d-est
第三人称	dēm-d-e
复数
所有人称	dēm	dēm-d-en
动名词	tō dēm-enne（或dēm-anne）
现在分词	dēm-ende
过去分词	dēm

　　现代英语只剩下以下这4种形式，明显简单很多：

　　judge, judges, judged, judging。

*形容词也最多可以有11种不同的词尾变化形式。因为要配合被修饰名词的数量格、语格和性别格变化，所以也出现了多变的形式。例如形容词gōd，即现代英语的“good（好的）”。当要修饰其它名词时，也就有了以下变化形式了：

　　“sē gōd fox”—the good fox （主/宾格、单数格和中性格）

　　“gōd dēor”—good animals （主格、复数格和阳性格，单词外形与前者相同）

　　“þā gōdan fēt”—the good feet（主/宾格、复数格和阳性格）

　　当我们了解到古英语中复杂多变的语格，我们也可以明白到古英语的语序就如同拉丁和古希腊语一般，变得不重要，也就是处于“无语序”状态。笔者想特别提到的是，在古英语的子句中主要使用“主宾谓（SOV）”语序，这一点与有“血缘关系”的现代德语一样，可见德语中保留了较多的古老语法内容。以下的例子要说明的只是语序情况，并同时与现代英语作比较，所以古英语的单词（包含“语格”）由现代英语单词代替，完全省略语格成份：

古英语	现代英语	说明
The holy Andrew him to said	St. Andrew said to him	在现代英语不允许动词在句子最后。
waters surging	surging water	现代英词不允许形容词出现在被修饰名词之后。
The kings who the power had	the kings who had the power	在古英语的子句who the power had中，动词通常放在最后，构成“主宾谓”语序，这种使用方式见于现代德语。
And as rich is on man there as is another	And one man there is as rich as another	古英语语序较为自由。
Eat more gladly man's flesh	Eat man's flesh more gladly	在现代英语中，副词不可放在被修饰的谓语与宾语之间。

中古英语到现代英语：

　　在1066年，诺曼底（Normandy）的William打败国王Harold II带领的英军，加冕为征服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Conqueror）。在接着来的250年中，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那时期的诺曼底人来自法国的诺曼底王朝，这个王朝是由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所建立，但是他们完全接受法语文化，不过他们所操的法语是一种法语方言，这与巴黎地区的法语不一样。在诺曼底王朝时期，拉丁语和法语词汇大量引入到英语中，英语语法也得到更进一步的简化，这就促成了“中古英语”的产生。中古英语的词汇大量增加，同一意思的单词往往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拼写法。很多法语词被引入而成为英语，这样出现了很多与固有英语词并列的同意词，但这令英语单词变得更专门化。

英语固有词	来自法语的“泊来品”
freedom	liberty
kingly	regal
lawful	legal
动物	食用的肉类
pig	pork
cow	beef
sheep	mutton
	veal, bacon
非技术工种	技术工种
baker, miller, shoemaker	mason, painter, tailor

　　这样法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统治者所管辖的就是政府行政与司法机关，于是英语中有关司法、法制和政治方面的词汇大部份都来自法语词。至于书写方面，在当时也是完全使用法语和拉丁语。自此，每一个英国诺曼底王朝的国王都使用法语，直至1399到了享利四世即位前，已有10000个法语词汇成为了英语词汇的一部份。

　　公元1204在约翰国王的时代，位于法国的诺曼底母王朝被国王腓烈统治的法国所取代。因此，在英格兰的诺曼底王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他们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自此，由统治阶级到政府开始慢慢使用平民大众的语言—英语。直至1362年，法院还使用法语，但只限于官方使用。牛津大学直至14世纪后，也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法语。首都伦敦的扩大，令牛津剑桥的学生成为英语的传播者，因为在当时，各地的英语不能相通，所以需要时间把各地的方言渐渐统一起来。15世纪，William Caxton（1422-1491）成为第一个用英语印刷书本的人。因为印刷品的流行，这令到统一的词汇拼写显得十分的逼切，而印刷品在各地的流行也令到各地的英国人视印刷品上的语言为标准语言。再加上在这时期中，出现了大量使用英文创作的文学创作家，例如是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他们的作品不仅令英语更趋向于统一，还为英语增加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表达方式，大大丰富了当时的英语内容，这些崭新的表达方式包括，副语转换形容语和名词转动词的使用方法等，还有产生了大量的组合词。1430-1700时期，英语已经成为了社会上主要的语言，再加上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英语也随之向英国之外的地区传播开去。

　　在这个中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时期，英语发生了以下的巨大变化：

*数量格中的双数格撤底消失。

*名词的性别格到12世纪中完全消失。名词的语格由5个也减少到只有主/宾格的2个。名语的复数变化由6种简化形式减为只有今天的2种-s和-en的形式，例：kid/kids, child/children，古老的元音变形式只限于以下的情况：tooth/teeth, foot/feet

*随着语格的简化，语序也固定为“主谓宾（SVO）”形式。

*在性别格消失后，形容词的尾变由当初最多的11个减至只有2个，只保留单/复数的数量格而已。而且数量格的变化，也由多种形式简化为只有2种形式：

　　复数的fresshe, floures，单数fressh, floure。

*动词的复数和不定式（Infinitive）词尾变化最终消失。而且动词中昔日的元音变化也简化为只有辅音变化，如以添加-ed来规范过去式的变化等。was/were，sing/sang/sung，run/ran这种元音变化减到最少。现在只有“be”还保留了古英语动词附有性别格、数量格、不定式和时态元音变化的8种形式：be, am, is, are, was, were, been, being。

*代名词方面，在第二人称中，取消thou，只保留you。

　　取消yon，只有this和that这两个方位代名词。

以下表总结了在语法上，英语由古英语经中古英语最后到现代英语的演进过程：

	古英语	中古英语	现代英语
名词数量格：	3	2	2
名词语格：	5	2	0（表示没有语格分别）
名词单复数形式：	6	2（-s、-en）	2（-s、-en）
名词性别格：	3	2	2
代名词数量格：	3	2	2
代名词种数：	3	2（this、that）	2（this、that）
冠词性别格：	3	2	2
冠词（单）语格：	5	0	0
冠词（复）语格：	4	0	0
动词变化：	7	1	1
动词人称格：	3	1（没有任何人称格，除了be）	1
动词变化形式：	动词有单、复、不定式和语气变化	1（保留单数格和一种陈述语气）	1
动词变化种类：	动词词变（至少2种，元音也变）	减到最少，大部份使用-ed形式	基本不变
形容词词变：	11	2	1
有关you与thou两种形式：	you、thou两种形式	只保留you	you

　　语言的简化和规范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也是一项永不停息的工作。昔日的英语如此，就算今天的英语仍然也处于这个过程之中。例如，美国人把英式的英文简化而成为今天的美式英语。自19世纪初开始，美国人就把原有英语单词中不规则的拼写方式规范化，这些不规范的拼写法主要由引入的外语词汇（主要是法语）所造成，例子如下：

规范化的部份	英式词	美式词
-or	labour, neighbour, colour	labor, neighbour,color
-er	theatre, centre	threater, center
-l	travelled	traveled
-k	masque	mask
-ck	cheque	check
-f	draught	draft
-se	defence, realize	defense, realise
-ow	plough	plow
cur-	kerb	curb

　　除此之外，美式英语的语格进一步脱落，“宾格”的whom也可不用，由“主格”who取代。还有，鉴于数序量词如first（第一）、second（第二）、third（第三）、fourth（第四）……等，本身的音素与形素方面与数量one、two、three、four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数量概念上却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孤立语如汉语中，只要在数量词前加一个指示数序概念的汉字—“第”就可以指示出“第一、第二、第三等”概念。现代英语（主要是美式英语）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简化与规范语言的要求下，现代英语主要通过“number”来扮演汉语“第”的功能，把它加在数量词前（如果放在前面就表示多少的数量，所以必须放在后面来区分开。汉语句子中没有如英语般紧密的语意结构和名词的数量格，所以必须添加“量词”来连接数量与名词，英词等屈折语不需要“量词”是因为名词已有“数量格（单复数形式）”，可以表示前面的数量词起到修饰名词的作用。因此，我们发现孤立语（汉语、泰语）都使用了“量词”这种形式）来指示数序词如“number 1, number 2, number 3”等，根据这种简化的指示原则，如果把名语如“day“（天）放置于数量词之前也可以成为“day...”的形式，表示“第……天”，所以现代人较喜观用“from day 1”来表示“从第一天起”的意思,而不用“from the first day”。总的来说，就是以“number”来指示汉语“第”的功能，例子还有：

　　team number one=first team, plan number one（或plan one）=first plan, year one=first year, day one=first day…….

　　这就是美式英语对英语的简化动作，以空间方式或直接加“number”来把数量词的语意扩展为“数序词”，这样“数序词”中的数量概念就可以被“数量词”所取代。

　　下图总结了英语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数次语言影响，英语本来是一种以西日耳曼语为基础，糅合了各种不同地区日耳曼方言的语言，而且受到同属于“印-欧语系”分支的拉丁语和法语的影响。以横向的影响而论，北日耳曼人（维京人）在英格兰北部定居的事实，加上法语诺曼底王朝长达300年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统治，这两者对英语造成的影响最深远，也是英语能得到迅速简化的原因之一。以语格为例，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定居在一起，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日耳曼方言来进行沟通，但由音素构造成的语格复杂多变，令到语格变化在各种方言中都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词语中非语格即“字根”部份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是因为它们同属日耳曼语系的方言。对于沟通，语格的不规则因素反而成为语言障碍，所以为了彼此沟通的方便，他们会把语格部份逐渐的去掉，换之以语序这种非音素的方式来取代昔日语格的功能。这可能是语格在经历了古英语时期后，部份消失的原因。再者，法语诺曼底统治者视英语为外语，一种他们一向不使用的语言，他们对于简化这种语言就不存在心理或文化上的阻力。在英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时期长达三百年之久，这令到社会上出现了语言的断层，所以一旦有需要再学习这种语言时，上层社会就会倾向于选择较简化的形式来学习，故此英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语言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以上各原因的综合结果，不论这些原因是甚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本土上在这上千年以来，有来自欧洲各民族人民的迁入和定居，同时英国曾失去英语作为国语地位长达三百年之久，这种历史变化在欧洲大陆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英语这种剧烈的语言演进，只能发生在英国而非在欧洲，而事实也是如是。以下是英语受各民族影响的时间简表：

　　由以上对英语演进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明白到英语在西方语言中很有代表性。因为在早期的英语中，已具备了所有古“印-欧”屈折语的语言特点，而且我们可视英国的历史为一部欧洲民族在英伦列岛上的融合史。英语的前身是西日耳曼部落的语言，之后因为皈依了基督教而引入拉丁字母，然后再经历了北日耳曼人（丹麦/娜威人）的入侵到定居，再到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完全统治时期。最后这饱历沧桑的语言“英语”，在欧洲诺曼底王朝倒台后，才能真正的成为英伦列岛上的官方语言，这样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天的英语。无可否认，在英伦上的政治变更和军事冲突，还有欧洲大陆上的两大语言—法语和日耳曼语在这片土地经过战争到融合的历史，都是促成英语在语言上飞跃演进的直接原因，没有这样剧烈变动的历史，就不能造成语言的快速变化。在这一点上，从德国和俄罗斯因位处欧洲北部和东北较为偏远地区，还有德国在政治上的长期分裂，这样令各语言使用者不能通过融合的方式互相影响，从而导致德语与俄语保留了较多早期的语言特色，从这现象中可以反映语言的演进来自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把英语的演进史视为西方语言演进历史的缩影，英语本身就可以作为西方语言的代表作来研究。现在，就让我们以英语为例子，分析一下屈折语的语言特征和结构。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功能和结构，它所具备的功能对我们解读西方思维模式十分重要。在阅读以下内容时，请读者仅记，思维操作要通过语言或文字来实现，语言文字的模式就是造成思维模式的重要因素，紧密的语言结构自然发展出较为严紧的思维模式，这就是西方的情况。

tantiancai

从“意素”到单词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以下的拉丁语句子，这个句子由4个单词组成，因为正如本章所提到的，屈折语中的音素在语言中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和具有丰富的语意与语法内容，所以音素可以用作指示意素。虽然这个拉丁语例句只有4个单词，但单词中的音素都附带有意素的成份，起到了语意和语法的指示作用。如果，把这4个单词中的意素分柝出来的话，可表示如下：

（land:土地；farmer:农夫；love:爱；girl:女孩）

在古印欧屈折语中，语序是完全不重要的，单词中的“音/意素”可以提供语法上的功能，这样可以表示该个单词在句子中应有的语法位置。所以，我们在girl那里找到了“主语”并肯定数量是“单数”，love是动词，并且有指向第三人称女性的性别格，这就保证了这个动词是主语“女孩”的“谓语”。land是“宾格”，这就是句子的“宾语”，而且它有“单数”的数量格，farmer是复数并有“属格”，它位于单词land之后，所以指向“土地”，这就是“农夫”的土地。4个单词（即4个符素，一个单词是一个符素）所组成的句子就表达出了一个完全可以理解和只有唯一种解释的语意，如果我们把它与具有同样语意的英语和汉语作一个比较，会得到些甚么结论呢？请看：

	拉丁语	英语	汉语
符素数量	4	8	12
结构层	3	4	5
语意结点	3	6	10
字母数量	27	31	-

在句子中符素的数量分别对结构层和语意结点的数量，符素的数量与后两者成正比关系，只要符素数量越多，结构层和语意结点的数量也随之而增加。因此，符素的数量才是比较的关键，后两者只是符素数量另一种的反映而已。所以，就让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符素在各句子中所担负的语意和语法角色吧。

　　英语用的单词要比拉丁语的数量为多，这是因为像拉丁语中agricolarum这个单词在英语中要用of the farmers这三个单词来表示，这在语意上是对等的，至于语法上的语格如主格与宾格，英语通过严格的“主谓宾”语序，以空间位置的方式来指示拉丁语中音素所提供的语格功能。因此，在语法和语意这两方面，英语基本上没有遗失拉丁语的语言内容。但在拉丁语中以单词在句子中的位置所带来的语意强调性，从英语例句中就没能反映出来了。如果增加强调性的话，英语需要增加些单词来作额外的说明，但拉丁语以小量单词所带出的强调性，英语以同样小量的单词也就不能胜任。不过以语意功能而言，英语已经完全模拟出拉丁语例句的语意。虽然，在例句中拉丁语中的单词要比英语的少一半，但为了表达语意和语法，意素的数量是不能减少的，所以拉丁语的字母数量与英语句子中的字母量相差不会太远，只有4个字母之差，字母数量的比例为87%，可以视为之为接近的数量。总而言之，英语是把语意分散在单词中，令到单词的数量增加，使到每一个单词的语意成份降低，或者可以说是每一个单词的语意内容更为单一化，更有特指性，这就好像符号的作用一样，这一点在讲到英语单词与句子结构，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在这例句中，我们称单词为“符素”，指的是单词份演着符号的角色，而“符数性”指的是单词具有符号功能的程度。语言具有的符号性对思维能力有重要作用，请读者注意这点，在本书接着来的部份再作探讨。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拉丁语单词中的音/意素所提供的语言功能，在英语那里也就是通过单词来完成。换句话说就是，英语句子中的单词组合就等同于昔日拉丁语中一个单词的放大形式（如下图），一个拉丁语词可以衍生出数个后期英语单词组成的组合体，拉丁语单词中的音/意素就从一个单词中释放出来（如下图），而分解成数个的英语单词，这就是“印-欧”屈折语的一个发展特征，单词的音/意素模式最后成为了以后的句子结构模式，这一点在后文会有重点论述。

　　现在比较一下英汉语在本例句上的分别，汉语在表达这一个例句时，使用了更多的符素，原因是像the girl这2个英文单词，汉语要用“这个女孩”4个符素来表示，以额外的“量词”来指示英语中的“数量格”，以“女孩”这两个符素表示girl，但汉字的符素（汉字）因为以数量分摊起语意，所以每一个符素表示的意思就更少，而且更有符号的重复使用性，如“女”字就可以再与他字组词成为“女生”、“女警”或“女人”等表示“女性”的概念，但girl就因为是一个符素，里面的语意也是单一的，所以是不可作分解。farmers就由“些农夫”这三个符素组成。farmers中的“s”音/意素由汉语的“些”表示，说明这是“复数”，但这一个“s”的音/意素也具有“符号性”，因为它在英语单词的词尾中表示“复数”，“er”可以被汉语的“夫”即“人”来指示，这也是一个带符号性的音意素，因为er在名词词尾中往往表示“人”的概念。在英语中像farmers这样的单词，其中包含具有“符号性（可重复使用）”的“音/意素”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英语单词中的“后缀（suffix）”。可见，在英语里不仅单词是可反复使用的符号，单词里的音素也是一样，这就是“印-欧”屈折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到上图的含意，音素在语言中慢慢扩展为单词。

语格	在后期的语言(如英语)中以位置和介词取代了以前通过音素表示的方式	英语
主格Nominative	句子的“首位”	I am a boy.
呼格Vocative	与主格一样的形式	Hei, boy!
宾格Accusative	位于“谓语”之后	I am a boy.
工具格Instrumental	by …	I did it by the tool.
与格Dative	to …	I give the apple to you.
离格Ablative	from  …	I came from a city.
属格Genitive	of  …	This is the bedroom of the house.
位置格Locative	with  …	I will go with you.

　　从以上的表格中，我们看到在后期的屈折语（如英语）中，单词中音/意素的成份一部份被固定的语序所取代，另外一部份则以介词的方式来表示。在语意方面，后期的方式是在完全保留早期音/意素所表达语意的前提下，以增加符素（单词）的数量来提炼单词中的语意。换句话说是，英语中的介词把单词中的音/意素从单词中抽出，然后再以一个独立的“符素”来指示，成为语言中可反复使用的“符号”，从而令语言向着“符号化”的方向演进。同时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语意的内容由始至终都得以保留，昔日屈折语中严谨的语意风格并没有因这变动而失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到为甚么英语中有如此大量的介词数量和各种的形式，这就是因为现代英语中的介词，在句子中提供到昔日英语中“语格”的功能，令到语格的信息从来没有掉失，保证了句子中单词间的严密关系，有如环环相扣。可见介词的大量使用，其实就是屈折语中丰富的音/意素成份所演变出的结果。如果，我们看一下德语，这种相对于英语保留了较多语格成份的语言。以德语介词作为例子，我们会发现，在名词的语格变化提供到表达不同语意的功能，但在英语里，我们会看到英语是以添加介词的方式完成的，如下：

德语介词（in、hinter、auf）：

in+名词-（宾格）：表示“进入”。英语就是：in

in+名词-（与格）：表示“在里面”。英语就是：into

hinter+名词-（宾格）：表示“进入后面”。英语就是：(go) behind

hinter+名词-（与格）：表示“在后面”。英语就是：behind

auf+名词-（宾格）：表示“进入上面”。英语就是：onto

auf+名词-（与格）：表示“在上面”。英语就是：on

　　其实，作为德语和英语前身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通过这种方式，以名语语格变化来扮演现代介词的角色。在古希腊语中，当介词与名词同时使用时，有如下3条的语法规则：

*名词的“宾格”表示对名词有“向、往”的意思，如forward.

*名词的“属格”表示“离开”名词的意思，如out of.

*名词的“与格”表示与名词“一起、静止不动”的意思，如in.

作为古老的印-欧屈折语，在表示时间方面，古希腊和拉丁语甚至可以通过时间性名词（如日、月、年、黎明等有指示时间和划分时间的名词）的语格变化来表示更复杂的语意，如：

*时间性名词（如“日、年”）的“宾格”在句子中表示“时间的长度”，如“十年、五天”等。

*时间性名词的“与格（拉丁语则使用“离格”）”表示“准确的时间”，如“第一年、第五天”等。

*时间性名词的“属格（拉丁语也使用“离格”）”表示“在这时间之内”，如“这一年中、这五天里”等。

这种表示时间的语格用法，在以后的拉丁语中已完全被介词与名词语格的同共形式所取代。

　　在拉丁语中，所有介词后面的名词都必需要有特定的语格—“宾格”或“离格”，表示固定的语意。这种介词的用法与俄语一样，俄语介词限定了跟随其后的名词语格（宾格、与格、属格、工具格或介词格），但拉丁语中两个介词in与sub只允许与宾格或离格的名词使用，但语意有点不一样，功能与上面德语的例子一样：

*in与“宾格”名词时表示：进入。

　　in与“离格”名词表示：在……里面（中间）。

*sub与“宾格”名词时表示：向上。

　　sub与“离格”名词表示：在……下面。

甚至形容词修饰的名词对象，也可以通过语格变化来增加介词式的语意。如形容词utile表示“有用的”

Vier（即“春天”）utile silvis（即“森林” 属“与格”）：表示“春天，对森林（与格）是有用的。”英语意思：Spring, useful to forests.

这就说明名词的“与格”具有现代英语中介词“to/for”的意思。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知道，虽然固定的语序和介词的引入，能够扮演到昔日语格角色，但昔日屈折语以单词的先后次序所提供到对不同的句子部份的强调性，以今日固定语序的形式，也就只能剩下对“主语”的强调了（因为主语在句子首位）。如果要求强调非主语的地位，如宾语，我们就必须使用额外的句子、子句或被动句式的功能来完成，如以下例句：

I read this book.（我读过这本书。）

为了强调宾语“this book（这本书）”，可以转换成以下句式：

It was this book that I read.（这就是我读过的书。（使用子句方式。））

This book was the one that I read.（这就是我读过的书。（使用子句方式。））

This book was read by me.（这本书被我读过了。(使用被动句式。）

This book, I read it.（这本书，我读过了。（使用两个分开的句子。））

由此可见，在昔日以语序来强调某个概念的方式，到了今天的英语中，我们可以通过添加额外语意（单词）的方式来完成，但是各种语言之间绝对不能做到100%的转释，就算上面的英语句子，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语气的差别。如果需要强调“谓语”部份，在昔日只要简单的把“谓语”部份放在句子前就可以，但今天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违反了语法，除了使用两个句子来表达之外，如下：

Read it, I have read this book.（读过，我已读过这本书了。（使用两个句子。））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觉到昔日屈折语可通过变化语序达到的方式，在今天的英语里因为没有这种形式，只能以另一句子尽可能的接近和模拟语气，但是不能做到百分百的成功。这就说明各种语言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转换性，“不可转换性”就是各种具有不同语法和句子结构的语言之间不可能在表达信息，包括语意强调性方面做到完全的一致。

　　单词作为句子中的符素，是一种可反复使用的语意单位，反过来，在更多单词产生后，单词的出现又启发或促使了单词中音意素的“规范化”（如下），令到音/意素成为指示特定意思的单位，然后就可以像符号一样反复使用，这就形成了英语中的“前缀（prefix）”与“后缀（suffix）”部份。英语中的例子，可列如下：

un、dis、in位于单词前面，表示“相反”的概念。

ly加在形容词后，表示“副词”。

able加在动词后，添加了“可以”的意思。

ment加在动词后，表示“名词”。

er加在动词后，表示从事某种事情的人。

en加在形容词后，表示动词。

en加在名词后，表示动词。

在现代的英语中，音/意素已演进到十分规范和具有丰富语意和语法的程度，现在我们称这种规范的音/意素为“前缀”或“后缀”，这种语言功能完全来自于屈折语丰富的音素内容，而它的规范化也就是语言演进的结果。

　　在以上的英语（现代屈折语）意素单位中，我们发现了它们除了真接指示语意，如er表示“人”，还有大量的“前后缀”是表示语法关系，如形容词、名词或副词性，在汉语中我们可以通过添加“的”或“地”的意思来表达。这种英语特征也从屈折语意素中继承而来，它的功能就是保证在句子中（子句是一个新的句子）只有一个动词（在to后面的动词为“不定动词”，语法上不视之为“动词”），而其它的单词只能是名词形容词等，完全突显出“谓语”的功能地位。如下：

I would like to do it without being helped.

在这例句中只有一个真正的动词like，而do只是“不定动词”，being动名词和helped过去分词（具形容词性），所以“谓语”部份清晰可见，再有一例：

Seeing is believing.

Seeing和believing都是“动名词”而且带有现在进行式的时态，指示两个动作可能同时进行，前后分别为“主语”和“宾语”，本句中动词只有一个，这就是“谓语”——“is”，在语法上完全没有含糊的余地，整个风格就如同昔日的屈折语一样。如果要表达相同的语意，汉语可以用以下的句子：

看就是信。

看到就会信。

只要看到就会相信。

这3个句子都可表示相同的意思，但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在语意上更有准确性。但在这些例句里，没有客观的提出“看”与“信”的词性，没有像英语那样指示了肯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法性。可见，音意素形式的屈折语在表达信息上具有客观的准确性。

　　屈折语中的丰富音/形素内容，不单带出了充份的意素信息，令音/形素最后扩展成为独立的单词模式，产生了独特的句子模式，音素指示意素，而单词发展出代替原来“音素‘的角色，进而使到单词中的音素和句子中的单词在语意语法的指示方面，有着互相渗透和没有明显分界的特征了，这就是印-欧屈折语其中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单词中音/意素与句子单词的不清晰性，在早期的屈折语-罗马时期的拉丁语中较为明显，因为那时的拉丁语书写，文章中单词之间是没有特别的分隔，也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而且字母都是以大写字来书写，因此整篇的文章就如同一片字母的海洋一样，读者虽要动用额外的‘精力”来划分单词和句子。这种现象在汉语书写中也有相同现象，但文言文汉语还是有分段。再者，汉语“孤立性”已经划分出音节和形素，所以阅读起来就不像古拉丁语文章那样的困难。屈折语的字母是一种完全表音素的记录方式，因为屈折语音素之间界线的不清晰和多变性，令到口语表达时，单词之间也没有很明显的分界。如果书写的方式只是纯粹的表记音/意素，那样在刚开始使用这种表记法的时候，人们就很自然和单纯的把音素一个一个的记录下来。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到在记录时可以利用书写媒体（如纸）上的空间来分隔单词，以此方式可以提高阅读的速度。这书面上的空间，不仅可以分隔单词，同时也加强了单词中意素之间联系性，如下：

　　但相比之下，汉语的表记方式就没有了这种额外的信息，汉字（符素）之间也就没有这种信息上的“紧密性”，汉语语意就有可能带有一定的“不清晰性（歧义性）”了，如下：

以下三个例子，说明了汉字（意素）以等距分隔的方式而造成在语意上的“歧义性”：

但对于英语来说，这种“歧义性”就可以避免了，“our”中“我们”和“的”的语意以位于同一单词中的意素形式出现，强调了语意的紧密关系；以介语“who”把“爱我们”的语意指向了被修饰体“孩子”，语意具有层次性。

通过不同的介词“to...from”与“on”分隔语意关系，相反汉语就缺乏了现代屈折语中丰富的介词形式，所以又造成“歧义性”。

介词“that”“after”令句子语意出现层次性，还有“after”后的动名词变化,更突显出这动名词对“after”前句子的从属地位，英语在以上例句中表达出不容置疑的语意。

　　现在，让我们再重点的看一看在单词中的意素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到英语中语法结构，其实就是屈折语的音/意素形式所造成的产物。

　　请看以下的例子，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单词的音/意素模式如何建立起句子结构：

英语中“untruthfulness”是一个名词，表示“不诚实、不真实”的意思。从上图，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单词中层层修饰的语意结构，这是由音/意素所提供，整个语意由单词的中心开始，truth表示“真理、真实”的意思，为名词。它其实来自true这个表示“真实、真正”的形容词，把true后面的音素e去掉换上了th这个音/意素，如果以th作结尾，一般表示名词。在truth后加上ful，令到它成为了形容词，这等于在汉语中加了一个“的”来表达语意，之后又在truthful前加un表示相反的意思，就是汉语的“非”或“不”，这就成了“不真实的”意思。但如果在这个组合后再添一个ness，把词性又转回到名词上。从上图更可以清晰的反映到，untruthfulness这个词有4个意素，整个意素的修饰过程从中心开始向外扩展，一共有3层的结构，层层相迭。再看一些其它的例子：

我们已经知道放置在单词前面的叫“前缀”，如：un-、inter-等；位于后面的叫“后缀”如-al、-less、-ly、-ness、-ful等。这些前后缀成份已经形成固定规范的“形素”，就如同符号或单词一样，而且可以自由灵活的组合使用，它的规范显然就是昔日单词中音/形素，在受到新增单词的启发后产生的结果，反过来able这个单词源自拉丁语“habēre”，表示“处理”的意思，在英语中表示“有某方面的能力，能够……”的意思，后来这来able反过来又成了“后缀”，可以加在动词后指示出如汉语中“可……的”意思，如capable, installable, readable, drinkable, resistible（其中a音变成了i）等，可见相同的语意在音/形素和独立单词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分界。这种“前缀”是用作修饰其后的语意，“后缀”就是指向前面的语意，而且在一个单词中允许使用多于一个的“前后缀”，多个一个的“前缀”单词有：in-co-operative, in-表示“不”，co-表示“互相”，后面的主体operative是“运作的”，整个就成为“不与合作的”的意思。这种添加前后或重复“形素”的方式，就是屈折语的一大特点，这令单词的语意结构变得复杂而多变，提高了指示语意语法的能力，在“沾着语”如日韩语中，在单词范围内可添加的部份只限于词尾，基本的动词结构是：不变的“词干”+沾着的变化的“词尾”，词尾部份可以用作指示语法、语意和特有的“敬语”内容，但总的来说，没有“前后缀”这样多变的表达方式。

从单词到句子结构：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把语意以“前后缀”即是音/形素的方式作表示，这与句子中的单词方式在语意结构上是有区别的，处于同一单词中的音/形素所修饰的部份只能是单词本身，整个语意只是局限在同一单词中的语意，不容置疑。大脑就可以简单直接的处理这范围内的语意信息，在处理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屈折语的这个特征，后来从单词中的音/形素向句子结构过渡，走进了句子的结构中。看一下以下的句子结构，是否觉到其中的语意结构有点“似曾相识”呢？

以上三个例句的结构同时具有屈折语单词中音/意素指示信息的结构性，但是句子的结构是由单词所组成。因为单词的数量要比在一个单词中意素的数量要多，语意成份更加复杂，所以就不能像意素一样单纯以空间的方式来表现同样的结构性。因此，为了保留单词中音素之间的语意紧密性，在句子的情况中，如同以上的英语例句，英语使用者会以“连接词”的方式来联结语意修饰的部份—子句，使用的“连接词”将以语意功能而分为以下数种：

空间位置：where

时间：when，while，whenever

人物：who, whom（在现代英语中，可以用who来取代）, whose, whoever

事物：that, which, what, whatever

因果：because, why

条件：if

这种可提供不同语意功能的关系介词—连接词，它基本上通过以下两个功能来达到联结句子中语意成份的目的：

*作为分隔主句与子句语意成份的标记。

*作为子句语意内容的指针，代表或浓缩了子句的语意，例如：

who → (she) is beautiful;

what → (something) you see;

where → (the place) you came from.

现在，我们再通过5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系统的看一下英语中的“关系介词” 可以如何有效准确的表达语意：

关系	英语	汉语
1主格关系	the man who/that talked at the meeting	那个在会议上讲话的人
2宾格关系	the man that I mentioned to you	那个我跟你提过的人
3与格关系	the man whom/that I told	那个我跟他讲过话的人
4介词关系	the man that I heard the story from	那个我从他那里听到消息的人
5属格关系	the man whose book I read	那个我看过他的书的人

在以上表格中，英语在表达这5个方面的子句时，整个语意是客观和有效的。有效的方面是，只要使用一个介词就可以成功的担负起子句的语意，并把它指向介词前的名语作修饰。但是，在汉语里只能清一色的使用“形容词模式”（日语也使用同样模式表达子句内容），就是以“的”字把前面的“子句”部份作为“形容（修饰）内容”来修饰后面的名词，这样的话，源自子句的“形容部份”不仅变得在外形上有点冗长，而且在某些情况中，还需要加上一个额外的代名词“他”来指向要“修饰”的对象—那个人，其实这只是以另外一个句子来表达子句意思的形式而已。例如第3句的“与格关系”，在口语中往往是：“那个人，就是我跟他讲过话的”。因此，按语意表达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作标准而论，英语（还有如法语等现代的屈折语）的关系介词（连接词）可以达到以上的5种功能，而汉语只能做到前2种，其它的形式只能通过另外一个句子来表达“子句”部份。下表列出英汉语和一些其它语言，总结了这些语言在表达以上5种子句关系的能力（X表示可以实现的情况，-表示“否”）：

关系	英/法语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	（西班牙）巴斯德语	汉语	马达加斯加语
1主格关系	X	X	X	X	X
2宾格关系	X	X	X	X	-
3与格关系	X	X	X	-	-
4介词关系	X	X	-	-	-
5属格关系	X	-	-	-	-

　　通过关系介词的方式，这样可以令到子句的意思与主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如同单词中的音/意素一样。有了关系介词所提供的功能，就令到句子的语意结构得到有效保证，英语的句子结构甚至还可以负荷更多的层次，如下：

在汉语中，以上例句就是：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我就喊人啦。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当才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因为没有屈折语中这种由音/形素功能而产生的介词，汉语的句子只能以一种从左到右的方面来表达。因此，像“如果”这种因果表达，汉语只能把它放在前面而不能像英语那般，既可前又可后。汉语子句的表达，只能套用“形容词”模式，在子句后加“的”提示这子句是用作修饰“的”后面的名词，如“一个很漂亮的”就等于英语的“who is beautiful”。在例句二里，因为汉语没有“that”这个介词，所以两个子句有时候需要用“标点”分隔，不然在“，”号左右的“你”和“我”放在一起会因为同是代名词而造成语意上的“暧昧性”，同时也提示到这是另一个句子的开始。由以上的比较，我们可见到介词完全提供到把单词中音意素模式套用到句子后所要求的语意繄密性。其实在实现英语这种语意层次性方面，英语本身的“主谓宾”语序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为“主谓宾”中的“谓语”不仅在单一主句中分隔了具有共同名词性的“主语”和“宾语”，令到语言的书写形式在不需要额外符号的情况下保持简单化。如果这种语序出现在复合句子中，也能起到同样的分隔功能，如下：

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但是这种两个动词同时并列出现的机会是十分低的。

例：What I see is what I can get. （在这例句中，动词see与is就处于相连的位置。）

　　总而言之，从有关英语单词和句子结构的论述中，我们明白到这种模式完全产生自“印-欧”屈折语所具有的“音/形/意素”独特性。从音素表意开始，然后音素组合而成“单词”，最后由单词结合成为句子，而句子的语意结构也带有单词中音/意素的组合模式，这就是西方语言的语法发展历程。在这历程中，单词中丰富的“音形意”素令到以句子为单位的语意理解变得异常的严紧，句中的语意结构比其它的语言都要紧密。不论通过单词中的“屈折性”来达到的程度，还是后来通过固定语序与大量的介词来提供的作用，这种语言的严紧性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如果思维操作是以这种语言作为工具，以及思维逻辑也借着这种语言的结构性来开展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到这种语言有助于逻辑思维的开发和运作。因为西方的逻辑以“演绎思维”操作为主，而演绎模式就是从大小前提开始，在只有满足到所有的前提条作后，才能获得推导的结论，这就是“环环相扣”的逻辑严密性。显然西方人因为得益自他们使用的语言，从而使演绎的思维操作能够更顺利的发展起来，这种语言结构提供到有利于发展这种思维操作的客观条件，而且这是在思维层面中的有利条件，只要再加上一个“动力”，“量化思维”就可以形成，有关这个“动力”的来源，这就需要让笔者从“希腊字母”说起了，请各位参看下一章吧。

tantiancai

视觉模式vs听觉模式

　　通过“导论”，我们已经明白到语言和文字成为主要思维工具的过程，因为图像信息不能携带抽象的概念，如果撇开大脑的图像处理作为思维操作的一部份，这样语言文字就是唯一的思维工具，而在非图像概念、抽像或形而上等概念上，语言文字就是唯一的概念载体。况且从“导论”我们也了解到，文字较之语言对思维来说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工具，因此对思维的整体影响更大。所以在以下部份，我们以文字为对象，分析一下大脑是如何接收和处理这些信息的。既然，语言文字是思维的主要工具，这意味着使用工具的过程就是思维的操作过程，工具的特性和使用方法也就直接影响到思维的操作，形成与工具特性有关的思维定势。

　　在大脑中以文字作为主要的思维工具，汉字与英文（以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代表）都是根据语言本身的模式而产生，这是我们已从上一章中认识到的事实，也就是汉语与西方语言分别导致到汉字与西方文字的产生，这是一个“因果”式的“演绎关系”。现在我们就首先从文字这种思维工具着手，从分析大脑处理文字过程来认知大脑的思维操作方式，这种处理文字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辨认文字的过程。本节将会深人到最根本的思维层面中去，看一看大脑调用了哪些机制来辨认和处理文字信息。只要我们确认到大脑对文字处理使用的机制，在把它“抓”住后，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分析这种大脑机制。因为，语言的内容从语言的单位—汉字与单词开始，之后在单位作基础上再发展出句子结构与文章等更复杂的内容，这种大脑的信息机制将会从辨认汉字与单词开始，再被运用到发展之后的语言文字上，在这种大脑处理机制被反复运用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操作模式的倾向性。而且，思维的元素就是语言和文字，思维操作的过程就是处理语言文字的过程。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再没有其它因素可以有效参与和影响思维操作，所以这种处理机制所形成的模式也就造成了思维模式。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探讨一下这种大脑处理机制，然后再在接着来的章节中，具体分析大脑处理汉字与西方文字的操作，从而把各自的思维模式归纳出来。在东方思维方面，笔者设计了一套名为“象化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以此来总结东方思维模式中的重要元素，最后把东方思维模式定名为“象化思维”；至于在西方思维方面，笔者将会归纳这种思维在概念与逻辑上的特征和运作模式，并且把西方思维模式命名为“量化思维”模式。以上所提及的将会是以下节的论说内容。不过，现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大脑处理文字信息的机制，只要对这种机制有了深入认识，我们才可以明白到文字形式的汉字与英语单词可以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

　　首先我们以汉字“杯”和与它语意相对的英文单词“Cup”来作例子，说明一下我们的大脑是怎样辨别、确认和储存汉字和单词的。这里的辨别、确认和储存也就是大脑处理信息的综合过程。首先通过视觉从字形上辨别，然后尝试与大脑中己有的记忆作比较，一旦核对成功，大脑就可以确认到文字所指示的概念，如果核对失败，就是说在大脑储存单位内没有相近的字形，但大脑还是会把它们的字形储存下来，并尝试估计它们的意思。对于汉字，大脑可以通过汉字的字形来理解概念，但是作为英语单词，可以猜测概念的空间就陕窄得多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下文中获得答案。假若有第三方的渠道如旁人、字典和其它数据能够直接提供相关概念（不需要完全正确，有时只是相近或从上文下理中推想出来），大脑就会马上把这个辨认到的概念储存下来，这就是大脑认识一个新汉字和单词的过程。

　　下图表示了“杯”这个对象的概念、图像，汉字，英文单词和中英文读音（中文读音为普通话拼音）在大脑中储存的情况：

从上图两组虚线框中的比较中，我们了解到大脑对处理图像和汉字、语音和单词都分别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机制。虚线部份的两组说明文字除了说明信息处理的过程外，也在最后总结出汉字为“视觉性”的文字，而英文就是一种“听觉性”的文字。下图抽取了图像、汉字、语音和单词这四个部份，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集中比较，这样就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以上论点的理解。

　　再以下表对以上两组的比较项目（图像与汉字为一组，语音和单词为另一组），在信息上的“空间性”和“离散性”这两方面进一步比较了图像和汉字、语音与英文单词中的共同点，以及两组项目之间的不同点。详情见下表：

注：“空间性”是指信息分布的空间状况，空间分布有线性，平面或三维立体性这三种情况。而“离散性”是指信息内容可分为“收敛性”和“扩散性”两种，“收敛性”的就是信息内容和特质存在着有限性，就语言而论，每一个句子都可分解成“音节”，每一个音节都可以分为可知的最基本单位—“元音”和“辅音”，而且元音和辅音的数量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单位也可以通过不一样的串联形式来组合出无限的语句。如果信息内容呈“扩散性”，就是组合信息的基本单位为不可知的，这说明它的数量不可知，内容也不确定。

“显意识”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表层意识，“潜意识”是我们不可以掌握和意识到的深层意识。

	图像	汉字	语言（声音）	英文单词
空 间 性	分解为无限（这里的“无限”指大脑的“显意识”无法了解，所以这对大脑的理解为无限）的点（与线），点的组织具平面和立体性。	如同平面图像一样，首先通过分解图像的方式分解汉字处于平面上的笔划，再次通过辨认图像的方式分解笔划部分为点（与线），显意识也不可了解分解的具体过程和结果，汉字只是一种较简化的图形而已。	分解语音（包括音节）为“元音”“辅音”，这分解过程以线性的串联方式进行。大脑的显意识绝对了解其中“元音”与“辅音”的语音内容和数量。这一点与图像分解有明显的区别。	分解单词为直线串联的字母组合，再通过简单的图像处理程序辨认每一个字母（字母的结构十分简单且数量只有26个，因此这种图像处理完全不重要，所以辨认整个单词的核心，就不是一个字母而是单词中所有字母的串联组合），最后决定单词概念的是直线串联的组合。在这一点上单词辨认如同语音辨认的方式一样，后者在于元辅音组合的串联方式，在前者只在于字母的直线组合，大脑在这方面的处理机制相同，原理一致。
离 散 性	为显意识不可了解，对显意识来说具有模糊性，分解出的点与线的数量为不可掌握的，等同于“无限”。大脑的储存图像信息的基本单位为“点”。	为显意识不可了解，对显意识来说具模糊性，分点的点与线的数量为不可知，等同于“无限”。辨认汉字的信息处理过程等同于辨认图像。大脑的储存方式同样为“点”。	为显意识可了解的，显意识知道“元音”和“辅音”组合的串联形式以及其中的数量，知道由哪些元辅音单位组成。如同图像处理，两者皆在处理之后把图像或声音分解至最小单位，图像的是点，声音的是元辅音及声调。但分别就是，对于图像，大脑显意识不能掌握分解出的点（像素）的内容和数量的情况，相反，对于声音处理，分解的结果为显意识所了解。	为显意识所了解，显意识知道单词是由数量有限的26个字母中哪一个组成，如同声音信息的处理，具有限性和聚合性。大脑所关心的是组合的方式而不是字母的字形。

关于图像在大脑的信息处理和储存形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立体”图再作一个更详细的解释，由此图我们可以明白到大脑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在图像处理和储存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理解图像的“离散性”，以及在大脑信息处理中“无限性”(“不可掌握性/不可知性”)的意义：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明白到，大脑处理汉字的方式如同处理图像，而处理单词的方式却如何处理语言一样。接着来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大脑处理图像的模式，及以处理图像的“视觉模式”与处理语言的“听觉模式”进行比较，以此归纳出图像和语言处理的特点和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再根据以上汉字和图像处理的共同性，还有语言与单词处理的共同性，在接着来的章节中推理出大脑以汉字或单词为思维工具所衍生出的思维模式，或者可以说是思维倾向性。

　　从“导论”可见，大脑主要是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些主要方式来接收外界信息的，而前两者视觉和听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接收渠道。视觉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功能在于“看”，通过眼前的图像来确定物体的存在状况，还有可以通过视觉判断来指引个人的行动。因此，大脑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人类的生命中，处理最频密的信息就是图像信息，至于其它同样是视觉模式的看书、读文字功能，这些操作与我们日常生活起居住行所占的时间相比，就因为与生存并不是息息相关而显得不重要。例如文盲，他们从不读书看文字，但这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质素（纯以本能感观而论），这说明影响我们生活行动的主要是视觉信息。

　　我们在显意识中不能意识到图像处理的过程，这是因为这个过程主要在大脑的潜意识中进行，使用计算机方面的术语就是“后台”工作，“前台”（显意识）也就了解不到“后台”的工作。而且图像处理是以高速进行的，处理图像可以说是视觉信息处理的全部功能，同时这种图像处理也训练了大脑的信息处理功能，也就是锻炼了大脑的机能。对于听觉方面，我们都会同意，人类使用听觉功能最主要是用于接收语音方面，作为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类，早已脱离了直接与大自然抟斗的环境，因此那种在自然环境里与野兽抟斗所需要的灵敏听觉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已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渐渐退化。听觉对于人类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听语言”和学习交谈的能力，至于用来听音乐，因为音乐不具备“功能性”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脑的“神经刺激”，对功能性的生活来说也就是可有可无了。因此，人类的听觉信息处理就集中在语言方面，在一这点上，笔者相读者也会同意吧。那样视觉图像又如何训练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呢，听觉语言的处理又是怎样呢？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大脑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处理图像的。之前，笔者己经指出大脑是把图像分解为“无数”个点来进行处理，最后也以点为单位作为储存数据。那么大脑又会在甚么时候进行图像处理呢，又是怎样去分析己转化为“点状”单位的图像信息呢？现在，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

　　我们都同意，视觉器官是指引身体行动的主要工具，身体的一个行为、一组动作，包括脚步走的方向，手部的动作如何去接触对象等，这基本上需要在大脑处理过视觉图像之后才能决定。可见，大脑在处理图像方面的要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图像处理，而且这种图像处理是自觉运行的，在潜意识中自动完成。只要眼晴一睁开，图像处理就可以从那一刻开始，就算我们边走路或边开车边交谈，我们都能自觉的向着我们既定的方向前进，绝不会撞到其它对象。不但如此，当前面有意外出现时，我们还可以在瞬间内反应并避过危险，这完全拜大脑无时无刻以极高速运行的视觉信息处理所赐。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在光线不足，以及接触到不完整图像的情况。在昏暗的光线下，对象的图像并不清晰，又或在视线阻隔的情况下，对象的外形也不完整，但为甚么大脑仍然能够指挥我们在较暗的光线下行走、识别和接触对象呢，还有在视线受干涉的情况下，我们同样能确认那个只露出一半轮廓的对象呢？

　　这都是因为大脑在处理图像信息时，使用了“模拟”的分析模式。当大脑接触到图像时，就会自动迅速的归纳出对象的特点和外形特征（属性），同时进行上图所示的分类记录。举例说，如果这个图像是一只茶杯的话，正如上面图例所示的，大脑会记录并模拟（归纳）出茶杯的特征，如杯口、图柱体的杯身和有弯曲的把手等，有了这些特征后，就算在光线不足或者遮蔽了一部份对象的情况下，根据所见对象的轮廓，大脑可以根据在记忆中茶杯的特征，判断出眼前此物就是茶杯。有了“模拟”特点作为分析基础，图像处理也令到大脑能够更有效的认知对象。例如大脑在认识过一只香蕉之后，大脑就会记录下香蕉的特点，例如有弯曲的蕉身，有一端是连在树上的，颜色以黄色为主等，有了相关的特征之后，当我们见到一个相似的物体，只要眼前这个物体具备了大部份我们所认识的有关香蕉的特征，大脑就可以判断这个物体也就是“香蕉”，而不需要每一次都让他人告诉我们这是“香蕉”。其实每一只香蕉在颜色和形状上总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大脑以归纳出的特征来作比较的话，这样就可以最有效的确认图像对象。

　　可见，图像分析是一种带有“模糊性”的“模拟”分析，这是根据图像整体特征的一个综合比较，并非一种完全量化的分析，不要求在长度、角度等量化量上完全吻合。对于大脑对图像特征的归纳和比较，整个处理过程都在潜意识之下完成。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香蕉的时候，我们的显意识也不知道大脑用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归纳有关香蕉特征的思维操作。当下一次见到另外一只香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大脑在比较了哪几个特征后判断出这也是一只香蕉。但是，如果别人问到我们关于香蕉的特征和你采用了甚么标准来判断这是一只香蕉的时候，我们到那时才开始“绞尽脑汁”的从潜意识范围内，把记忆下的特征一个个的调动出来并回答对方。不过在大脑潜意识里进行归纳得到的特征有多少，这个数量也是我们显意识无法确定的。我们的大脑虽然可以记录下整个图像和分辨甚至像人脸一样的复杂图像，但是当要求我们要“量化”的把某个人脸绘画出来的话，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绘画训练，我们也很难根据记忆或照片来画出一个象样的人脸图像，这就说明了图像处理发生在我们大脑的潜意识里，而且只是以记录图像的特征信息为主，所以当有需要把这些轮廓“属性”转化为“量化”图画时，这种绘画上的困难就发生了，对于显意识来说，我们对图像信息详细到“点”与“线”的内容也所知有限。至于被问及到，为甚么另一只香蕉的弯度和颜色都要比前一只要大和深，而我们还判断这两者都是香蕉，我们又是根据甚么“量化”的标准来衡量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好回答。因为图像分析并非以显意识中的“量化概念”为标准，它根本上是一种根据模拟属性作判断的方式，所以准碓而量化的颜色与角度并不是参考的核心标准，而黄色和外形弯曲的属性才是重要的准则。如同我们判断两位站在眼前的女性，根据她们相貌的近似程度，我们可以判断她们可能有直接的血亲关系，再根据他们年龄的差异，大概确认出他们为姐妹或者母女。若要进一步问及我们判断相貌近似度和年龄差异度的具体标准，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不好回答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她俩的眼睛相似，或者其中一位好像有多些皱纹，而且这些也是一些特征属性上的比较而已，我们始终没能说出眼睛在那些“量化”数值上相似，也从来没有数过她们脸上有多少条皱纹。但是通过大脑图像分析所得的结果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可能判断的结果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每个人的判断都并非一致。这就是图像分析上除了“模糊性”之外的“不准确性”和“主观性”了。

　　总而言之，在视觉模式上的判断或确认方式就是“归纳/模拟”，这种只凭“归纳/模拟”属性或特征作判断的方法，就是视觉模式处理信息的主要手法。这不仅用在判断“香蕉”这种对象上，而且对于人的确认，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单凭脸容中的特征，就可以判断亲人、朋友甚至是阔别多年的亲人或朋友，在朋友和亲人身上我们可以交托几乎是无限的信赖，但这往往是凭借着视觉上的“特征”判断而己，我们不可能也从来不会用尺或仪器以“准确”的量化方式，“核对”眼前的视觉数据。这就是视觉处理信息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归纳/模拟”的特征作判断。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语言处理方面的情况又如何。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可以经我们的大脑听觉机制处理后，分解为有限的元音和辅音再加上声调的组合体，虽然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变化很多，辅音为数也不少，但元音数量是有限的，音调也不会超出那几种。问题关键在于，每一种语言如同英文一样，大脑都可以把他们分解为有限的单位—元音、辅音和音调，这种分解过程完全可以在我们的显意识中完成，而且是显意识可知的，百分之一百可以被显意识所确认。如Cup这个英文单词就只有/k、/p这两个辅音和/ʌ一个元音所组合而成，除此再也没有其它显意识所不确定的因素。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一个懂英文的人士也都能够准确的把Cup这个读音，分解出完全一样的元辅音组合。整个读音是通过音素单位以直线的方式串联而成，语言的识别标准只在于音素单位，以及音调而己，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因素。因此，大脑在确认读音所指示的概念时，只能凭着以上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在大部份的情况下不能如辨别图像般利用“模拟（归纳）”的方式，推想新单词的意思，也就是绝不能套用像认识一只香蕉后有能力辨认在将来所见的所有香蕉那样的视觉处理模式，如果按模拟属性来判断，就有可能从feet与foot两个单词推想到feed和food的语意，这样就会闹出笑话，因为相近读音的单词很多时候都没有语意上关系，如bad/bat，paper/pager，ripe/ride等，它们虽有读音上的接近但所指示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为了能正确的接收到语言信息，在“模拟”与“推想”都不能应用的情况下，大脑就必须要尽可能的接收每一个语言音素，不然就很难去确认话语间的意思了。因此，在我们日常的交谈里，有效的交谈距离不会超出一米，而且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不然就很难完作有效的语言沟通。在视觉方面，我们可以在光线不足或视线受干扰，甚至在对象移动的情况下确认对象对象，但对于听觉，如在电话中的声音有颤抖或受到背景声音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交谈。还有在远距离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发现通过视觉观察对方嘴形变化和身体语言，要比以不清楚的语音来理解更加准确。还有一点就是，大脑对语言处理不存在很大的主动性，这就是说如果大脑在忙于处理其它工作时，就算耳边听到熟悉的语言，我们也可能不能完全接收，或者有意识的停止接收耳边的语音，这样就不同于我们边走路边谈话与思考的情况，在视觉的带领下，我们怎样也不会撞到其它对象上。以上各点就是大脑中听觉模式的处理特征，这时侯就让我们用表格的形式，总结一下视觉模式中图像处理和听觉模式中语言处理的特点吧，本节也以此作结：

	图像处理	语言处理
处理的基本单位	平面或立体的点	直线排列的元音和辅音（包括声调）
单位数量和形式	数量无限，因为不在大脑显意识范围内	完全可由显意识了解与掌握
处理方式	归纳﹑模拟图像特征，以特征作比较、分析和判断	准确分解出每一个单位，然后对每一个单位作出确认
处理/判断模式	归纳/模拟其中的特征（属性）	精确比较（演绎方式）其中的音素
推想性	有推想性，可由一个图像的特点，推想到另一个同类对象的外形属性，或者可以从对象部份或失真的外形特征，模拟确认和判断对象。	没有推想性，只要掉失了某些音素，语言就变得不可理解，语言所指概念甚本上由学习所得，不可由一个单词推想到另一个单词。
自动性	因为在潜意识下进行，所以由接触到图像的那一刻开始，处理过程具有自动性，基本上不受大脑其它活动干扰。	语言处理受大脑其它活动所干扰，较低自动性。
准确性	由图像处理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分解出同样组合的音素，不但结果相同而且不因人而异。

[ 本帖最后由 tantiancai 于 2007-8-16 14: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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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字形与概念:

　　当我们明白了大脑处理图像和单词的模式后，根据上一节的阐述比较，我们已经了解到处理汉字应用到大脑处理图像的模式，因此认识和确认汉字是一种视觉性行为；而处理单词则应用到处理语言的模式，这样确认和处理单词的过程就是一种听觉性行为。图像所携带的信息内容就是图像的本身，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而非图像，虽然字面的平面结构具有图像性，但绝非信息的全部，因为汉字毕竟是文字而非图画，汉字所携带的信息主要在所指示或引伸出来的概念中。不过，大脑以处理图像的形式来处理汉字，这样就难免会把处理图像信息的模式用于处理汉字信息上，于是图像（视觉）处理模式也就从处理汉字表面的图形信息上，再进一步深入到汉字的概念中来。现在，笔者定义图像对大脑构成的印象为“象化”图像，因为汉字的字形也是一个图像，所以汉字的表面就是一个“象化”图像，进一步而言，汉字字形所指示的概念信息也最后成为了一个“象化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象化概念”内的“象化”信息主要是概念信息而非单纯的图像特征（甚至可以完全不包括任何图像信息），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详情，笔者在稍后再作深入讨论。对于以上论述过有大脑处理视学图像的模式，笔者称之为“视觉模式”，在处理语言方面的就是“听觉模式”。汉字成为了“象化概念”，以汉字为思维工具的思维就成为了“象化思维”模式。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汉字的概念处理被调用到图像处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汉字在概念上完全带有了图像的信息特点，最后成为全新的“象化概念”。为了能够清晰而准确的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将会首先引用一套符号系统作说明方式，解释大脑是如何辨认汉字字形的，因为汉字的字形如同图像一样，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地方，会因为印刷或手写的关系，在字形和大小甚至形态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大脑一样可以辨认出这是同一个汉字，就如同我们认识一位朋友，虽然她在不同场合在化妆与穿带方面有所不同，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脸容有所衰老，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人群中辨认出我们的朋友，这就是大脑以记录和对比图像特征的方式进行的图像处理功能，汉字的辨认方式也套用了这方面的功能。而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它的字形特征就是反映概念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认识汉字的辨字过程后，再来看一下汉字是如何通过字形与汉字概念挂钩的，这也是“六书”的造字方法。在以上的阐述过程中，笔者都会用到这一套全新的“象化符号系统”来说明大脑的相关信息处理过程，并且最后把这一套可以仿真汉字信息处理的符号系统，在加上一定的定义和说明后，把它制定成为一套如同“数学符号”一样的分析符号系统，前者的“数学符号”是分析数理逻辑与演绎思维的利器，而后者的“象化符号系统”就是专门用来分析“象化思维”的工具。之后，在本书有关“象化思维”的内容中，笔者都会以“象化符号系统”作为主要的说明工具，特别是模拟“象化思维”的操作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而无误的了解到“象化思维”背后的思维操作，而思维操作最后也落实为实际的行为，这就是东方文化和文明现象。

　　现在，让我们通过“象化符号系统”对汉字的字形辨认作一个分析吧。笔字挑选出汉字“阳”为例子，在下图中把大脑中“阳”字的外形记忆信息，以“深灰色”的“阳”字表示，正如上文已作过的论述一样，大脑对图形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其中的信息是“属性”信息，也就是说大脑会把“阳”字的字形属性记录下来，“属性”信息就是笔划的走势与弯曲程度等。

（“象化符号系统”以虚线的图圈表示“象化概念”）

之后，当大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手写体的“阳”字后，大脑就马上把现时所见到的“阳”字与记忆中的“阳”（深灰色）字作“模拟”，也就是作属性/特征性的比较。如果发现两者在特征上有较大的接近程度，就判断这个手写的“阳”就是大脑认识的“阳”了。

以下是有关的思维操作过程：

图例说明如下：

“箭头”表示：“相属于”或“隶属于”的关系

“互属性”：表示转换到相反的“相属”关系，因为“象化概念”中包含的只是“属性”的信息，例如，“人体”带有“心脏”的属性，相反，“心脏”也带有“人体”的属性，又例如“红色”带有“鲜血”的属性，所以看到红色令我们想起“鲜血”，而“鲜色”也当然的带有“红色”的属性。

“包容/递进性”：表示一种属性间的“递进”关系，例如“人体”带有“心脏”的属性，而“心脏”带有“血管”的属性，因此，“人体”也带有了“血管”的属性。

“代表性”：表示某一个“属性”对“象化概念”起到代表作用或象征意义，如“红色”具有“鲜血”的“代表性”。

可见，汉字的字形辨认是通过“模拟”的思维操作来完成的。以上的例子是有关大脑处理汉字字形的过程，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已经总结出了“象化概念”里的重要属性：互属性、包容/递进情、代表性和“象化思维”的主要操作方式——模拟。

　　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新概念的引入，从讨论语言文字的特性而过渡到讨论思维的模式上。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全引入这些新概念及相关的逻辑法则，它们将以符号系统作为表达的方式，这套符号系统可以令到我们更有效的理解和阐述思维模式，这一套符号系统就是“象化符号系统”。在书中所有有关东方思维模式的部份，笔者将通过这种从处理汉字信息总结出的符号系统，解释及仿真“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由此，读者就可以清楚的明白到东方文化文明背后的产生过程，其中存在着一脉相通之处，这就是“象化思维”模式。

　　以下的例子，让我们再认识一下“汉字”概念的处理过程，现在试把以上的“象化符号系统”应用到以下的例子中。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象化符号系统”，对大脑处理汉字“阳”的信息进行模拟操作。如上文提及，“阳”在《说文》中的解释为“高明”。当大脑已经认识了“阳”字的字形结构和指示的概念后，汉字与汉字所指示的概念之间就存在着“互属性”，例如汉字“阳”的字形与它的概念“高明”发生“互属性”关系，这也是“象化概念”的“等价关系”，如下：

之后，这个概念就储存大脑中成为储存体“阳”的信息属性，当大脑看到一个手写体的“阳”时，大脑将会执行以下操作来认识这个汉字所指示的概念：

　　汉字概念的处理过程发生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以上说明的是解读汉字所携信息的过程，而另一个过程是使用汉字来表达信息的过程，前者为读者的操作步骤，后者就是文章作者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把汉字与某些需要指示的概念作“挂钩”过程（如下图），也就是以汉字的形式在文章字句中表记这个概念。当文章被阅读时，就发生了读者接收和学习汉字概念的过程，读者从文章中领会到汉字所指示的概念，然后把这个新学习到的概念与汉字一起储存到大脑中去，日后读者就可以把这种汉字指示新概念的方式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然后就可以重复第一个操作过程。

　　当汉字使用者要表示一个有关活人世界，相对于死人世界的概念时，这位使用者就会在大脑的字库中搜索现有汉字哪一个可以表示这个概念，最后选择了“阳”字来组“阳间”一词，但是“阳”字在当时的意思只有“高明”，不过在思维操作得到的结论是，“阳”具有了这个概念的“代表性”，其思维过程可如下：

（注：在上图中，请读者注意“现有的概念”和“认知对象”这些字眼和模式，这其实也就是以汉字作为“象化概念”来指示属性，以此来认知概念的过程，认知的结论就是以某一个汉字来指示这个概念，这是“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有关这种认知模式，我们可以在本书中看到更多的例子。）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读者，当时他只懂得汉字“阳”只用作指示“高明”的意思，但阅读这篇文章时，通过“上文下理”理解到文章表达出“活人的世界”这个概念，又看到了“阳”字出现在“阳间”一词里，读者于是就通过以下的思维活动学习到“阳”字可以用于指示“阳间”概念的部份信息。如下：

由此可见，不论是作者或读者，在他们以汉字表达概念或通过汉字理解概念的过程，这都是“象化思维”的操作过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汉字的造字原则，因为汉字的字形是指示概念的主要载体，汉字的造字过程就是把汉字字形与概念挂钩的过程，而且汉字的字形能够起到提示概念的作用，反过来汉字使用者也以这种造字原则来处理汉字信息，这一种处理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操作过程。从汉字的造字原则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思维的操作模式，这就是汉字使用者发展出的“象化思维”模式：

　　根据《六书》，汉字有以下六种的造字原则：

一、指事：《说文解字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以“上”为例。

二、象形：《说文解字》谓：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以“日”为例。

三、形声：《说文解字》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江”为例。

四、会意：《说文解字》谓：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以“信”为例。

五、转注：《说文解字》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之前介绍的四种方法，都是六书中关于文字构造的方法，转注及假借则是属于文字运用的方法。转注的定义分歧，有一类说法是说字的声韵属于同一语基的，或意义相同的不同文字之间，可以互通，如“考”与“老”，其虽为不同的字，但发音则为迭韵；另一类说“建类一首”的“类”解释为“形类”而非“音类”，指两个字在字形上部首相同或相关，意义又相同或相近，却因为时间的变迁或地域的不同，分别造出形体不同的字，可以互注换用。

六、假借：《说文解字》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是借用已造文字，来代替在语言用法上已经存在，实际上却并未造出来的字，以“令”为例。

　　由“六书”的造字法则可见，先民通过以上的思维操作模式，把汉字的字形与汉字所指示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个过程完全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模式，而且他们也明白到汉字的阅读者与他们一样将会使用同样的模式来解读汉字，于是在长时间使用汉字后，也就会在使用者的大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因为每读一个的汉字就是一次的思维操作，反复之下这种操作模式就成为习而为常的惯性动作。再加上，文字是思维的主要工具，这种惯性动根本就是思维动作，从而导致思维模式的产生。还有，汉字的本质虽然是图形，但是它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字形表意，也就是指示概念，因此大脑需要对汉字进行辨认的内容，也就从单纯的图形层面而进入到概念层面，这种思维模式也就从“视觉模式”（视觉思维）深入而成为“象化思维”模式。

　　现在，我们可以再通过“阳”字为例，对“象化思维”处理汉字概念和视觉模式处理图像作一个比较，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象化概念”在概念上有如“图像”一样的性质。

　　正如上文提到过的，“阳”据《说文》解，指“高明”也。“阳”的本意在最初的时候也甚为狭窄，只是指与位置和光亮有关的意思。不过，经过“象化思维”模式的处理后，“阳”字所指示的概念信息也就慢慢变得“图像化”，这是以概念信息为基础作无限引伸，这就是“象化”过程，“阳”字最后也成为“象化概念”。

　　在本书中，“虚线”的图圈用作表示“象化概念”，虚线的边线表示信息的边界呈模糊化，就是没有确定的边界，圈内的信息数量也是不可知，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是“象化概念”的“扩散性”。

　　“阳”字以“高明”的意思作为基础，就可以从这个基本概念，正如以上词语“阳间”的例子一样，通过“模拟”就推想到与光线有关的性质，联想到“热”，因为有光线就会发热，所以有“太阳”和“阳光”；“热”也引伸为一种能量的代表，一种“刚烈”的性质，因此“阳性”就包括了男性和其它雄性的动物，男子气概为“阳刚气”；光明是人所喜爱的环境，也充满了“生命力”，因此有“阳间”；因为有光线的部份往往是表露在外或突出的地方，所以有“阳奉阴为”，“阳文”是印在金属上的凸出文字，外面也称“阳面”；光相对于暗，因此有“阴”“阳”的对立。下图表示了在“象化概念”“阳”中包含了以上的“属性”，也就是语言概念。

下表比较了图像与“象化概念”之间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来自汉字的图形性而调用到视觉处理模式，最后成为了图像和汉字概念的共同信息处理模式，可见“视觉处理”模式通过汉字处理而升级成为了“象化思维”模式。

	图像处理	“象化概念”（以“阳”字为例）
处理的基本单位	平面或立体的点	平面分布的所属概念信息。“阳”字包括了大量的相关信息，如“热”“光”“能量”“表面”等，呈平面分布
单位的数量和形式	构成图像的“像素”在数量上无限，不在大脑显意识的掌握范围内，其中携带的是图像的“属性特征”信息。当要求显意识回答，如两只香蕉的共同点这种问题时，显意识会在大脑中搜罗所有“属性特征”并一一列举，但是这些“属性特征”没有具体可量化的数量，大脑如要列举对象的属性特征也可以举之不尽。	信息的数量呈模糊性，没有确定的边界，上层信息的性质是“属性”信息，也就是有关“阳”的属性，因此下层信息量可随时扩展，此概念带有扩散性。由“阳”字本意“高明”—这个“属性”为基础，通过相同属性所包容的概念多不胜数，如再扩张到外层像“雄性”，“阳面”等，为数就更多了，这都是以“阳”为模拟属性所联系上的概念，数量无限，我们可随时用“阳”字组出新词概念，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纳入“阳”的属性范围，如“火”，“雄性”动物种类等。
处理的方式	归纳图像特征，以特征作比较，分析和判断	“模拟（归纳）”法，概念中的信息指示的是“属性”，具有共同属性的信息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概念中去。纳入“阳”字中的概念，如雄性，阳面等都带有“阳”的属性，完全没有“量化”的关联。
处理模式	归纳法，归纳特点/特征。	比较的是属性，并没有“量化”信息的存在。
推想性	可由一个图像的特点，推想另一图形的属性，由对象部份或失真的外形特征来判断对象。	可根据汉字字形结构（边旁部首）推想其含意，以及单个汉字的意思推想整个词组的含意。如明白“阳”的意思，就可以推想“刚阳”和“阳面”和“阳奉阴为”的含意
自动性	因在潜意识下进行，所以信息处理就从接触到图像的那一刻开始，具自动性，基本上不受大脑其它活动干扰。	在潜意识下进行，当接触到“汉字”或“象化概念”，大脑便自动处理其外形或上文下理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理解了“阳”的属性后，当接触到其它与“阳”相关的词组如“阳间”或“阳寿”等，大脑就会自动推想其含意。
准确性	由图像处理分析所得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结果准确性低。	对汉字概念的理解，会因人而异，也因汉子所处的文句和与其它汉字所组的词组而异，有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性。如“阳面”的理解，有人可能认为是“光亮的一面”，或有人认为是“露出的或表面的一面”，有人想是“上面的一面”，其理解有出入。

除了上表之外，我们再以图像的信息处理详图，与大脑在处理“阳”的信息作一个直接而清晰的对比，如下：

　　由此可见，“象化思维”的形成就是借用“视觉模式”来处理概念信息的产物，通过汉字的使用，强大有效的“视觉处理”模式被发展为开发和处理概念的工具，从而发开出更有深度的思维能力，这就是东方文明能够较世界上其它民族更为“早熟”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出现的时间比其它文明早，而“象化思维”的模式只依赖于汉字来操作，不像西方文明需要数学符号的产生，才能令到认知能力随着这些思维工具而延伸，所以西方的文明也依附在思维工具的发展上（这就是笔者需要解构西方语言与符号演进的原因），她在开始时受制于思维工具的迟迟不能发展，但当思维工具成熟定型后，西方文明也就在十七世纪开始突发猛进。相对于西方思维模式，“汉字”就是“象化思维”的全部思维工具，“象化思维”在不假于其它工具的情况已经足而令到我们祖先的认知能力可以发展出耀目的文明，不过，同时也限制了东方的认知水平而令到文明停滞和令到社会进入“超稳定状态”。在下一节中，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象化符号系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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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概念”的定义：

:表示“象化概念”A。“象化概念”，又名“象化量”，其中的“象化信息”为“特征性”信息，又“属性”信息，也就是包含了有关“A”的“特征信息”。

具有如下特性：

*“象化概念”中的信息为无限。

*“象化概念”中的信息量为“不确定”。

*“象化概念”可作无限扩张（散）。

*“象化概念”可作无限分割。

“象化逻辑”的定义：

“象化逻辑”是根据“象化概念”的特性在“象化概念”之间所作的符号推演。

“象化逻辑”的内容：

基本特性与逻辑：

*取象性（“取象”操作）：

*模拟性（“模拟”操作）：

*互属性：

“互属性”关系在“象化思维”中视之为“等价关系”，也就是说“互属性”中的两个“象化量”视之为相等，例如手写体的“阳”字与大脑印象中的“阳”相等。

*包容/递进性：

扩展特性与延伸逻辑：

以下的特性和逻辑关系是以基本特性和逻辑为基础所作的扩展和综合关系：

*代表性：

A具有B的代表性，对B的作用等价于对A的作用，A可取代B。“代表性”可以视之为“互属性”另一种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互属性”但起到进一步的表达作用，“代表性”等同于我们日常理解的所谓“象征性”。

*扩散（张）性：综合了“互属性”与“包容/递进性”。“象化概念”存在着“扩散（张）性”，表现于以共同的“象化量”为媒界向所有具有共同属性的“象化量”进行扩张性涵盖。“象化量”的扩张性可以通过以下符号表示：

如下两例：设A，B，C和D为四个“象化量”，并且全部包括有“象化量”a，因此量A以如下形式，根据“象化概念”的“互属性”与“包容/递进性”同时向其余的三个量进行扩散：

设A，B，C和D为4个“象化量”，并且B，C，D在不同的时间相继出现（量ab为A与B之间的共同属性，如此类推），因此量A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分别在三个时期向其余的三个量进行扩散：

“象化”语言法则：

“象化语言法则”通过“象化符号系统”主要提供到分析汉语句子的用途，指示出其中的逻辑关系，基本上只用于汉语语言中，但也可以用于分析“象化逻辑”关系。

*互动法则：

*复合法则：

*相对法则：

　　A和B为两个相对“象化概念”，但处于同一事物内，为一物之两面，如“表”“里”。

*消长法则：

　　A和B为两个消减转换的“象化概念”，如“强”“弱”。

*导致从属法则：

　　A导致B有C的属性，如下：

　　因为A，B成为C的一部份，如下：

*作用从属法则：

　　如果A对B作用后令到B与C发生关系，如下：

tantiancai

　　在上一节中，我们一起论述了有关汉字的表意功能，其中包括大脑辨认汉字字形到解读汉字概念的操作模式，从而总结出了“象化符号系统”。通过“象化符号系统”，我们看到“象化思维”模式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明白到这种模式产生自汉字的使用，汉字字形因其图像性而成为“象化概念”，而汉字所指示的信息内容也构成“象化概念”的形式，辨认与解读汉字的过程就是“象化思维”的操作模式。上一次所讲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一个单独存在的汉字，而语言的发展就是从单个汉字到产生复合汉字构成的词语以及句子的过程。汉字的使用产生了“象化思维”模式，从对“六书”造字原则的说明，我们又看到“象化思维”模式反过来主导着汉字的产生模式。既然，语文也是思维的结果，也是人类产物的一部份，所以，从语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模式的作用。

　　在以下的各章节中，笔者尝试通过“象化符号系统”作引领，重新认识一下汉语词组、句子和文章的形式，从中揭示出汉语内容中的“象化思维”模式。作为思维工具的语文，以其“象化思维”模式的本质，反过来又巩固了使用者的思维模式，让使用者的思维操作锁定在“象化思维”的轨道上运行。

　　汉语文从先秦以后，汉语词的出现就以复音词组为主，而只有这样，汉字的数量才不需要增加，在原有的数量上只要通过组合方式，就可以产生新词来指示新生的事物。现在，笔者就以动词为例看一看汉字作为“象化概念”是如何有助组合新词的。因为汉语的“孤立性”令到汉字所指示的概念如同它的读音一样，不受到时间（时态）和空间（动作的方向或空间位置）的影响，因此汉字的概念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在动词上它只表示这个动作的特征（最抽象的信息内容），也就是“属性”。这个动作没有时态和受到执行或接受这动作的人、物和空间而变化，所以这就成为了一种只记录“特征/属性”的信息。在名词方面也是一样，所指示事物的概念不因为个数、所处位置和与其有互动的人和物，还有性别属性的关系而有所改变。汉字概念就是这样一种携带核心属性的概念，而且它的“象化概念”性更深化了这种特性，令到汉字更有组成词组的功能性。以下笔者以“打”这个动词作为例子，“车”为名词作例子。为了阐述的方便，我们又需要引用“象化符号系统”来表示。

　　汉字“打”所代表的是一种手部的动作。它是一种有关动作特征的抽象概念，因为它不受时空主客体的影响，这个概念所指示的是具有特征性的动作关系，属性信息—手部的活动。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象化概念”，因为“打”所蕴含的信息量由属性所连结，如同大脑处理图像信息中以图像属性所连结的“点（像素）线”一样不可数，也可视之为无限，这是一种显意识不可知的数量。这如同“打”的手部动作已经包含了无数个手部部位，在不同角度下的动态一样，我们不可能数出其中有多少种变化，这就是“象化概念”的一个主要特征。当我们的大脑有需要回忆图像的内容，或者被要求说出两个图像的异同点时，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的把所要求的信息带到显意识中。这种情况发生在汉字上，就是汉字通过词组而实现的信息提炼过程。如下图：

词组“打架”

“打”作为“象化概念”，指示的是“手部动作”，其中己经包含了“急速的打击动作”的属性，但这信息对大脑的显意识来说只像是淹没在海洋中的一块石头，假如要把它打捞上来的话，就需要用“打”与“架”结合成为词组，再提炼出这一层信息。上图中“灰色斜线”部份就是“打架”的概念，其中己提炼出“打”已有的“急速的打击动作”的信息。

让我们再看其它以“打”组成的词组：

人类所有的文字都是以直线一维的方式书写排列，汉字也没有例外，像“打”字放在名词前可提炼信息，把它放在另一动词后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名词的像化概念，认识一下信息又是如何提炼的，就以“车”字和“火”字为例。

为了提炼其中的信息，我们就组几个词来看一下吧：

　　到目前为止，可能我们已经对汉字的“象化”性有一定认识了，以上的部份通过例子来说明，汉字为单位的“象化概念”以重迭的方式提炼“象化信息”，汉字的组词也就发挥了汉字作为“象化概念”的特性，而在使用这种汉字语组的过程中，不论是词组的创造者或是阅读者都需要开动“象化思维”操作来达到造词和读词的目的，同时“象化思维”也得到了训练和巩固。

　　现在，我们看过了汉字作为“象化概念”在词组中提供的语意功能，我们发现汉字所表达的语意，特别依赖于汉字在词组或句子中所处的位置，它的语意基本来自相邻汉字对本身语意所作的提炼操作，不同的提炼方向也就决定了不一样的语意，在没有特别标识符号的情况下，提炼的方向视乎读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就造成了汉语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歧义性，同时这也反映出汉字的“象化概念”性。在下一节有关“古文”的部份中，笔者将会具体阐述这种现象，以及“象化思维”发展出的句子和文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