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8）

　　战事还是比较顺利，只一战孟获就被擒，诸葛亮为了“攻心”，把他又给放了，此后接二连三的抓了放、放了再抓，玩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其实早在一擒孟获时就能可以杀他，孟获手下元帅董荼那也曾被诸葛亮抓后放过，董荼那回去后就再不为孟获卖命。而且当地的一些蛮主对他说：我们所居蛮方，并不赶侵犯中国，中国也没有侵犯我们，现在因为孟获势力相逼，迫不得已而造反。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孙权都不能打败他，更何况我们呢？如今不如杀了孟获，投靠诸葛亮，即报答了他不杀之恩，又能使洞中百姓不受战争之苦。

　　后来董荼那抓了孟获献给诸葛亮，这说明孟获在蛮人心中形象已经一落千丈。此时杀他，叛乱也会平息。可惜诸葛亮再次放人，不仅使董荼那惨遭杀害，还使蛮人百姓继续饱受战火之苦。假如说董荼那这次行动还不能看出什么的话，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少数民族首领杨锋率领两个儿子再次抓获孟获，献给诸葛亮。到此时应该看出，孟获是不得人心的，干净利落地杀了他，这场战争到此结束。可是诸葛亮还是放了他。有了一放孟获、二放孟获接着是三、四、五、直到第七次释放。拉长了战争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每放一次孟获，战争就难打一次，越到最后战争越残酷，死亡就越惨重。到最后一次火烧藤甲兵时，乌戈国三万藤甲兵无一生还，连诸葛亮自己都不看不下去了：“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

　　诸葛亮一心想用“心战”收服孟获，结果孟获确实是被收服了。但是，这不是用“心战”取胜，而是实打实得力战。诸葛亮最后把孟获打得无兵可调、无将可派的地步，他的兵死的死，伤的伤，他的将领亡的亡、降的降。孟获就是最后服输也没什么价值了。

　　南夷地处偏远，不服管教已经很久了，诸葛亮这次“心战”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国志》中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民名而已。”可见诸葛亮的七擒孟获的“心战”工程落空，只不是通过这次战争为他在功劳簿上多加一笔政绩而已。而这个政绩又是那么的形式化，犹如做了一个大大的泡沫。

　　劳民伤财

　　民间有句俗语：“打人别打脸，骂人别骂短”，“人有脸树有皮”。其中的“脸”指的就是面子。为了一个虚无的面子人们往往可以“打肿脸充胖子”。台湾军事史家李震所说：“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诸葛亮曾经为了恢复汉室天下，不顾自己实力虚弱，毅然决然地发动北伐，那么结果如何呢？他最终在北伐中想得到什么？北伐最后又给他和蜀汉带来了什么？

　　中国人有一大特点：面子问题。有“宁伤生命不伤面子”之说，有“千金买一个面子”之论。朋友来了不去高档的酒店觉得在朋友面前没面子，餐桌上不花个千八百的感觉丢了面子；外面工作几年不买车感觉没面子，买车还得买名车大排量的，不然还是丢面子。个人有个人的面子，集体要有集体的面子。总之好像人人从一出生都跟面子较劲。

　　曾经一汽为了进“世界500强”，一汽主要领导不从市场实际出发，强行搞产销100万辆的面子工程，不实的销售，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度增加，直接酿成一汽历史上最严重的亏损。有业内人士评论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形象工程害了一汽”。

　　所谓“面子”，有这样的定义：面子是指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它包括有关尊敬、荣誉、地位、联系、忠诚和其他类似的有价值的感受。也就是说，面子是一种文化感受，拥有了它，这个人就可以在自己的所处的社会文化范围内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不同的人会获得不同的面子，即不同的成功感受。对一个人来讲，面子可能就是指他是一位好父亲；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面子意味着对商场商品的购买力。当然因在某一专业的成功而可能获得的许多东西也是面子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四编（9）

　　面子在一个利益集团圈内部具有很大作用。古人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维护面子而制订行动准则的一种体现。对庶人不用讲“礼”的权力，使大夫阶层在庶人面前“很有面子”，庶人承认大夫阶级的权威，在交流过程中会学习去使用礼仪，而尽量去避免刑罚；同理，刑罚也起到了相同的效用。这种“面子”成为一种身份，是向人炫耀的资本。而往往为了维护这种特权，损失的东西会比得到的要多很多倍。

　　孙悟空为博个“齐天大圣”的美名，大闹天宫，结果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吃了五百年“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苦；

　　琏二嫂子王熙凤的虚荣心更是到了极点，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把面子上的光彩赚得是前庭饱满，大腹便便，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枉送了卿卿性命。

　　面子只是一个表象，之所以经久不衰，是人的虚荣心根深蒂固。时下，这种群策群力上的虚荣心理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说上海要造一幢世界第一高楼，明天说广州要造一幢世界第一高楼，反正闭着眼睛吹，又没人来收他的税！真要造起来了，不是端午拖到中秋，就是中秋拖到重阳，工期拉得比大楼还长。等到真正建成了也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至于建成的东西具体有什么用，谁也不去管，反正是建成了，有功绩了，有地位了，也有面子了。

　　诸葛亮也是一个尽要面子的人，可他为博得一虚名也是熬到油尽灯枯。

　　诸葛亮晚年主要都在做一件事———不停地北伐，前前后后一共有六次。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他战略上的需要，但是面对蜀汉政权更替，朝中大臣争权夺势，他并没有在北伐中给自己赢得砝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加深了他假公济私的嫌疑，消耗了蜀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提起郑和下西洋，多少人都为他的壮举兴叹，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布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红海一直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增进了亚非广大地区之间的友谊，发展了友好经贸合作关系。然而，这壮举的背后对明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让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心理满足感。在郑和下西洋整个过程中，朱棣强征暴敛，抓民扶、增赋税。郑和七下西洋后，长江三角洲的官营手工业户逃亡3/4，使得许多精妙的造船技术就此失传。永乐年间，用于打仗、下西洋、建宫殿等花销是明朝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到三倍。明王朝的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诸葛亮制造了六伐中原，这种疯狂的军事行动虽然强烈表明诸葛亮统一天下的决心，也符合他先发制人的战略，但却给蜀汉带来无以估量的损失。

　　诸葛亮前后六次北伐都没有达到目的，在这六次北伐中，导致失败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粮食供给不上。

　　自古蜀地就是一个物产丰富之地，有“天府之国”美称。但是，当时它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道路不好走，用现在人们的话说就是“要想富修宽路”，有好东西运不出去，相当年大汉开国皇帝刘邦走汉中之时，因为没有路才修栈道，不过后来也是这个栈道帮助了他重出江湖。军事家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诸葛亮再用兵如神，他的军队也得吃饭不是，从内往外运物资那可是一个劳民的事。单是从汉中到天水就有四百里的羊肠小道。

　　诸葛亮是在后方没有能力提供充足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贸然北伐的。这样，即使他战场上能够获胜，由于所处的战场乃是相对较为荒凉的陇西、陇右地带，无法从敌人或占领区中及时得到补给，这便从根本上妨碍他继续前进。结果，正用得上他自己当年形容曹操的一句话：“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再则，蜀汉的综合国力本来就无法与魏国相提并论，诸葛亮竟然“无岁不征”，客观上有点穷兵黩武的意味，反使蜀汉的国力进一步削弱。

第四编（10）

　　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也为其争霸天下的图谋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统一北方前，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昔日富庶的中原已经是一片狼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北方情况的形象写照。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特别是大规模地屯田，招收大量流亡的农民，使北方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形成了“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局面，而且从国土面积上来讲，魏国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蜀国和魏国的战争等于是以区区一隅抵抗全国的战争，北伐对蜀国来说是倾尽了全力，但对魏国来说只是局部战争而已，虽然一度极其被动，经济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没有沦落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吴国所处江南地区由于在东汉末年未受到中原战火的波及，加上东吴长期对魏国采取以守为主的方针，孙权利用北方的劳动力和技术，使江南地区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吴亡时，仓库尚存米谷280万石，吴国的经济明显地超过了蜀国。

　　偏居西南一隅的蜀国版图最小，主要地区仅巴蜀汉中等地，直到蜀亡时，只有户28万，人口94万，军队约10万，可见国力之弱。

　　诸葛亮自然也会想发展经济，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的政策。但其规模与曹操屯田远不能相比，史载诸葛亮曾招募五千人到汉中进行屯田，又派吕“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诸葛亮也承认，他是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师北伐的。而当时魏国，有人口440万，军队约60万，力量对比差距明显。蜀国地方，易守难攻，若能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地对付强魏，则蜀国偏安西南还是有可能的。而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稳固防守提供条件。如果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能够真正被开发，蜀国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大了不少。

　　诸葛亮的北伐政策，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是相当反感的，“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连年北伐，耗尽了蜀汉的国力。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

　　孙子兵法中的“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善于用兵的将军，动员一次军队去战斗，向前线部队运送粮食供应军队不超过三次，就结束战争了。以免国内劳民伤财，动摇国力。

　　淮海战役中，后方农民用小推车源源不断向前线送米、送面、送军用物资，没用如此的后勤保障，哪有解放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反过来再看看国民党军队，后勤保障不了，供给短缺，又被我军包围，吃饭都是有上顿没下顿，以至于国民党军队里战士们为了粮食相互开枪抢吃的，这样的军队哪还有精力去打仗啊！这样的战役没开战就已成定局了。淮海战役胜利跟后方供给是分不开的。陈毅老帅就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到。无怪乎人们常说，打仗其实就是打经济仗。

　　蜀国和魏国的国力相差多少呢？当时，魏国占据着整个北方，约有十一个州。蜀国只有一个州。魏国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关中平原幅员广大，物产十分丰富。相比之下，蜀国只有成都平原这一个较大的农耕区。其物产远远不能和魏国相比。魏国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约三四十万军队。蜀国刚刚一百万人口，最多也只有十四万军队。在政治方面，诸葛亮虽然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但魏文帝曹丕也非等闲之辈，他手下还有一批能干的政治家，如司马懿等。也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战将，如张颌等人。而蜀国在兵败夷陵之后，猛将尽失。

　　经过北伐让蜀国耗尽了财力，影响了蜀国的经济发展，使其相对弱小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由于蜀汉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连年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同时蜀汉国民对长期的战争也极为厌恶，千方百计逃避兵役。

第四编（11）

　　有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作为地方长官的吕，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

　　“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及曹操之广”(苏东坡语)，战役打响起，连后勤补给都跟不上，在这种条件下，直接发动战争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作为一国之丞相，非但不着力于再次恢复国力，反而年年不断地北伐，搞得连粮草供应都难。蜀汉毕竟没什么资本，。所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尽管“常使英雄泪满襟”，老实说，实在称不上什么壮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操之过急的将领穷兵黩武干的蠢事罢了。

　　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驭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连年出兵北伐，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正如台湾军事史家李震所说：“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尽管蜀汉在北伐中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双方力量的悬殊也注定了北伐最后失败的命运。在一次次的北伐用兵中，蜀汉逐渐耗尽了财力和物力，从而加速了它的衰亡。

第五编（1）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兵法》

　　世称诸葛公，用众有法度。区区落褒斜，军旅无阔步。中原竟不到，置阵犹无所。

　　———苏辙

　　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司马懿

　　诸葛亮治蜀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基础之上的。

　　———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论诸葛亮》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

　　赔本买卖

　　俗话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种荣誉吸引众多追捧者，一种利益牵动无数人的心，当人们在名和利，权和钱之前往往会失去理智。有些人为了名誉才去做能够获得名誉的事，有些人为了权力去做能够获得权力的事。人往往怀有隐秘的个人目的。“钓名之人，无贤士焉。”“以荣誉为钓饵，既可以引导人的向善，也可以驱使人们作恶。”苏辙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世称诸葛公，用众有法度。区区落褒斜，军旅无阔步。中原竟不到，置阵犹无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心塌地辅佐刘氏父子，他为的是什么？

　　追逐名誉的人，因为得不到名誉而耿耿于怀，直至对善行产生抵触。“不想流芳千古，也要做遗臭万年”。而当他们一旦获得名誉，又会到处去张扬。并以此为资本，谋取个人的私利。正如荀子所说：“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

　　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以为“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市场行为的蔑称，都会以为那只属于上个世纪。但是，你错了。古时候人们就会用这种方法赚取利益了，只不过他们太多的是仕途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诸葛亮就是一个深懂此术运用之人。

　　他第一次投机是投靠刘备，当时诸侯权势只有刘备力量最弱，为找一个“尽用”自己的主人，他押宝一样投靠了他。之后时期内，他又兜售了《隆中对》；骗取荆州；赤壁之战；七擒孟获。还有他最大的投机———北伐中原。

　　蜀国后期国力羸弱，诸葛亮意识到现在咬住《隆中对》等天下大变，根据自己年龄，蜀国目前实力统一三国是不可能的。既然统一化为乌有，自己辛勤打造的梦想也随之泡汤。诸葛亮不甘心，他要另找途径，不能成为管仲治国，也要学学乐毅统兵，于是连年发动北伐。总之，不管如何也要为自己努力辅佐后主留下好名声。让人们看到他始终是“忠臣贤相”。

　　蜀汉建兴五年，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年轻的明帝曹睿继位。孔明认为北伐魏国，兴复汉室的机会来到了，遂向后主上书千古传颂的出师表，决心出师北伐。

　　当时蜀汉北部边境面临的形势是：北伐以汉中为根据地，可以从汉中翻越秦岭，北进关中，也可以西出陇右，蚕食雍凉。前路共有四条通道，从东向西为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子午道是从汉中向东到洋县，沿汉水向东再折向北，过宁陕县，经子午镇到长安，古人以北为子，以南为午，故称子午道，此亦刘邦当年入蜀之通道。傥骆道也是从汉中向东，经成固到洋县，沿傥水经骆谷关，再沿骆河到陕西周至，因其沿傥水、骆河而行，故得名傥骆道，其开辟时间较晚，路途艰险，历史上使用极少。褒斜道是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开辟的翻越秦岭的著名通道，南起汉中城北的褒谷口，北到郿县的斜谷口，褒斜道南连入蜀的金牛道，是川陕之间的主要通道。陈仓道是汉中向西再向北，迂回经勉县、略阳、青泥岭、凤县、古散关，至陈仓（今陕西宝鸡），此道北沿塔河，南连嘉陵江，道路平缓，然迂回费时。诸葛亮选择的恰恰是最后这条路。

第五编（2）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错派马谡致使街亭失守，被迫撤军。放弃了已经占领的南安、安定、天水三城。临走时还把三座城池的百姓挟带归蜀。从这一步中就能看出来，诸葛亮明显地有意识地收罗战争功绩。可惜这种做法却恰恰给他带来不好影响。如果强迫一些手无寸铁百姓也算一个军事家胜利的话，恐怕说出去会叫人笑掉大牙。

　　第二次北伐，主要对手是陈仓守将郝昭。诸葛亮劝降不成后，用了各种手段强攻陈仓。但郝昭守城确实厉害。诸葛亮不分昼夜连攻二十余日，不能破城。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继续乘胜追击时，他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随军粮草不够用了，只好撤退。

　　北伐粮草供应始终是个大问题，不仅仅是第二次北伐无功而返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以后的北伐半途而废也大都跟粮草有关系。

　　《三国志·吕传》曰：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说明诸葛亮在前线征战时，并未得到后方的有力支援。诸葛亮有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可见蜀国已非常穷困，只有靠出售蜀锦以供军资，以同敌战。

　　老对手司马懿也说诸葛亮出兵中地粮草问题，曰：“亮二出祁山，一攻陈仓，受挫而返。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年不能动矣。”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厥于地，他从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退回汉中。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摆出八卦阵重创司马懿，未曾料司马懿买通蜀军的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早晚必将篡位。刘禅大惊，急命诸葛亮回师。诸葛亮不得不传令退军。

　　这一次北伐可以说是诸葛亮北伐最有希望成功一次，但是他却半途而废了。原因是他不想被刘禅猜疑。好像受传统儒学影响下的文臣武将们都会选择诸葛亮做法。但是现实之中，诸葛亮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事家，连曹操手下将领于禁早年都知道“分辨事小、退敌事大”的道理。岳飞也是大家熟知一代军事家。连他都要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才从前线返回朝廷，但有谁敢说岳飞不是忠臣？诸葛亮却为了分辨自己不是叛变、表现对后主的忠诚，而置国家命运于不顾，立即撤军，怎能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杀得落花流水，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撤军，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严是怕军粮置办不及，编造假消息来哄骗诸葛亮。此次北伐通过李严事件看出，蜀中内部并不是上下同心，诸葛亮是在内部不稳，外部不利情况下，率先发动的战争，也许跟他要从北伐中充分集权不无关系。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屡败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服来戏弄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诸葛亮派去的人那里得到了诸葛亮病重的重要信息，并得出诸葛亮不久于人世的推断。

　　诸葛亮北伐中原，纯粹是一次投机行为，战争并没有给蜀汉带来好的影响，相反加快了蜀国灭亡的步伐。周一良在《论诸葛亮》总结诸葛亮治理蜀国时说：“诸葛亮治蜀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基础之上的。”

　　诸葛亮这六次北伐时间不一样，结果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捞到。每次打仗总是轰轰烈烈地开场，万般无奈地撤退。尽管有时能得到小小收获，可等到战争结束时，得到的东西又是那么微不足道。表面看有的战役是胜利了，实际上是赔本赚吆喝。也许这才是诸葛亮的良苦用心所在。什么良苦用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第五编（3）

　　《三国演义》第九回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述：董卓被诛后，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居陕西，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使者回报李傕。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谋士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兵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天子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也未迟。”傕等然其说。

　　诸葛亮出兵北伐心中的真实想法应当和贾诩一致，事成则中原可图，事不成则不是诸葛亮无能，他已尽心尽力作了努力，只是上天不给机会，汉室灭亡天数已定。无论什么结果，对内他都可以给皇上臣民一个交代，对外也表明他誓死效忠汉室匡扶正统的决心和大志。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权臣的“聪明和智慧”，在实施这项政绩工程中，他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知道以他和蜀国的力量无法跟魏国抗衡，论什么统一中原。

　　当年刘邦能以蜀国之力出汉中而定关中最后平天下，是因为项羽治国无方民怨沸腾诸侯不满给刘邦以可乘之机。而现在魏国在曹氏父子的治理下可以说是政清人和，国富民强，没有机会让诸葛亮下手，所以每回他率兵攻袭魏国，次次都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没有捞到一点好处。更何况自从曹操兵败汉中后，魏国人清楚攻打蜀国非常困难，蜀国有天然大山作屏障，据险而守易守难攻，除了实力已经达到足可以消灭蜀国的时候才对蜀国进兵，在诸葛亮时代，他们在西线采取守势，以逸待劳。

　　聪明的诸葛亮看出了魏军的弱点，布下诱饵想找魏军决战“毕其功于一役”，但是魏军统帅似乎对诸葛亮的意图了如指掌，坚守不出，让诸葛亮无从下手。虽然在个别战例中让诸葛亮捞到了一些好处，但魏军总的来说损失不大，最终失败的仍是蜀军，因为蜀军的进兵意图没有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诸葛亮走北伐这条路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好名声。诸葛亮跟随刘备就是为了恢复汉室，不管是不是真心，话可说出去了。再者，诸葛亮寻求的是政绩工程，至于最终结果他不感兴趣。好名声带来的才是实惠。大有沽名钓誉之嫌。

　　诸葛亮这人正如陈寿评价那样：“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诸葛亮六次领兵伐魏，几乎次次的战法都如出一辙，没有创新和突破，这就有点像现在的人作秀，面子我们还是要装一装的。诸葛亮用兵谨慎，害怕输或者说输不起，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的北伐只是在摆花架子。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提出大胆设想：由他率五千精兵出秦岭子午谷投北直逼长安，诸葛亮再率大队人马自斜谷东进，首尾夹击，咸阳以西一举可定。可是诸葛亮认为此计不够稳妥，遂不采纳。诸葛亮一直相信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步蚕食才是消灭魏军的主要方法。后来当他想起出兵陈仓时，魏军已经加固了那里的防守工事，使他的计划不能得逞。他这是害怕输反而输得更惨。

　　诸葛亮标榜自有管仲、乐毅之才，实质上却相距甚远。《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

　　诸葛亮是爱慕虚荣，走了投机之路，连年发动战争也一无所获，从他开始掌管蜀国军政大权时就一直走赔本赚吆喝之路。

　　唯我独尊

　　诸葛亮跟随刘备，以军师身份帮助刘备打理军务，出谋划策。他也是一个门客，只是他这个门客待遇好些。同在一个屋檐下混饭吃的人很多，为了能给自己多分一杯羹，相对别人则会少得一杯。利益呈现如此明朗，自己这杯如何安全到达自己手中，一个直接有效的办法———排除异己，打破掣肘。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和李严同为刘备托孤重臣。为什么后来李严被贬，诸葛亮却留下“鞠躬尽瘁”的美名？

第五编（4）

　　“政客”一词用于描述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政客往往是政治活动中的阴谋分子、两面派，甚至是政治野心家。现代社会对于政治上以利己为目的和手段的肮脏的政治掮客称之为政客，他们往往目光短浅、私而忘公、冷酷狡诈，因而此称呼有鄙薄、蔑视之意。

　　在一定意义上，政客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尤为突出，其表现形式也最为完备，政治成为政客手中的玩物，他们能对政府的决策活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春秋战国已成批出现，不过当时不称政客，而是称之为门客。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他们做过惟妙惟肖的描写：“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帮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刘备入主蜀地后，其统治集团主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荆州集团，由刘备自创业以来的原班人马组成，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其二，是益州集团，由刘璋手下投降人士组成，如：李严、彭羕等。两大集团人员组成分别明显。

　　可以说诸葛亮和李严政治生涯的转折点都是白帝托孤。他俩能成为托孤大臣，是因为其他可以托孤的人都不在了。刘备东征之前，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就已然先后亡故。东征失败，荆州出身的将军张南、冯习战死、荆州名士马良遇害、刘璋时期益州主簿黄权被迫投降魏国。在章武二年，声望和资历甚高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以及骠骑将军凉州牧马超和刘备的小舅子、安汉将军糜竺也都死了。蜀国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诸葛更有名望和资格承担托孤重任的人选了。

　　庞统的战略思路与刘备苟安蜀中的意图不谋而合，因此在刘备心中，庞统的地位远高于诸葛亮；法正为刘璋叛将，为刘备取蜀立下汗马功劳，其重点也在益州，故刘备对法正的信任也远非诸葛亮可比。但庞统战死，法正早逝，与法正同为刘璋叛将，曾在刘璋手下任成都令且“复有能名”的李严显露出来。他在白帝托孤之前只是辅汉将军，章武二年刘备战败后，先把他叫到永安，拜尚书令（当时刘巴已死）。章武三年，刘备病重托孤，“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三国志》记载李严的事迹很清晰。李严素来深受刘备器重，自归降刘备，便拜为“裨将军”；“成都既定”后，又“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建安十八年（章武二年），李严“率将郡士五千人”击退夷人，于是“加辅汉将军，拜尚书令”；刘备临终时，“（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为中都护”———“从‘兴业’、‘辅汉’这两个将军号可以看出，李严在刘备心目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

　　刘备如此安排是有他长远目的。前时魏延镇守汉中；诸葛亮留守成都；此时让李严“留镇永安”。三人权力均衡。易主之时能够平稳过渡。同时看出刘备对谁都是不放心的。从这种安排上看，是想由诸葛亮管理内政，而李严统率军队，且二人分处两地，互相无法干预，可见其用心十分良苦。

　　诸葛亮本人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进入权利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利中心外，已经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的实质性行动。作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他弃于远离权利中心成都、名不见经传的偏僻之地———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象北伐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李严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话和发表意见的份。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与他并列为托孤大臣李严参与的做法。诸葛亮一直以来都在排挤着李严。

第五编（5）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来耐人寻味的举动，对刘禅说：“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诸葛亮返回成都后，辅佐刘禅即位。刘禅当了皇帝后，打破了刘备预计，他把一切事务全部交给诸葛亮管理。此后诸葛亮的权力逐渐膨胀，达到权倾朝野。诸葛亮为人独揽大权。为了进一步掌权，他设计了一个夺权计划———发动战争，连年北伐。

　　诸葛亮利用北伐先夺取了李严的兵权。后又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后勤供应是很棘手的差事。诸葛亮连续发动战争，蜀国经济已处于疲敝状态，物资贫乏。诸葛亮让李严负责后勤，实质是给李严出难题。李严未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他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作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这也可能是李严想要扳倒诸葛亮，故意设计，不料想计谋破绽太多，反而让诸葛亮抓住把柄。

　　另一种解释是诸葛亮故意为之，矛头直指李严。李严获罪一事本身也很有疑问，以李严托孤大臣的资历，虽然不比诸葛亮，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就算真的因为大雨误了日期，也不会想出这种明显会授人以柄的低级圈套吧？

　　诸葛亮废李平为民，徙居梓潼郡。其子李丰的江州都督也夺了，改任丞相府中郎参军。后官至朱提太守。

　　李严被废，使蜀汉失去了一位忠诚干练的栋梁之才，诸葛亮为了稳固个人的权力地位而使国家遭受了重大的人才损失。蜀国还有其他人也受到诸葛亮压制。

　　向朗，由于“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因此受到诸葛亮的怀恨，被免去职务。马谡因街亭之败而逃亡，知情不举的大概不止向朗一人，因为马谡的朋友毕竟不惟向朗，诸葛拿此事对向朗开刀，致使其无事闲居达20年之久，恐怕还是私心在作祟。

　　诸葛亮在南征归来途中，李鸿谈起孟达的情况，当说到孟达仍很敬重自己时，诸葛亮非常高兴，对蒋琬和费诗说：“还都当有书与子度（孟达）相闻。”费诗谏道：“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费诗这番直言，使诸葛脸上难堪心中不悦。费诗此言无异于说诸葛是与小人在“追平生之好”，对于这种“影射”，诸葛当然不能容忍，因而费诗从此遭受冷落。

　　经过诸葛亮的这一系列摧残，蜀中的英才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诸葛信任的几个“完人”：蒋琬、费祎、姜维等辈。蒋、费二人只有看家之能，而无创业之志，主政其间所做无非“咸承诸葛之成规，”（陈寿评语），连蒋琬自己也承认“吾实不如前人”。且二人都有打小报告的毛病。蒋琬曾向诸葛状告廖立，使廖立被废为平民；费祎向后主密表杨仪之言，使杨仪下狱丧生。而诸葛从魏国捉来的军事继承人姜维不过是一介匹夫，九伐中原，未见寸功，空耗了国力，终使蜀汉灭亡。

　　李严于建兴九年八月被废，而据《汉晋春秋》记载，其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坠水死者以千数。”似乎在以此灾异暗示李平有冤情或者怨情。但也可解释为李平在江州多年，有惠爱于民，他被废后，江州一带百姓是抱同情态度的。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死，李严闻讯后，发病而死。李严的死值得人们怀疑，为什么听到诸葛亮死后，他才咽气。有如为什么光绪皇帝前一天刚死，而第二天慈禧老佛爷才死。是碰巧还是什么，历史没有记载，后人只能去猜测了。

　　争权夺势

　　诸葛亮六出岐山，无一成功，每当战场上有突破进展的时候，蜀军后方供给就会出问题，为何做事十分谨慎的诸葛亮，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连续发动了六次北伐？他有什么目的？

第五编（6）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总应该有个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妨看看他北伐前后所做之事，就能明白他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

　　刘备生前，诸葛亮没有一次独当一面统兵打仗的纪录。主要业绩都是镇守后方，“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收江南后，自屯油江口，而派诸葛亮，“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生前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未带诸葛亮随行。建安20年，孙权攻荆州，刘备回援公安，未带诸葛亮。接着攻汉中，欲迎张鲁，也未派诸葛亮，而是派黄权。此时诸葛亮应该镇守成都。建安23年再攻取汉中，也未带诸葛亮，而是带法正，因为法正能“著见成败，有奇划策算”（《法正传》）。诸葛亮继续镇守成都（《杨洪传》）。武元年秋7月攻孙权，夷陵之战，也未带诸葛亮。由此可见刘备是一直把诸葛亮当萧何用的。

　　刘备死后，大权旁落。诸葛亮埋藏心里多年的掌权愿望终于有机会施展了。

　　刘备永安托孤之时，派了诸葛亮跟李严两人，一个主管丞相事，一个主管内外军事。二人权利相当，可诸葛亮不想权利外放，一心想排挤李严，想得到刘备没有给他的全部军权。刘备死后要运回成都处理后事，诸葛亮略施计谋，把李严留在了永安，远离成都。从此李严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他在北伐前也做了比较精心的准备，早在第一次发动北伐前，诸葛亮就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要他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汉中地位相当，当时的诸葛亮根本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因此最后只能暂时作罢。

　　后来，经过几次北伐的集权后，李严最后还是在威逼和儿子升官的利诱下，于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被夺兵权，成为诸葛亮属下的“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之府），不久就因谎报军情罪被废为庶人。

　　试问，李严被调诸葛手下，真的对北伐的这个原始目的很重要吗？还是纯粹的借了北伐的名义，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对手呢？不管李严最后是犯了什么罪，可毕竟是诸葛亮违背了先主遗愿，用威逼和利诱调动原“俱受寄托”“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做自己手下，并夺其兵权，然后才是李严犯错被贬，不是因为李严先犯了错被夺兵权，然后再被贬。经过北伐他达到了第一个目的，排除自己最大的政敌———李严。集军、政权力于一身。

　　第一次北伐前，诸葛亮还曾给刘禅上书———《出师表》，不过在这个表中，表面上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可暗中却包藏奸心。

　　曾有人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的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举贤让能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第一次北伐失败了，按照诸葛亮计策，这次北伐是因为马谡丢失街亭导致全盘皆输。但是他此前的“违众拔谡”，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在树植亲信。早在刘备托孤时候跟诸葛亮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如果诸葛亮真的像《出师表》里说的那样好听，要贯彻先主的遗志，先主明明有言，诸葛亮却因为马氏兄弟是自己荆楚集团的亲信。让他担任了首次北伐的先锋人选。最后导致失败。

第五编（7）

　　为堵众人之口，诸葛亮“自贬三级”，但却“统管如前”。惩罚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只有再发动下一次战争，哪怕捞一点小功，就能恢复自己的官职和威信。于是又一次仓促的所谓北伐就这样开始了，只有在这种北伐的组织状态下，诸葛亮才能集军权，政权，人权，物权与一身，所以才会不管北伐的结果胜负，以及是否劳民伤财，一次次发动北伐，对统治者集权来讲，北伐的结果倒在其次了。

　　诸葛亮发动北伐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违背了他《隆中对》的策略。早在诸葛亮出山时就已经制定好了，刘备夺取蜀地后，要等到“天下有变”时候再采取行动。而诸葛亮北伐时并没有达到他们之前预定的情况，这次军事行动完全是他策划出来的。在首次北伐时，蜀国大将魏延曾经建议由他带领五千人的部队，通过“子午谷”翻越秦岭，突袭防守松懈的潼关。潼关是关中与中原之间最险要的关隘，拿下潼关就等于关上了魏军从中原增援关中的大门，至少也可以将前来增援的魏军当在关外很长一段时间。而此时，诸葛亮则可趁机率大军越过秦岭一举夺取整个关中。可是，魏延的建议被诸葛亮以“过于冒险”而否决了。对此，古往今来的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是否还有另一种解释：诸葛亮害怕假如按照魏延计策，一举成功了，以后就不会有更多次北伐，那他也就没有机会集权了。

　　诸葛亮希望在战争中保持享受集权、树立威信，并以此获得和地位相对等的功名。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把北伐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很多人认为是他为了不负刘备重托，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则不然，诸葛亮北伐是个表面文章，实质是为了自己集权。

　　历史跟诸葛亮开了玩笑，当他满心希望，一往无前，为自己生前身后赢取功名利禄时，却命丧五丈原。真如《红楼梦》甄士隐所唱的《好了歌》：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自作聪明

　　郑板桥曾经说过一个经典话语：“难得糊涂”，并且解释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这是一个混迹官场多年的心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运用到每个人身上。那么早在千年之前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演义这句话含义的呢？

　　世人知道诸葛亮聪明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司马懿却这样评价诸葛亮：“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应不应该放过曹操，历史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诸葛亮夜观天象说：“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叫云长做了，亦是美事。”一句话，曹操小命可算是保住了。诸葛亮通过天象就能决定曹操的生死，岂非笑话！果真如此，诸葛亮如此能掐会算，他咋就没算出来刘备会创业半路兵败而死；为什么没有算出来曹氏集团会被司马氏集团一举消灭，统一三国也是天注定的呢？

　　赤壁之战，本是曹操与孙权对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相继灭袁术，吞吕布，并袁绍，下荆州，上江南前线的兵士便达八十三万；孙权也兵多将广，三军用命，最重要的是占据地利，水战娴熟。相对来说，刘备则弱了许多，即使加上刘琦的人马，也不过是两三万人马，而且手里仅仅剩下江夏和夏口两个弹丸之地。还夹杂在曹操和孙权的两军之中，势力很小，根本不算在内。曹操亲率大军攻打东吴，最后被周瑜一把火烧的几乎全军覆没。

第五编（8）

　　曹操败走华容道，假设诸葛亮此时杀死曹操，则有大大好处。首先，曹操的亲友和手下必将全力攻打孙权，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是被周瑜灭的，这样势必将使孙权和刘备更加紧密的靠近，引起天下诸侯共攻曹操集团的格局；再者，曹操继承权的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由于曹操新败，其手下拥兵一方者或许会自立门户，或许处于争权夺势之中，这样北方大乱，有“枭雄”之称的刘备进军北方，不怕得不到好处吧！

　　如果诸葛亮活捉曹操又如何呢？那么局势也会对刘备跟诸葛亮有利多了。诸葛亮捉到曹操后，可以和曹操达成协议。比如说要些地盘，签订几年的和平条约，尽管这样的条约有时候不好用，但是可以赢得更多人心，有人拥护就不愁天下不得。

　　这样的结局也不违背诸葛亮的天象之论，由此可见，诸葛亮实实放了一个天大的机会；考虑到放走曹操后，连周瑜都时刻想算计刘备，形势危险之极，便知道诸葛亮犯了多大的错误了。他的聪明也没发挥到恰到好处。

　　诸葛亮自恃聪明，可他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聪明是小聪明，没有大智慧。他一生谨慎，畏首畏尾。每一件事看似是精心策划，其实质只是外强中干而已。

　　生活中一生聪明的人，坏事就坏在聪明上。聪明的人认为高人一等，而往往把脑子用歪了，很多绝顶聪明的人，最后都栽在聪明过头上。倒是看似愚呆而不敢轻易使用表现的人，倒也落得一个好的结局。面对一个聪明的对手时，人们最惯常用的往往是用更聪明的方法，这是最愚蠢的做法。针尖对麦芒地正面迎战，往往两败俱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逸待劳。

　　聪明是靠不住的。能帮助别人出谋划策的人，自有聪明过人之处，但聪明人成不了智者。因为聪明的人往往自我膨胀，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才智的高明，为人的优越，往往会使聪明人渐渐地堕落成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聪明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聪明，聪明到了极点，便是看谁都不如自己聪明。

　　荷兰智者伊拉斯谟说：“好运总是垂青那些迟钝的人，总是打击那些出头鸟，总是激勉和安慰那些愚人，给他们所有的事业带上胜利的花环。”生活并不是青睐聪明的人物，而是成就那些意志坚强、持之以恒而智力平平乃至稍稍迟钝的人。

　　人以智犯禁，群以谋抗法。一个人点子多，就会自负聪明，无所顾忌，一群人点子多了就会无视法纪，招惹是非。伊拉斯谟说过：“那些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智慧最高的人。”

　　诸葛亮一生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留下了不少动人好故事。但诸葛亮是人不是神，用兵打仗也非战无不胜的神话，一生颇多失误。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对刘备说：“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军率荆州军队进攻河南，将军率益州的军队出秦川，百姓敢不‘箪食壶浆’，欢迎将军。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则霸业可成矣。”如此决策，实在有点理想化了。事实上也是与预料相反。关羽率荆州之兵北进，导致东吴偷袭荆州。诸葛亮率益州之兵，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设想的局面并未发生。战争虽然使蜀国国威大增，这是北方将士不习山地战的缘故，正如所向披靡的曹操大军望见长江之水个个头痛一样，善于山地战的蜀军即便侥幸占领辽阔的中原也可能是得而复失，食而不化。

　　诸葛亮自认聪明，认为天下有变时，刘备再出兵，百姓必然向以前那样怀念汉朝，纷纷拥护刘备，但是到时候真正的场面却是他想像不到的。魏强蜀弱，民心归魏，吴蜀联合尚且不能图魏，更何况是在蜀国东征失利的情况下，南方叛乱刚刚平定，兵疲民穷，神鬼皆怨的情况下，连心腹马谡认为“只宜存恤，不宜远征”。谯周说：“北方强大，旺气正盛，民心所向，丞相何故强为？”面对国内强烈的反战情绪，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诸葛亮以“然不伐魏，王业亦亡”为由，并称“先驻军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强行把蜀国推到战争大跃进的泥潭。

第五编（9）

　　诸葛亮刚愎自用，无视己方的国力现状，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大局，不懂得将养生息，积蓄实力，更不懂得为民造福，妄想逞一己之能搞复辟、“恢复汉室”，以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诸葛亮的眼里，若大的蜀国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成就伟业了，以至于诸葛亮迫不及待地要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一切。而这本身就是严重违反自然规律的。诸葛亮不能与时俱进，穷兵黩武，蜀国焉能不亡！可以说，最后蜀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由于战败，而是在人、财、物均已耗尽的情况下无奈而终的。而这些皆诸葛所为，非他人之过也！

　　六出祁山，每次均沿老路出击，每次面对的均是敌国准备已久的最坚固的工事、布防，不能寻求变化，缺乏奇谋。缺乏战略眼光，战术僵化。从未想过开辟第二战场，一再受挫，仍不思悔改，在战略上彻底丧失了取胜的先机。试想，战略决策既已失败，即便是个别战术完成得再漂亮，那也只能算是耍一些小聪明而已，又岂能解决根本问题？

　　达尔文说过“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歌德也说过“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一切都失掉了”。诸葛亮性格上的过于谨慎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六出祁山而无大的建树，与此不无关系。

　　诸葛亮只想让部属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说的做，从未想过去发挥部属的主观能动性。魏延曾自告奋勇带领数千人从僻径突袭长安，但被自负而又自以为是的诸葛亮断然否决。姜维当年锐气十足，活力四射，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才。但自被诸葛亮收服后，经过一番洗脑，姜维被训得循规循矩，没了一点创造性和改革意识，成了一个被诸葛亮安装了一些程序的机器人。好好的一个姜维就这样硬生生地被诸葛亮葬送了！除了一堆奴才、应声虫之外，诸葛帐下几乎没有一个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幕僚。

　　第三次反围剿，朱德、毛泽东历尽艰辛，终于使江西苏区初具规模；不料，李德、博古、初到苏区，便窃居高位，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这三人从未参加过苏区的创建，根本不了解红军据何生存和发展，却自以为学贯中西，生搬国外经验和书本教条，强令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结果，红军失去兵员和弹药的来源，无法抵挡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队，只能放弃他们拼命保护的根据地，不得不开始万里大流窜。兵员和弹药如何获得补充，从来都不需要军队去操心，自有政府去办；但是，红军必须自己解决这些问题，而主要办法就是从敌人那里俘获。这些人为什么会摒弃毛泽东原本正确的策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红军创建和发展的阅历，所以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策略。他们的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恰恰断绝了红军靠俘获补充的途径。

　　诸葛亮给后人留下一个忙忙碌碌的影子，其“鞠躬尽瘁”的勤勉为后世流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不说，就工作中亲理细事，罚二十以上皆要亲自到场，连木牛流马这样复杂的科学发明也要自己画图纸、算尺寸，大事小事，事事躬亲。史书记载，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等，国计民生、柴米油盐无所不问。自己善于日理万机不说，还要国家军队和人民也要盲从于其过分的细节中。

　　南征中，对孟获七次捉了放，放了捉，战争搞得人鬼皆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六次北伐，连年征战，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国三年不对外扩张，魏人就认为是个奇迹。诸葛亮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除了给自己捞到了一顶足智多谋的桂冠外，国家却寸土未得，得不偿失。

　　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思想的光辉足以光芒万丈。弃圣去智，民利百倍。面对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者，人们应该共同讨伐他，孤立他。对待这样人就应该跟蒙哥马利学习。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世界上有四种人，聪明的和愚蠢的，勤快的和懒惰的。人问：“将如何使用这些人？”蒙回答说：“聪明而勤劳的，我就让他们做参谋；愚蠢而懒惰的，就让人来去支配他们；聪明而懒惰的，他们可以居高官；因为他们肯动脑子而想出好办法来。至于，愚蠢而勤快的人，则让他滚蛋，这些人越勤快，闯的祸就越大，惹得麻烦就越多。”诸葛亮属于哪种人呢？

第五编（10）

　　贪图权力

　　每一个人做事都要有一个目标；每个人做事都要信守一份执着的精神。周一良在《论诸葛亮》中阐述出一种观点：“诸葛亮治蜀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基础之上的。”诸葛亮不断发动战争，可以说他自从跟随刘备以来，几乎每天都在算计如何用兵，大有恐怕天下不乱之心。诸葛亮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战争？他战略固执的根源是什么呢？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肉眼，还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思维，思维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

　　这句话并不是唯心论。对于低级的思维活动，视觉起着决定性作用，基本是所见即所思，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没有多大区别。在高级思维活动中，视觉的感官作用被大大降低，复杂的思维活动主要是由大脑独立完成，需要什么信息，从哪个角度观察现象，以何种模式处理都是由大脑决定的，视觉器官只起执行作用。

　　认清这个世界是由有形和无形两部分构成的，有助于我们在观察事物时有意识地去关注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抽象的、深层的、间接的、长远的、精神的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我们的思维视野。许多人常常感觉自己思路狭隘，不够开阔，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的角度都局限在于有形的世界，而不知道在有形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无限广阔的无形世界。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的，有一次他得到一颗罕见的珍珠，为了卖个好价钱，他特地用名贵的木材，做了一个装饰盒子，盒子不仅用香料熏制处理，还雕刻得非常精致美观，镶嵌有各种宝石。然后他把珍珠装在盒子里面，带到集市上叫卖。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了价钱后，就买了下了，打开盒子一看里面还有一颗珍珠，就把它拿出来退还给珠宝商。这就是“买椟还珠”的成语故事，《辞海》对这条成语的解释为：舍本逐末，取舍失当。这也是思维模式在起作用。买木匣子的人思维始终处在一条线上，通俗说是固执。

　　很久以前，某位学子不远千里四处访师求学，为的是能学到真才实学，可是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学到的知识越多，却越觉得自己无知和浅薄。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高僧，便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并请求高僧想一个办法让自己从苦恼中解脱出来。高僧听完了他所诉说的苦恼后，静静地想了一会，然后慢慢地问道：“你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求知识还是求智慧？”那位学子听后大为惊诧，不解地问道：“求知识和求智慧有什么不同吗？”那位高僧听了笑道：“这两者当然有所不同了，求知识是求诸于外，当你对外在世界了解的越广，了解得越深，你所遇到的问题也就越多越难，这样你自然会感到学到的越多就越无知和浅薄。而求智慧则不然，求智慧是求诸于内，当你对自己的内在世界了解得越多和越深时，你的心智就越圆融无缺，你就会感到一股来自于内在的智性，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

　　诸葛亮为“恢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千百年来，人们已经形成定式思维。推翻这种思维定式，认真翻读诸葛亮。他鞠躬尽瘁是为了什么？连年战争又是为了什么？诸葛亮为何执意要北伐呢？

　　针对诸葛亮北伐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和刘备毕生为之努力的政治理想，尽管时机并未成熟，但是为了这个理想，为了把刘备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诸葛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另一种观点认为：蜀国国力弱小，与其毫无作为、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北伐，把进攻当成一种积极的防守，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从而延缓蜀国的灭亡。所以，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北伐，只是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

第五编（11）

　　这是根据以往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判断的。按照第一种观点讲，完全是被诸葛亮表面文章所迷惑，诸葛亮不是为了完成什么大业，他是想树立威望，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用现在的话说是为了出名，每一次北伐就跟当红明星们每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一样的效果，打宣传，做广告，造声势。

　　第二个观点倒是有些理论性，诸葛亮实行地是“以攻为守”的策略，也就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孙子兵法》确实有“以战养战”一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再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者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这段话的解释是：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再次征兵，不会来回运两次粮食，除了随身的军需用品从国内带去，粮草就在敌人的国内征集，只有这样军队的粮草才能充足。国家会因为用兵运输物资而贫穷，长途运输，百姓会因此陷入贫困，军队附近的东西，也会因为打仗物资缺乏而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则国家的财政容易枯竭，国家的财政一紧张，国家就会加税，抽调劳力。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空虚枯竭了，富人大户，十家有七家陷入破产；诸侯王公，车马弓箭、甲胄矛戟以及用来运输的牛车，十分就会损失六分。所以有智慧的将领会在敌人的国家征集粮食，吃敌国一钟粮食，相当于节约自己国家二十钟粮食；用去敌人国家一石草料，相当于节约自己国家二十石草料。

　　诸葛亮好像运用了这个方略。但是从大环境来看，诸葛亮运用这个战略是否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嫌疑。北宋苏洵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他认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蜀国已经处于朝不保夕地步，为什么不退守一方，凭借蜀地险要地形，足可以抵挡曹魏攻击。连年北伐几乎都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半途而废。他只看到了以战养战的前面，为什么不读读后面的内容，《孙子兵法》“以战养战”篇后面还叙述道：“……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诸葛亮不看实际情况，盲目生搬硬套《孙子兵法》，即使是好心，也得不到好结果。况且他在《隆中对》说过要等天下大变时再寻找机会，现在没有他说的事情发生，当然是不到时机了。说的和做的前后严重不一致，可见他并不是真心“恢复汉室”，根源在于他的权利欲在作祟。

　　据说民间有一种捕猴子的方法：在一块木板上挖两个洞，刚好够猴子的手伸进去。木板后面放一些花生。猴子看见花生，就伸手去抓。结果，抓了花生的手紧握成拳头，无法从洞里再缩回来，木板成了一块活生生的枷锁。猴子就这样紧紧抓着他的花生，被人轻而易举捉去。可怜的猴子!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太缺食物，把食物看得太重了。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期，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刘备托孤白帝城，任命了两个辅政大臣，诸葛亮和李严。并把军权给了李严。刘备如此分配目的就是让两人权利均衡，互相牵制。这对于有极度权利欲的诸葛亮是不能忍受的。他处处打击排挤李严，另外积极培植自己党羽。排挤李严，培植党羽这些内容还要名正言顺的进行，不能因为刘备刚死，诸葛亮就有背叛朝廷的举动，他也怕背上跟曹操一样“奸相”的骂名。最好的方法是战争。战争可以蒙蔽人们的视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作为前线战争总指挥拥有无上权力，于是他一次次固执地北伐、北伐。但是最终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北伐集权的目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