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8)

　　做人复杂，做官更复杂。中国数千年都是官本位，做官才有前途，因此官场文化十分的发达。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做官更要懂得笼络人心。刘备的智慧远不如诸葛亮，武艺远不如关云长，但他有本事让他们誓死效忠，鞠躬尽瘁；宋江的武艺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不足道也，但他能让那些好汉们一见到他就拜倒在地，所以他坐头把交椅。刘备和宋江毕竟是小说家极力要推崇的英雄人物，我们对于他们领袖群雄的技巧只能看到笼络人心的一面；而官场上真实的人物，就不知要比他们复杂多少了，所以中国人一谈到官场就想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类词汇。虽然没人把官场上的种种手段一一整理出来，但这许多手段在历史故事里是俯拾即是的。

　　中国的历史书多写权力斗争，虽然历史学家并非希望后来的权贵比从前的更加诡诈，但客观上却使那些工于心计的官场人物读出了权力斗争的真经。当然更丰富的真经是从官场上学来的，官场有如大染缸，官场文化有如千年的咸菜缸，染一染，腌一腌，就成了官场的精灵；而不愿同流合污还想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就只能感时伤怀，不胜苦恼了。李白才情过人而胸怀大志，但他不懂做官的诀窍，且又狂放不羁，因此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且惹出一身是非，饱受谗言之苦。他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的朋友杜甫也为他打抱不平：“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如果说李白的仕途蹭蹬与他本人的狂放性格大有关系的话，那么像杜甫这样的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应该不至于仕途艰难；但事实上杜甫一生更潦倒，更无奈。因为他的官场意识只怕比李白还有不及。

　　他们做官之路前途无“亮”，而有人却是游刃有余。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身历咸丰、同治、道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两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

　　明代的袁宏道二十多岁时在吴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初尝冠带滋味，痛苦不堪。他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罗。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又说：“迎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官场如此险恶庸俗，一个疏放惯了的人要在其中适应下来，岂能不扭曲了自己？

　　中国古代有一个叫裴矩的人，在隋朝做官时是个著名的佞臣，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刚直不阿的诤臣。元朝名相拜统解释了这种前后不一的奇怪现象：“盂圆则圆，盂方则方”。意即：隋炀帝杨广是个圆盘子，裴矩当然就是个八面玲珑的谀臣；而唐王李世民是个方盘，裴矩当然也就成了个忠直敢谏、有棱有角的诤臣。有道是：“君明臣直”；“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善于听真话的管理者周围就必然有敢说真话、敢道真情的部属，喜欢听假话的管理者也必然被说假话的“马屁精”所迷惑。管理者是否愿意听真话，实际上是一种导向，如果愿听，对讲话者就是一种肯定与鼓励，讲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讲假话的人自然就会收敛。管理者应该使人相信自己是真心实意想听到真话、实话，包括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这是听到真话的重要前提。

第三编(9)

　　对汉高祖刘邦多少都会有些了解，可刘邦是个什么人呢？他不过只是市井无赖出身，挺会说大话，却没什么看家本领，很难说有什么雄才大略。要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论“临阵对敌，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论“经世治国，理政安民”，他也不如萧何。可是刘邦“不善将兵、却善将将”，他能网罗这样的人才为己所用，最终一统天下，开创了两汉四百年基业。在楚汉相争的险峻形势下，刘邦对自己的下属充分信任，从来不横加掣肘；哪怕面对部下对自己权威的偶尔挑战，也不惜假装糊涂。而且在用人上，刘邦也不求全责备。他的重要谋士陈平，口碑一向不佳，常被人指责有生活作风问题，刘邦对此问题却装聋作哑，并不深究。在这种小事上的“糊涂”，换取的则是下属对他肝脑涂地的更大回报。

　　相比之下，诸葛亮似乎还不如刘邦高明。诸葛亮对下属的信任程度明显不如刘邦，对很多人都有成见；就算把重任交给他们，自己也觉得不放心。例如像魏延这样的猛将，就因为被诸葛亮认定脑后有“反骨”，所以自始至终都受到诸葛亮的猜忌，在孔明麾下常不得志。直至孔明将死，也要预伏锦囊计，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

　　关羽狂傲不羁，重士卒而轻大夫，又和刘备是把兄弟，诸葛亮招惹不起，于是他就想到表面奉承，背后报复，让关羽守华容道见其一斑。

　　他的哥哥诸葛谨讨要荆州，诸葛亮和刘备俩人演戏。刘备吞并西川后，孙权派诸葛谨到成都向刘备要荆州，张昭出谋告诉诸葛谨哭诉全家老小已被孙权监禁，要诸葛亮念兄弟情救他哥哥一家。诸葛亮一见他哥哥，就明白了他来的目的。于是一面对诸葛谨满口答应：“哥哥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让主公还荆州”。然后带着诸葛谨去见刘备，说明来意，刘备不答应，诸葛亮再三哭拜与地，刘备勉强答应。这时候诸葛亮假意又让刘备写信给关羽交代归还地盘之事，刘备也明白诸葛亮什么意思。并嘱咐诸葛谨：“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切宜仔细。”

　　诸葛谨拿着书信到荆州见到关羽，关羽看到书信后也明白刘备与诸葛亮的意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诸葛谨挡了回来。诸葛谨无奈只好回成都找兄弟，可诸葛亮却已经不在成都，出巡去了，实质是躲出去了。诸葛谨找不到兄弟，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无功而返回江东。诸葛亮既赢得了兄弟相悌情深，又为刘备保住了荆州，到头来只有诸葛谨在其中受到的伤害最大。

　　诸葛亮在蜀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游刃于权力之间。

　　溜须拍马

　　阿谀奉承也可以理解为“拍马屁”。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总带有阿谀奉承的因素。当这些善于使用阿谀奉承的人专心于拍马屁时，那些被拍者则会感到欢欣和鼓舞，从而更加善待和帮助拍马屁者，使拍马屁者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拍马屁是一门学问，不是什么人都会拍的，只有那些经验丰富、阅历高超的人才能运用自如、顺风使舵。《蜀记》中说：“士大夫共论诸葛亮，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那么诸葛亮是不是这个行列中的人呢？他又是怎样溜须拍马的呢？

　　有一则妇孺皆知的笑话：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阎王听说后，派小鬼把他捉拿到阎王殿，准备判他下油锅。这人两眼骨碌碌一转，马上“扑通”一声跪下，说：“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么我再怎样拍马屁，也没有用处啊！”阎王听了这话句句入耳，就判他无罪，仍派小鬼送他回了人间。此人所拍之处不露痕迹，情理所至，令人舒服至及。他的拍马屁技巧娴熟之境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古往今来，君子、小人无不爱听好话，有对当事人十分懊恼或不快时，只要旁人说几句得体的美言，便天开云散了。一次，解缙陪朱元璋在金水河钓鱼，整整一个上午一无所获。朱元璋十分懊丧，便命解缙写诗记之。没钓到鱼已是够扫兴了，这诗怎么写？解缙不愧为才子，稍加思索，立刻信口念道：“数尺纶丝入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钩龙。”朱元璋一听，龙颜大悦。

第三编(10)

　　还有一个相类似的故事。南朝宋文帝在天泉池钓鱼，垂钓半天没有任何收获，心中不免惆怅。王景见状便说：“这实在是因为钓鱼人太清廉了，所以钓不着贪图诱饵的鱼。”一句话说得宋文帝高兴地回宫了。

　　当然，善于窥测上意，奉上不留痕的人，也并不是一味的讨好上级，当他们的上司走霉运时，他们也会落井下石，做出卑鄙无耻的事情来。

　　战国时代，晋国遭韩、魏、赵三分天下，晋公子文子仓促逃难。因为怕后面有人追赶，所以不敢稍做停留，连夜逃到一个村庄，侍者告诉晋公子：“此村的员外是公子的老朋友，公子旅途劳顿，不如先到他家休息，等候未赶上的家眷。”公子文忙说：“昔日我喜欢管弦之乐，他知道以后，立刻送我一把好琴；我喜爱收集腰间的佩玉，他也拿着好玉馈赠给我，他只知道用物质来巴结奉承以求得功名利禄，并非真心真意待我。如今晋国失势，他如果知道我在此地，一旦被出卖，再走就来不及了。”果真，这个员外一听到文子经过村庄的消息，连忙召集人马在后面苦追不舍。

　　这种窥测上意，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伎俩，成为一些人攀升捷径。大，可以荣华富贵，小，可以自保全身。

　　《战国策》记载：齐国宰相邹容，身材魁梧，容貌出众，堪称为一美男子。有一天，他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时，很满意地问妻子说：“你看我和城北的徐公那一个比较俊美？”“当然是宰相美啦！徐公那里能跟您比呢？”邹容听了妻子的赞美沾沾自喜；又问爱妾，妾也这么说：“宰相，您的风流倜傥是无人可及的。”第二天，刚好有客人来访，邹容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的回答和妻、妾一样，邹容不禁陶然了。

　　隔了一天，徐公翩然来访，邹容仔细端详，发觉他眉宇间所展露的俊逸，实在不是自己能比得上的，邹容不禁失望地想着：“夫人说我比较美是偏袒我，妾说我美是怕我嫌恶，而访客这么说是因为有求于我。”

　　诸葛亮也是一个服侍君主左右的红人，他也有一套溜须拍马的伎俩。

　　刘备能够夺取西川，功劳最大的应该是法正，法正原在刘璋手下为官，“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于是，暗中投靠刘备，为引刘备入川立下大功，后又在攻取汉中的战役中出谋划策，功勋卓著，被刘备封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然而法正任蜀郡太守后，德行方面并无改观，“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种违法乱纪的报复行为，引起同僚的不满。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素以执法严峻著称的诸葛亮却说：“主公之在公安，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诸葛亮面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连对转达的请求都一口回绝，非但如此，他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诸葛为什么会说出如此有失行政的话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原因。

　　一是诸葛深知，此时在文臣中只有法正是自己最有力最现实的竞争对手，由于法正深得刘备宠信，自己是难以直接撼动其地位的，因此只有纵其进一步违法乱纪，以招罢官甚至杀身之祸，自己才有可能取而代之。只是诸葛亮的这一招“捧杀”尚未见大效，法正便逝去了。

　　二是诸葛亮不愿得罪或得罪不起法正。因为法正此时的功绩、地位远在诸葛之上，诸葛亮给刘备预定计划中先夺荆州再图西川，荆州是诸葛亮夺的，而西川却是法正出谋划策得来的。刘备在西川能站住脚全靠了法正。《三国志》说：“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劳，正是大王面前的红人，他杀几个人算什么，在他已经杀了数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那会让他不痛快。法正不痛快了，就是刘备不痛快。刘备不痛快了，当属下的尤其是劝阻的人则更会“不痛快”。跟慈禧老佛爷说的一样：“谁让我一时不高兴，我让谁一生不痛快”。诸葛亮可不傻，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做谁去做吧！他决不出头。

第三编(11)

　　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他一贯被人推崇的所谓的“赏罚之信，足感神明”风格和品质，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是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是不是有过失和犯罪行为。

　　诸葛亮依据这种窥测上意而不惜牺牲别人利益换取刘备的信任。真是妄为一代“贤相”之称谓。他不为实际，一味讨好刘备，顺刘备意愿行事，这种情况长此以往造成刘备决策时时处于危机之中。猇亭之战就是一个典型。

　　关羽被杀，荆州丢失。刘备顾及兄弟情义，又因为荆州是蜀国一直颇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现在丢失，刘备一心想夺回来。但是，刘备弃魏伐吴本是不从众愿，况且也有背于《隆中对》中的计策。刘备报仇心切，一意孤行。蜀国大臣纷纷劝谏，一向少言寡语的赵云都劝刘备不能出兵。诸葛亮看出刘备心意：以借助报兄弟之仇名义，出兵攻打目前势力较弱的东吴。诸葛亮却抬出已经死了的法正，说是只有法正在，就能劝阻刘备了。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事，用一个低级借口把自己脱离事外。结果刘备带领七十二万大军，贸然攻打东吴，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联营七百里。从此蜀国国力一蹶不振。

　　诸葛亮自认为奉承刘备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哪里想到蜀国利益问题。可叹枭雄刘备大风大浪都走过，不成想在小河沟翻船了。

　　生活中有些人常常精于谄媚阿谀、奉承巴结之术，他们四处投机，寻找主人，看到哪个有身份，有地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就恬不知耻，用肉麻语言奉承。被奉承者得意忘形，结果迷失自己。为人所利用而不自知。奉承人者则乘机捞取好处，小者窃钱，大者窃权，窃钱者损利，窃权者误国。只有保持理智，冷静的分析自己，了解自己，认清自己，华丽的词藻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心。真正的人是看他如何去做，而不是看他如何会说。诸葛亮的行为也许能给我们再次敲响警惕的钟声。

　　以退为进

　　清朝末期，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有功劳，可是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给曾国藩升官，反而只让他担任两江总督，实则是降职。为此很多人想不明白，都为曾国藩鸣不平。可是曾国藩却欣然接受，并且还逼迫他的弟弟曾国荃称病回乡。曾国藩担心的是自家功名太甚，引起清廷猜忌，导致富贵不保，晚节有亏，于是处处表示谦退。诸葛亮一出岐山失败，他自贬三级，甘愿放弃众多权力。曾国藩是有功而退，诸葛亮是有过而退。诸葛亮的退是为什么呢？他是真心的吗？难道事情就只有这么简单？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张俨《默记》中有这样描述：“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

　　欲擒故纵、欲扬先抑、欲进先退等等都可用之为官之道。一个人非常想得到某个东西，但是表面上却不能表现太明显。尽量表现自己对此事漠不关心，其实暗地时时关注。这也是一种权术。“权”字本身就有“权变”之意，也就是“诈”。权术，可以说是官场上的武器，用以官场争斗。

　　在官场，唯权是尊，有人玩权术可以达到非常精湛的程度。所以一提到“权术”，就让人想到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权术是封建专制下的产物，它暴露的是权力的绝对自私。即使在家族亲情之间，也是血淋淋的，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权力这块地盘上，寸土不让，它展示的完全是人的欲望和绝对占有欲。

　　清乾隆皇帝退位后，明面是太上皇，不问朝政，实质上依然把持朝纲。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举行乾隆禅位、嘉庆登极大典。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

第三编(12)

　　乾隆帝退位后，本应住在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在养心殿，但他不愿迁出，而让嘉庆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乾隆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则处于陪侍的地位。

　　朝鲜使臣到北京，目击记载说：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记载：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乾隆的退位只是个假象，真正掌权的还是自己。乾隆曾经说过：“不敢上同皇祖(康熙)纪元六十载之数”，为了表示他尽孝道，遵守自己诺言，执政六十年宣布退位。但是主掌清朝权力仍然是自己，嘉庆只作为一个挡箭牌而已。

　　当政与不当政只是个名的问题。支撑他如此热衷位置，不是他有多么高思想情操，而是在这个位子背后的权力。宋徽宗退位，让位于宋钦宗，他是怕宋朝在他手中灭亡，无脸去见宋朝列祖列宗，但是宋朝为什么势力微弱呢，还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以为退了位，就可以没他什么事了，岂不是自欺欺人。

　　三国“奸雄”曹操“割发代首”能说明他什么呢？建安三年夏四月张绣作乱，曹操兴兵讨伐。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看见麦子已经成熟，当地百姓因为听说有官兵来，都躲了起来，不敢出来收割。于是曹操下令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听说无不欢欣鼓舞。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说来也巧正好曹操骑的马因为麦田里突然飞起的鸟受惊，窜入麦地，践坏了一大块麦田。

　　曹操叫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曹操“割发代首”，玩的就是一个狡诈。诚然，颁布号令之时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马受惊吓践踏麦田是个偶然事件，可就是这个偶然事件中突出暴露他的狡猾。事情发生了，曹操如何解决？如果他装做什么事都没有，那他前面颁布的号令成了一句废话。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按照命令处罚吧！还没有哪个发布号令的人因为自己的命令把自己砍头的呢！曹操在这方面可不想做“开天辟地”的事。于是他把这个棘手的事推给了行军主簿。

　　行军主簿也不能确定到底如何处理这件事，只好说你不用处罚了，曹操索性不依不饶，好像跟自己有多大仇似的。进而要拔剑自刎。曹操是做做样子，如果他真想自杀，还叫行军主簿干什么，直接抹脖子得了。经过大家又求又劝，曹操割掉自己头上一绺头发，以发代头，算是惩罚了自己。曹操这样做一是解决了这件事；二是没有违背自己的号令；三是在众人心中留下秉公执法的美名；四是试探一下大家对自己的忠心。一举四得，曹操这次做的买卖赚大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留下一首诗说：“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诸葛亮在街亭兵败后，帅诸军回到汉中，检讨出兵得失。依春秋“责帅”之例，上书自贬三级，刘禅只好降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赵云按例坐贬，由镇东贬为镇军将军。同时“戮马谡以谢众”，并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去将军董袭的兵权。只有王平掩护退兵有功，破格提拔：“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又从退回来的败军中，奖励立功将士，哪怕有点小功劳的人；对阵亡的人员，一一做好安抚家属的工作。并“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

第三编(13)

　　诸葛亮为什么要自责？这是诸葛亮玩的一次权术。一次北伐失败，是因为诸葛亮“违众拔谡”。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与其被动面对朝廷的处罚，不如主动请罪。有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意思。诸葛亮主动请求处罚，也确实得到了“从宽”处理。刘禅贬他三级，但是却“统管如前”，等于没有受到处罚一样。主动请罪也成了一次“作秀”。

　　诸葛亮之所以敢于主动请求处罚。他是有一定把握的。早在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一直以托孤老臣自居。幼主称他为“相父”，一切事务“咸决于亮”。军政大权全部都在诸葛亮手中掌握。北伐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一封“劝谏信”———《出师表》，罗列了一些自己心腹人员，安排在刘禅左右，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即使诸葛亮被贬，他的这些朝中死党也会听命于他，而不会听命幼主或是李严等人。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人不听诸葛亮调遣，也有可能不听刘禅命令。弄不好，还可能出现叛乱之事。

　　诸葛亮自贬三级，既挡住朝中大臣的嘴，又很好保护了自己，权利也没有丧失，第二次北伐中，诸葛亮刚刚取得一些成绩，刘禅赶紧下旨恢复诸葛亮权力。

　　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乾隆他们对于权力具有极度占有欲望。正因为有这种权力欲才致使他们想方设法去获得权力。欲望是支配或左右人的行为的中坚力量，而正是由于权力欲的存在，才使得政客们甘愿为权力付出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心血。

响应星河的号召,发点感慨.
1.权力斗争太阴暗了.
2.读历史要尽量用 恶人 的角度.纯粹的好人好事哪里会写进历史啊.所以不能用一般的好人,坏人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
  能做到"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就不错了
3.不必担心 传统会被颠覆,只要提供了充分辩论的空间. 现在很多人担心这点.担心传统被颠覆,人们没有了信仰.其实这种颠覆,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过去太多的美化.

　　把诸葛亮抹黑了，有什么益处？我对文坛上的“翻案”风气极为反感，不真心做学问，籍攻击著名人物哗众取宠，颠倒黑白，都像这样折腾法，今后红军长征要变成懦弱，国军失地要变成悲壮了。

第四编(1)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

　　———《春秋毂梁传》

　　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

　　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台湾军事史家李震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清·赵藩

　　投机取巧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也把这个人的战略思想带出来。在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名造一时的还有他跟刘备讲的“隆中对”。草堂之中的这番话语，可非同寻常，“隆中对”中包含着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往后看，整个三国演义中，蜀国从始至终都是按照它里面所讲述的步骤去做，尽管有时没有全部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走，但是大体上没有脱离主线。那么“隆中对”是否真真像人们所想像那样，高深莫测呢？诸葛亮为什么向刘备抛出“隆中对”？“隆中对”是否真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指导纲领呢？如果是为什么蜀国没有统一华夏，反而是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如果不对，那刘备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怎么就欣然应允了呢？

　　刘备三顾茅庐之时，诸葛亮二十七岁。在自己隐居的隆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式作出了细致的分析，摘自“隆中对”中诸葛亮的对话如下：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隆中对》在千百年中看来确实是极伟大的战略构想，不仅将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但《隆中对》的确也存在缺陷。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一条是从汉中出兵关中，指向陈仓（今宝鸡）与长安。另一条是从荆州北部出兵中原，指向南阳与洛阳。毛泽东评点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毛泽东作战的战略讲究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拳头打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这种办法是上上策。中国兵法上也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二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诸葛亮这二分兵力作战思想理论上就是不可取的。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偏差，一是曹操来得太快，不等刘备吞下荆州就来了；二是孙刘联合抗曹，荆州成了孙刘联盟的软肋，最终导致关羽被杀，刘备托孤白帝的悲惨结局。

第四编(2)

　　诸葛亮在给刘备的战略图上轻描淡写加了一笔，看似不经意，却对刘备起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一笔写的是：按照我的思想做，等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时然后寻找机会，就可一统中原。这段话可说是一颗惊雷，刘备要的就是得天下，不为这还不求贤呢。可是就是最后这句话，最能打动刘备的心。刘备想做刘秀第二，诸葛亮恰恰正好看懂刘备心思，当然不能说诸葛亮包藏祸心，毕竟《隆中对》是他精心研究出来的，只不过是把他卖给了最应该得到的买主。

　　诸葛亮制定这个“隆中对”为的就是等一买家高价卖出。他跟刘表有亲戚为什么不把它献给他。他哥哥在东吴谋职，为什么不送给吴主。偏偏等刘备来了，才拿出来。因为诸葛亮一直在观察时局，观察刘备，他必须找一个适合他的主子。

　　《隆中对》的策略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其中所走路线也是挪移前代人所走的路子。

　　我们细心翻看历史就不难发现，诸葛亮制定的路线与当年刘邦和刘秀夺取天下的战略有相似之处。首先，他伐魏路线和当年刘邦出川的路线如出一辙，几乎就是拷贝刘邦的，但三国时期的中原和楚汉争霸的中原已经完全不同。

　　楚汉争霸之前，咸阳（也就是三国时期的长安）长期作为秦国的都城，一直是秦国的政治中心，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即使项羽刚刚灭掉秦国时，这种政治中心的转变不可能马上就能行通。加上当时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粮草丰富，所以说刘邦出川首当其冲要打下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但如此，刘邦还收降了关中地区守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这也是日后刘邦争天下的根本。

　　反观三国时期的情形，东汉时一直以洛阳作为都城，而曹操挟天子就以许昌为都城，直到诸葛亮出祁连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了。诸葛亮制定隆中对时，许昌作为曹操的都城已经一段时间了，加上刘备还要夺荆州、益州、汉中三地，到北伐时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转移到许昌。这样即使蜀汉出汉中攻下长安，对曹魏不会有致命的影响，等出了汉中的山地后，曹魏的骑兵对蜀汉的步兵有天然的优势，曹魏强大的国力又是蜀汉不能比拟的，这样占领长安的后果只是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蜀军被钉死在长安，慢慢的消耗殆尽。而放弃长安也不是容易做出决定的，毕竟长安对于蜀汉发展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在国土上。

　　如若集中优势兵力，全军压进步步为营，也许三国历史就要重写。关羽以荆州的地方军就可以围困襄樊、水淹七军，使曹操欲迁都邺城以避其锋芒。若以蜀汉全国的兵力攻襄樊，曹操能选择的只能是亲率大军在襄樊对峙刘备，至于战况如何，那还真就不好下定论了。尽管这样的方针也不是最好的，但是，总比诸葛亮出兵路线要好一些。当然，诸葛亮北伐时，荆州地盘已经不归蜀国统治了，被迫只能从汉中出发。但是这也不能抵消诸葛亮的战略漏洞。

　　接着再看，走光武帝刘秀的路。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各地诸侯和农民纷纷起义，刘秀作为刘汉天下后裔（汉高祖九世玄孙），夹杂其中，但他没有立刻打出他是刘氏贵胄旗帜，而是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正当大家筋疲力尽时他再各个击破，一统天下，恢复大汉。

　　真正能够成功的人，并不是必有非凡能力的人，而是能够灵活运用周围环境使自己有限的资源发挥无限的力量。做事张狂，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当别人跟你做同样事情时，他就会处处留意你，处处提防你，处处阻碍你。刘秀做得好，他成功了。刘备学的太像，失败了。梅兰芳大师曾经对学他唱戏的人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意思是说跟我学戏，学我的唱功，学我的身，眼，手，法，步。要从精髓上下工夫，要有创新，如果你学习的跟我一模一样了，那你就是失败了，用梅大师的话说你在艺术上就等于是死了。刘备学刘秀在基础上是没有什么错的，可他学的不够技巧，他学死了。当天下群雄并起之时，刘、关、张三兄弟的大名早入诸侯心中，不管现在他怎么掩藏，也挡不住其锋芒。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就已经看出，天下能称上英雄的就只有曹操和刘备。

第四编(3)

　　其实，从军事地理学和外交学的角度来说，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也不能成功，可能我们现在说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不过，诸葛亮制定吞并荆州之举欠妥，荆州是一个功伐之地，无险可守，况且离吴魏两国都很近，荆州又未经过大战争破坏，相对富庶。那样的话，荆州必定成为另外两个国家的抢夺目标。毕竟一块肥肉放在那，谁见了都想尝两口。

　　“隆中对”成为蜀国建国的纲领，给正在处于迷茫中的刘备以光亮，可它的指导思想，把本已处于弱势的蜀国无意中分散了势力。因此说，在一开始蜀国就走了一个错误路线。“隆中对”只不过是诸葛亮投机取巧，针对刘备想寻找立足地的急切心理，打了一个心理战，用几句大话蒙蔽了刘备。

　　欺上媚主

　　“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一篇《出师表》感动了千万人，据闻唐宋两代，为官者读《出师表》而不落泪，便是不忠！可见《出师表》在人们眼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也是这个《出师表》暴露了诸葛亮“醉翁之意”。《出师表》中诸葛亮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

　　中国汉字一词多义，一意多词，极赋魅力。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词则能引出不同的意义。不然也不会引出文字狱这样的冤假错案了，当然它也能带来难言启齿的好处。

　　清朝的曾国藩曾多次率领湘军同太平军打仗，可总是打一仗败一仗，特别是在鄱阳湖口一役中，连自己的老命也险些送掉。他不得不上疏皇上表示自责之意。在上疏书里，其中有一句是“臣屡战屡败，请求处罚”。他手下有个幕僚正好看见，于是建议他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一改果然成效显著，皇上不仅没有责备他屡打败仗，反而还表扬了他。“屡战屡败”强调的是每次战斗都失败，成了常败将军，有指挥不利，失职之罪；而“屡败屡战”却强调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和作战的勇气，虽败犹荣。

　　曾国藩运用文字游戏为自己赢得利益。早在他千年之前的诸葛亮也制造了一次文字骗局。

　　诸葛亮写过两个《出师表》，习惯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初中课本里曾收录过《前出师表》，是一篇语言比较优美的文言文。也是两篇《出师表》中比较有名的一篇。

　　建兴五年，诸葛亮欲出岐山，北伐中原，临行前给后主刘禅递上《前出师表》，这是一篇表决书，也可说是一个军令状。文章之中陈述自己此去之决心，大谈自己走后刘禅需要做的事情。言辞恳切，感情真挚，让人读了眼圈发红。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立下豪言壮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是臣下给君主的奏章，要对里面所说的事情负责。但是此次出兵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结果，他班师回朝后，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后主从之，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

　　前后一看，诸葛亮写的这篇文章典型的忽悠刘禅，是诸葛亮给刘禅灌的迷魂汤。

　　文章开篇就盖个大帽子，讲述先帝英年早逝，留下这个家业，不过也面临着危险了，朝中臣子仍然坚持不懈地辅佐你，是因为他们在报答先帝刘备的知遇之恩。现在你要做的是恢复信心，广开言路，内外平等，重用臣子。首先就把危险系数调高，陈述事情的恐怖性。为他下一步工作做铺垫。

　　诸葛亮写这个《出师表》的真实情况，可不是他在文章说的那么好听。不妨细看，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他对政权的分配想法。诸葛亮出师走后，要刘禅处理内政是听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处理军政时多听从向宠。这些人都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意培养留给你的，先帝也曾经说过这些人有能力，陛下可以放心用人。

　　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逼迫刘禅，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

第四编(4)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而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并且有“偏私”和不“平明”的嫌疑。

　　诸葛亮罗列了许多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将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是不敢不应。诸葛亮吓唬了刘禅一通之后，接着又叙述自己出征的目的：“讨贼兴复”。诸葛亮一直打着这个旗帜，要挟刘禅，说这是先帝遗命，《出师表》中出现先帝一词就不下八处，在新主面前说老主，目的是为了使刘禅不要忘了，刘备死时说要视丞相如父。诸葛亮也真心实，偏偏真就以相父自居。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此前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

　　现在给刘禅身边全部安排上自己的人，让外人无可乘之机。最后还不忘了，重重加了一笔：“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档子事，诸葛亮给刘禅这些名单中，上面所说的人都是诸葛亮介绍的。换句话说都是诸葛亮的人。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在打预防针。诸葛亮害怕他出征期间里发生变故，第一次北伐时，他最大的政敌李严还没有被贬，如果他在前方作战，后方被李严乘机夺了权，那就得不偿失了。

　　最明显的还有一句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明摆着告诉刘禅，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贤臣，你要多亲近他们。朝中还有些小人，你要疏远他们。这些小人是谁啊！显然是我没提到的那些人了。你刘禅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你可要走后汉倾颓老路了。这跟诸葛亮在“隆中对”最后一句话作用一样，“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已经忽悠过刘备了，按照我的步骤走则天下可图。这次又来忽悠刘禅，按照我的步骤走可以兴隆。同样计谋都用在了刘备父子身上。

　　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说的更是文理不同。信誓旦旦地说蜀汉现在必须要“以攻为守”，“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明显看出诸葛亮把出兵看成是一次买彩票，反正也没钱，中奖更好，中不上也是怪运气不好。总之都是没钱。

　　最后一段更有一句吐血的话：“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攻打魏国这么大的事情，让他说成儿戏一般：我尽我最大力量，至于成与不成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诸葛亮成一个赌徒了，而且还是个不称职的赌徒。作为丞相竟然对出兵没有把握而贸然行动，谁能说他是个忠臣贤相呢？

第四编(5)

　　唐代杜甫诗曰：“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一下子就将诸葛亮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商初名相伊尹辅佐成汤、太甲两代，周初名相吕望辅佐文王、武王两代，勋劳卓著，孔子对此二人极度推崇，而杜甫的诗说诸葛亮才能功绩与他们两人只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而汉初名相萧何、曹参更是不堪与匹。即使到了近代，仍是誉声不断。郭沫若《蜀道奇》：“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诸葛亮已经牢牢把握住了人们的心理，用一表面现象，蒙蔽了千百年来人们的眼。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他认为形象光辉一面。其他方面却很少，这其中也许是跟他“国不置史”的原因有关系吧！

　　万人景仰的《出师表》只不过是诸葛亮给上级灌的迷魂汤而已。

　　阳奉阴违

　　蜀汉是三国时期最先灭亡的国家。自刘备死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到诸葛亮死后，蜀国的在下坡路上已是急速下滑。有人认为是幼主刘禅昏庸无能造成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能辅佐他强大。甚至有人骂他是“扶不起的阿斗”，事实真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吗？后主刘禅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真相是这样的吗？是刘禅真的扶不起来，还是诸葛亮根本就不想扶起来呢？是“扶不起”还是“不愿扶”？

　　世人说起懦弱、无能，往往用“扶不起的阿斗”来形容；论起无志、堕落，常常有“乐不思蜀”来概括。好像除了在长坂坡做了回英雄人物赵子龙的“道具”以外，这位蜀汉后主实在没有跟什么壮举连在一起过。

　　刘禅真相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吗？刘备还有两个儿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理。如果刘禅是这么一个昏庸无能之人，刘备为什么还传位给他呢？刘备既然传位给他，说明他还不至于那么无能的。其实刘禅并不是人们眼中的“阿斗”。

　　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

　　刘备死后，刘禅执掌蜀汉政权存活了四十多年，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刘禅并不懦弱，反而还很聪明，如果配备一个得力之人辅佐，假以时日定能做个好皇帝，虽然不能保证蜀国是不是最先灭亡，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灭亡那么快。

　　刘备死时曾托孤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吩咐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拥立刘禅继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手握大权。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都要咨询诸葛亮。而诸葛亮所做的则未必是他所说的那样：“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刘禅刚刚继位，魏国借蜀国易主社会不稳之机，发动五路兵马攻打蜀国。形式危机，蜀国朝中大臣焦虑恐慌。可是身为托孤大臣的诸葛亮却称病不上朝。

第四编(6)

　　建兴元年秋八月，忽有边报说：“魏调五路大兵，来取西川；第一路，曹真为大都督，起兵十万，取阳平关；第二路，乃反将孟达，起上庸兵十万，犯汉中；第三路，乃东吴孙权，起精兵十万，取峡口入川；第四路，乃蛮王孟获，起蛮兵十万，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轲比能，起羌兵十万，犯西平关。此五路军马，甚是厉害。”已先报知丞相，丞相不知为何，数日不出视事。后主听罢大惊，即差近侍赍旨，宣召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回报：“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后主转慌；次日，又命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

　　诸葛亮位高权重，关键时刻就要耍一下“大牌”脾气，还是杜琼说得对：“先帝托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宝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军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诸葛亮为什么不出来，他是在将刘禅的军。

　　刘禅刚即位不久就发生如此大的军事行动，他再聪明也得发蒙啊！早在刘备活着的时候，蜀国内外大事都是有诸葛亮把持，现在刘禅即位，他要借此机会看看刘禅将要如何对他。面对此次战事刘禅确实现在还没有能力来对付。没办法只好“亲往丞相府问计”。

　　自诸葛亮“开府”以来，“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按照常理，诸葛亮应该慢慢得把权力归还刘禅，可他不但没有放权，而且还在刘禅身边安插上自己嫡系人员，明着说是辅佐，暗地却是监视跟踪。刘禅没有半点锻炼机会。这种情况时间一长渐渐地形成一种习惯，国家大事要先汇报给诸葛亮，然后才告诉刘禅。等到刘禅这里，诸葛亮对此事已经早已做出决断，刘禅也只能听之任之。这简直是在培养惰性。

　　这就好比把一只青蛙放在一个容器内，上面盖上一个透明玻璃盖，每次青蛙往上跳时都会被玻璃盖顶回去，开始的时候青蛙是不遗余力地跳，可它怎么也跳不出来，每次都被顶回去，到后来它就失去信心，老老实实待在里面，不再往外跳了，等你把盖子拿走，它还是不能跳出去，因为在它脑子里已经形成个定式，始终认为它是跳不出去的。刘禅现在开始有点像那只青蛙了，他上面始终有诸葛亮在操持一切，无论他如何挣扎，也不能摆脱束缚。渐渐地就形成习惯，一切事务全由丞相裁决吧！

　　从《前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刘禅的处理态度。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事无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人，“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实际上就是让刘禅什么事情也别干，什么主意也别拿。当然这从一时看，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诸葛亮这样的做法欠妥。试想：如果一切要依靠群臣，自己毫无主见，这样一个人怎能当个好皇帝？而且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又继续执行诸葛亮的做法，大约要到费祎的晚期，刘禅才开始处理朝政。

　　刘备死时，刘禅已经有17年了，到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刘禅已有21岁了。费祎于公元253年，也就是说从刘备死时的公元223年到公元253年这近30年的时间里，刘禅做了个“无权皇帝”。同样的，孙权在接掌东吴时，也是20岁，他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卓越而老练的政治家、外交谋略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孙权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反观刘禅，本身资质就不如孙权，再不给他多加实践的机会，他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为之主呢？

　　拿诸葛亮北伐来说吧。诸葛亮一心想要北伐，表面是为了恢复汉室，实质是为了集权。他上书说要北伐，刘禅就规劝他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身为一个君主有劝臣子的吗？刘禅如此说，只不过是委婉地拒绝诸葛亮北伐请求。但是诸葛亮视规劝于不顾，毅然发动北伐，导致蜀国消耗大量才力物力，国库空虚，人才凋敝，诸葛亮也殒身五丈原，给刘禅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

第四编(7)

　　不是刘禅“扶不起”来，是看要如何扶。诸葛亮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把刘禅放在一个傀儡地位，看都不看，何谈辅佐了。

　　绩效泡沫

　　在《三国演义》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情节。大概无过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了。但是清代文人赵藩却不这样认为，他在武侯祠中曾写过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为什么七擒七纵孟获？是简单的心理战术，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牂柯（音ｚāｎｇｋē，在今贵州遵义一带）太守朱褒、越巂（今四川西昌县东南，巂音ｘī）部族酋长高定，二人献了城。只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现今雍闿、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马，皆与孟获为向导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与功曹吕凯，会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势甚急。

　　《三国演义》写道，“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结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他们攻城略地，蜀汉的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大乱。为了巩固蜀汉大后方，以便全力与曹魏抗衡，诸葛亮亲率川军五十万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诸葛亮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骜难驯的蛮王率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

　　诸葛亮出征之前曾问过马谡有关战争的问题。孔明问曰：“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即统大兵前进。

　　本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确是用兵上乘之举，然而也要分情况而定。诸葛亮七擒七纵似乎是在画蛇添足。正如清代人所编的《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诸葛亮南征固然要使“南蛮”心服，但屡擒屡纵却如同儿戏。古人说，“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如今要说成了“一再为甚，又可七乎？”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于是他决定玉驾亲征，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他自己，南征讨逆。其实叛军势弱，根本用不着皇帝亲征。当大军到达涿州时，大将王守仁已经活捉了朱宸濠报捷，告诉皇帝不用亲征。这下朱厚照可不高兴了，其爪牙要逼迫王守仁放了朱宸濠，等待皇帝擒拿，王守仁深知放虎归山的危险，于是他为了满足朱厚照的面子，便重新报捷，表示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把皇帝的宠幸们都列入报捷，朱厚照才满意。

　　诸葛亮和朱厚照有一样的嗜好。孟获造反本一平常，此刻蜀汉经过猇亭之战已经更加羸弱，诸葛亮应该专心恢复生产，增强国家实力。可他却亲自带大军，去平息孟获区区十万犯境人马。这简直是对蜀国资源的严重浪费。

　　谏议大夫王连曾劝阻诸葛亮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非所宜也。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孔明则曰：“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诸葛亮目空一切，大权独揽，认为别人离开他就不能打胜仗了。必须自己亲自征讨。权力欲使他不惜劳民伤财，如果说朱厚照是为了显示自己威严的话，那么诸葛亮南征则是在树立政绩形象。他这一出师带动整个蜀军部署，“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并川将数十员：共起川兵五十万，前望益州进发”，可以说是倾巢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