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8）

　　诸葛亮安心辅佐刘禅，回成都后主掌蜀汉大权。自他上台后排挤李严，安插亲信，独掌朝纲。他开府理事，大小事物“咸决于亮”，俨然就是一个“假皇上”。最露骨《出师表》应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亮掌握一切事务的决断权，在给后主的上书中厚颜无耻，对后主指手画脚。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诸葛亮已经任何事情都要过目了，刘禅只不过是听听他的汇报而已。诸葛亮南征回来之后，为了集权，一心想发动北伐。可是蜀国正处在羸弱状态，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诸葛亮为达到目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述先帝遗志，恢复大汉天下的雄心，逼迫地刘禅哑口无言。

　　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像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

　　诸葛亮明知道李严什么意思，不但不检点，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俨然他对目前的权利嗤之以鼻，他之所以不取代刘禅是怕成为众矢之的，维持现在这种状况，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可内外事务统一归自己决策，也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托孤之臣，能对后主指手画脚，过多地干预朝政，而别人又认为是“鞠躬尽瘁”，诸葛亮可说是古今第一人。

　　诸葛亮死后在给他立庙的问题上，刘禅曾做过一次反常举动。根据史书记载：“亮初亡，所在各处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祭”，后主才勉强同意。

　　后主为什么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诸葛亮生前，刘禅以“相父”称之，关系可见非同一般，难道诸葛亮死后立个庙祭祀都不可以了？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刘禅在报复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生前以“相父”身份对后主指手画脚，压制刘禅时间太长了。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刘禅敢怒不敢言，他死后，刘禅才能直起腰板说话。可见在刘禅心中有多痛恨诸葛亮了。刘禅被诸葛亮压抑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第二编（9）

　　国不治史

　　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夏、商、周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第二编（10）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太祖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通过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历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颐指气使对待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

　　“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诸葛亮感觉，设立史官会使他做事不能为所欲为，与其提心吊胆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设史官。

第二编（11）

　　事必躬亲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又说诸葛亮：“杖二十以上亲决”。诸葛亮事必躬亲，辛辛苦苦，日理万机，最终导致心力交瘁，累死在五丈原。千百年来，人们对诸葛亮这种工作精神所推崇和感动。可是反回头我们再想，诸葛亮为什么要事必躬亲呢？他手下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分派他们去做事呢？刘备托孤时不是还有个李严吗，他为什么不帮助诸葛亮分担些任务呢？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有句俗语：好汉难敌四手，老虎架不住狼多。诸葛亮是有能力，可他面对的是整个蜀国事务，不但要时时注意魏、吴两国动向，而且还要发展本国实力。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作为领导者不是看自己具体做了哪些事情，而是看是否把你能运用地条件充分运用。高级的领导者应该懂的放权，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自己去做。把工作分配给下属，让他们各尽所能，发挥优势，以最少的消耗做出最大的利益。

　　卡内基说：“假如乐团中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正确无误地弹出自己部分的音符，整个乐曲还不一定会悦耳动听。这时，假如有一个指挥出来调和每一个音乐家的演出，则效果一定与先前大不相同。”而优秀的领导正是乐团的指挥。

　　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刘恒皇帝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史记·陈平传》）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地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工作人员，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诸葛亮事必躬亲，凡事都要过问，这最容易造成权力地高度集中，同时也会使属下无所事事，培养一些庸才。主簿杨颙曾经劝谏诸葛亮：“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薄书，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都有事情可做，也都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作，必然形神皆惫，终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地身份。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诸葛亮听完后，不由得泪流满面，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怕别人不像我这样忠心啊！”

　　诸葛亮怕别人不忠，可他这样作就能视为忠心了吗？漂浮在表面上的是他勤勤恳恳，结果是如此工作导致的后果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有谁能保证诸葛亮事必躬亲不是为了集权？

　　权力一直是当政者最关心的事情。有了权力别人才能以你马首是瞻；有了权力才能享受特殊待遇；有了权力才能有别人想像不到的优越感；有了权力也有从身政治生涯回报的成就感。君子有了权力会更加勉励自己，小人有了权力会更加放纵自己。中国主流文化里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种劣根性的破坏力，为了保住自己政治上的位置、学术上的位置，具有这种劣根性的知识分子总在有意无意地干着嫉贤妒能、戕害人才的勾当，从战国时的庞涓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要还没有被后来者所打倒，这些人的身前身后名都算得上是堂皇而至于高尚。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恐怕也未必真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崇高。

第二编（12）


　　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做事原则，其实就是在破坏和谐有效的工作机制。造成权利的高度集中，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像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出现了“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的实际统治者、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诸葛亮自出山以来，就权力欲极浓，他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刘备请出诸葛亮以来，特别是经过赤壁之战，他贪天之功借得东风，到后来收荆襄等地，立了些功劳后，刘氏集团内部几乎凡事就他一个人说的算了，这种局面在刘军中已成为定式。

　　换句话说，也就是成为了习惯，诸葛亮说一句话能顶得上别人一车话管用，渐渐地别人就不说了，反正说了也没用。主公不听就算了，反而又得罪了军师，这种买卖不做也罢。

　　再说前期过程中，诸葛亮在行军部署中却实有他独到之处，毕竟节节胜利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习惯听军师的了。军师让往东别人就不赶向西；军师说打狗别人就不赶撵鸡。而习惯也有好有坏之分，好的习惯不遵守、不改进也会变成坏习惯，不有那么一句话：赶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军师说一不二、一字千金、金口玉言，如果不知哪次做出指鹿为马的事，恐怕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如此优越的权力，对于君子来说可能是一种鞭策，激发他更好地去工作；对于小人来说这就是一把利剑，一把杀人的剑，能够很好驱除阻碍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人们应该很清楚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诸葛亮他本身是个书生，可他自出山一来，就变了身份，他是一个军事家，一个政治家。军事上来说，自古有兵不厌诈之语，说白了就是打仗的时候是可以说谎的，不但可以而且是看谁说的谎能够骗了对方。那个政治家呢，不想多说了，有人相信政治家所说的话吗？

　　诸葛亮在五丈原的军中自己活活累死。说好听点，是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说难听点，就是权力欲过于旺盛，舍不得放权给他人。蜀中大小事物，每天不说有上千个也得有上百个之多，而他却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目，惩罚二十板的小事情还要请示。不用说诸葛亮是个凡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够他忙活一阵的。

　　事必躬亲的结果必然是权利的高度集中，诸葛亮自己累的要死，他手下和其他大臣既没有权利，也不能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得到锻炼，为下一批接班人铺好路，致使蜀国到诸葛亮死后，人才凋敝，国中无人，朝中无将。

　　史实上的诸葛亮之所以最后堕落到廖化当先锋的境地，就是他事必躬亲怕放权的变态心理直接影响下的结果。鞠躬尽瘁的背后实质是事必躬亲，事必躬亲的原因是对下属的不信任，无能的固然不能够信任，有能的则更不能信任。

　　或者，有人会提到姜维，事实上姜维在诸葛亮的心里不过就是“鹰犬之任”，诸葛亮死后命令统率全军回朝的是那个杨仪，诸葛亮的继承人是蒋琬，然后是费祎。后来被刺客宰了的费祎，在压制姜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只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诸葛亮觉得能够托国的人，不然就至少是个浮躁。

　　姜维能够得诸葛欣赏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资历不如，只身来蜀，没有依靠；另一个是因为诸葛亮当年兵败于张郃的时候，得姜维和拔西城县数千老百姓入蜀是唯有的政绩，如何不需要夸大呢？姜维这样的人才在蜀国的用人体制里能够最后掌权只能说是运气好，适逢其会罢了。

　　至于刘备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已经早被诸葛亮视为政敌排挤在外了。诸葛亮非常害怕权力外放，哪能给李严太多权力，当然他也不能帮诸葛亮做事了。
　　诸葛亮事必躬亲的背后，是政治斗争的真相。他事必躬亲的目的，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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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13）



　　装神弄鬼

　　诸葛亮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智者代表，半人半神的智慧人物。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掐会算，能谋善断，每逢战事必出奇谋。亲临战场时也总是从容乘车，手摇羽扇，戏敌军于股掌之间。历史上诸葛亮，经过不断的艺术加工，终于逐渐又形成了一个神仙的形象。元曲中他自称“贫道”，京剧中称“山人”，其舞台服装不是丞相服而是八卦衣，《三国志平话》中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达天地之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些描述，把一个诸葛亮说的简直就是一个未卜先知的神。但是鲁迅却说他“智而近妖”。诸葛亮真的能掐会算吗？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智”还是“妖”呢？

　　古时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有限，对于广阔的大自然有太多他们所不了解的现象，于是转而借助神鬼来解释。其中神话就是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推理和想像对自然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由于这时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因此经常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种神秘性的活动经过代代相传，不断演变，不断增删，逐渐成为某些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行业，他们利用鬼神欺骗人们，从中获取利益。时隔岁月，发展到今天，其实他们都属于封建迷信行列。如当听见喜鹊在自家屋前屋后叫则满心欢喜，而听见乌鸦或猫头鹰叫，则认为是恶的前兆，一般认为是将要死人了，惶惶不安；西方国家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我国有些地区则认为：36，不吉利，36岁是人生的一个“坎”，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因此在过36岁生日时，亲戚朋友都要来好好庆祝一下，帮助他顺利度过这一年。许多人虽然知道这些做法无任何道理，却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把宗教与封建迷信相混淆。实质上宗教与封建迷信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宗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是一种世界观，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还是一种一定形态的文化现象，不论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还是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中，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封建迷信是从有神论观念派生出来的，但并不是宗教。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活动，如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这类封建迷信活动，起着破坏社会秩序、扰乱人心、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作用。

　　鬼神迷信也是封建迷信中的一种。认为世间存在神仙和妖魔鬼怪，或相信生物具有超乎自然的“灵魂”或精灵，它们对自然现象(风雨雷电旱涝)和人类的生老病死有控制能力。例如有的人生了病或受了惊，便认为是妖魔附体，不去看医生，而是请法师巫婆来驱妖避邪。有的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每年要定期祭拜，以求保风调雨顺，出现了旱灾或涝灾，便是得罪了天神、龙王爷，使之发怒，是对人们的一种惩罚等。

　　人们不仅用神鬼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界中的现象，而且还对这些他们自己想像出来的神鬼有敬畏之心。一旦遇到他们人力所达不到的事情时，就会有借助神力的冲动。当然不排除通过神鬼之说来提高事情的神秘感和知名度。

　　中国古代最早的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就是利用这个方法，他们买来白绸，用朱砂在上面写上“陈胜王”塞入鱼腹中，等士兵们买回鱼时发现鱼腹里的东西，感到非常惊奇，到了晚上吴广又在庙中点燃篝火学狐叫：“大楚兴、陈胜王”，看到和听到的士兵都对陈胜起了敬畏之心，认为这是上天在暗示大家，天下要大变了。陈胜运用这种方法，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以此来增加他们起义的神圣性。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也是借助神鬼之说起家。

第二编（14）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利用装神弄鬼来欺骗人们，百姓信神鬼可能会使家破人亡，统治者信鬼神会祸国殃民。

　　唐代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汉初的贾谊，有治国之才。汉文帝夜半召见才能卓异的贾谊，使人以为必咨询有关于国计民生大事，哪成想是为询问鬼神之事。这首诗借咏贾谊故事，对现实具有极深讽刺的意味。

　　三国时期诸葛亮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通神”之人。《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写到诸葛亮巧借东风，火烧赤壁，大破曹军。诸葛亮自称“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而这些所有的东西只不过是蒙骗周瑜的一个小伎俩。

　　诸葛亮是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敬畏心和神秘感，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公平地讲，诸葛亮确实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他善于抓住表现机遇。他往往会把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遮遮掩掩，若隐若现，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只是让他一开始给忽悠住了。这就好像是赵本山演的小品《买拐》里的一段：范伟的腿为什么麻了呢？跺麻的，生活中的常识问题，那么大幅度的跺地，如果不麻，腿才真有毛病了呢。“你跺你也麻”。

　　诸葛亮每次分兵派将的时候，都会装的神秘些。不是对将领亲受锦囊；就是对那个将领伏耳亲受机宜。弄的将领跟士兵对整个战局都不清楚，让部属一脸茫然地去“依计”行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大家对诸葛亮产生一种神秘感，坏处则是大家只是闷着头做事，不清楚整个战略，缺乏协作精神。两种结果显然是后者的危害比前者大的多得多。

　　最为无聊至极的是借东风。在大家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抗曹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天气预报常识，装神弄鬼欺诈三军。登坛做法，故弄玄虚，神化自身，达到政治目的。无限夸大了自己的功劳，抢了周瑜和黄盖的统帅之大功，似乎火烧赤壁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诸葛亮做法得来的，众多大将和几万兵士们的出生入死全成了儿戏和过场。

　　诸葛亮装神弄鬼，身为统帅如此不学无术，给蜀汉造成许多灾难。当阳之战就是一例。当然看《三国演义》上说得只是写了赵云闯营救阿斗、张飞大喝退曹军等等。那是作者有意夸大诸葛亮等人。本来是曹操胜利追刘备，文章中反而是刘备处处占上风。这哪像是败军，简直是一支胜利之师。可见是罗贯中的演义。刘备当阳之战中，诸葛亮并没有取得什么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这次是实打实地硬拼，他再装神弄鬼，是不可能了，也不好用了。最后不得不说句真心话：《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诸葛亮装神弄鬼，欺骗的只是一时，他骗不了一世。

楼主点评：
       转了梅先生品诸葛亮的文章，楼主也有些按捺不住了，想说两句。

      1、梅朝荣品诸葛亮，立意于批判，其心太过，其言太激。
      2、作者将正史和野史及小说混为一体，凡是能从中找出诸葛亮毛病的事例都用上去，作为学术研究，总有失偏颇。
      3、作者品诸葛亮，有些是早已有之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虽然我觉得整体上有些过分，但有的地方还是值得一读的，品出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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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1)

　　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

　　———崔浩《典论》

　　刘葛固雄杰，阅世均一梦。

　　———陆游

　　士大夫共论诸葛亮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蜀记》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张俨《默记》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唐·薛能

　　假仁假义

　　人有七情六欲，哭与笑本是对立。从人呱呱落地，带给世界第一声是“哭”，到人走完历程，留给世界最后一声还是“哭”。“哭”实际上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伤心时哭，高兴时也哭。哭已是人们宣泄内心感情地表现方式，诸葛亮也曾经哭过，他是为什么哭呢？

　　哭，在幼年时不分性别，男孩女孩都可以随意随性而哭，到了成年，哭、似乎就成了女人的专利，男儿必须是“有泪不轻弹”，女人哭则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结了婚，男人心烦，最多只能摔门而去，酩酊而归。但绝对不能痛苦流涕。女人则悄然落泪、暗自悲怜。难怪有人会说：小孩用哭对付大人，女人用哭对付男人，男人呢，只能用哭对付世界！在哭声中释放压力，向命运挑战。

　　哭与笑是一个对立的感情表象。人可能伤心时哭，也有可能伤心时是笑。曹操面对困境也有哭与笑。赤壁战败是性命交关。但作者并未将描写的重点放在他如何谋划逃命上，而是集中笔墨描写了他在逃亡途中的三次大笑。

　　其一，在“乌林之西”，曹操在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他说：“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话音未落，赵子龙突然杀出，给还在沾沾自喜的曹操来了个“下马威”。

　　其二，在“葫芦口”，曹操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再次讥讽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杀出个燕人张翼德，吓得他魂飞魄丧。不仅损失惨重，马匹粮食也被劫走。

　　其三，在“华容道”上，曹操又笑诸葛亮、周瑜是“无能之辈”。可当关云长横刀立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笑不出来了，只能低头求饶。

　　这“三笑”是小说里的绝妙之笔，虽则可看出诸葛亮运兵之妙，但曹操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却也比较抢眼，身处险境，仍能频频发笑，嘲笑对手的缺智少谋，若是换了他人，逃命惟恐不及，哪有这份心思！尤其是他的第三笑，更让人拍案叫绝。人困马乏，已无力再战，而关羽又神勇无比，斩颜良、诛文丑，曹操是见识过的，如果硬来，那么就会凶多吉少。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走投无路的曹操，以情义打动关羽，求他放自己一条生路。因他过去对关羽有恩，关羽又是一个以“义”为先的人，他终于为自己化解了危难。能屈能伸的人才是大丈夫，曹操的过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相对“奸雄”曹操的另外以“枭雄”称世的刘备，也有别人不及之处，他是用哭来挣得天下的。刘备爱哭是出了名的，他的眼泪常常可以派上用场。

　　刘备自得徐元直之助，屯兵新野，招兵买马，积草储粮，气象一新。然而，曹操模仿徐母的笔迹写信给元直，诳其至许昌，以使他与刘备分离。刘备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凝泪而望。哭的徐庶心乱如麻，感激涕零。到曹操营后终不为他出一策。

第三编(2)

　　刘备三顾茅庐，遭到孔明婉拒后，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此时，刘备说着说着，竟触动衷肠，百感交集，顿时“泪沾袍袖，衣襟尽湿。”

　　东吴鲁肃索要荆州时，刘备还哭，折磨地鲁肃手足无措，任务也没完成。

　　当关羽被杀的噩耗传来，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泪湿衣襟，三日不进水食。表现兄弟情深非同一般。

　　刘备终于用哭感动一批文臣武将，用哭赢得一些地盘，用哭夺得了蜀主地位。

　　作为最会哭的君主的手下，诸葛亮的哭也是很有功底的。不过他的哭可跟刘备之功差些。刘备再怎么说，也是有一点儿为一个国家流泪的托词。诸葛亮的哭，可就是有猫哭耗子假慈悲之嫌。

　　他第一次是哭周瑜。三气周瑜后，年仅36岁的东吴水军都督周瑜不幸夭亡，诸葛亮却带着赵子龙等人前来柴桑吊丧。只见孔明来到周瑜灵前。设祭物，亲奠酒，伏地大哭，边哭边叙述周郎生前如何雄姿英发，文蹈武略，雅量高志，如何帮助孙权割据江南，定建霸业，他极力赞颂周瑜的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对着周瑜的棺材，他痛心疾首地说：“呜呼公瑾！生死永别！”“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他哭得泪如涌泉，哀恸不已，真切感人。在场所有的听众没有一个不被他的哭声所打动，众将领没有哪一个不被他的这种感情所感染。

　　诸葛亮如丧考妣，号啕大哭。连东吴诸将领全被蒙蔽。他们没好好想想，周瑜是怎么死的。不是眼前这个人，言而无信，尖酸刻薄，周瑜何至于死的如此之快。现在又来哭丧，分明是欺负江东无人，有意贬低周瑜，呈现给世人以假象：不是我诸葛亮如何如之何。是你周瑜小心眼，你生气而死不关我事，你看你死之后我还来给你哭丧呢，你说我多大度啊！对于一个死了的人，他还这没完没了。诸葛亮心可真够狠。

　　据说鳄鱼在吞食食物时，有一种近乎人情的表现———流眼泪。鳄鱼真的会流眼泪，只不过那并不是因为它伤心，而是它在排泄体内多余的盐分。鳄鱼肾脏的排泄功能很不完善，体内多余的盐分，要靠一种特殊的盐腺来排泄。鳄鱼的盐腺正好位于眼睛附近。盐腺使动物能将海水中多余的盐分去掉，从而得到淡水。所以，盐腺是它天然的“海水淡化器”。

　　鳄鱼的这种眼泪并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假慈悲、假悲伤、假怜悯，这种“眼泪”是鳄鱼眼睛附近生着的一种腺体制作的恶作剧，只要鳄体吃食，这种附生腺体就会自然的排泄出一种盐溶液。这对生活中假慈善的伪君子是多么形象的讽刺！

　　诸葛亮“堪称经典”的哭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一出岐山北伐，初战告捷，夺取了陇西三郡，声威大震。忽报司马懿出关，倍道而行。诸葛亮料定他必取街亭，断蜀咽喉。因此想派一名上将去守街亭，不料马谡愿意前往，并立下“若有差失，乞斩全家”的军令状。马谡本是个书生，纸上谈兵还可以，没有丁点实战经验。只因为他与诸葛亮私人感情交好，又是荆襄派人物。为了给他建功立业机会，以增加从政砝码。诸葛亮“违众拔谡”。结果马谡到街亭后违令拒谏，于山上下寨，结果被司马懿先断汲水之道，又沿山放火，虽得蜀军几次救援，终失街亭。

　　街亭失守后，诸葛亮为收拾败局，身为主将，他有不可推卸责任。但是他为保全自己，把整个战争过错全推给了马谡，一口咬定街亭失守是战争失败关键。马谡没办法成了他的替罪羊。诸葛亮斩杀马谡时有三次流出了他那鳄鱼的眼泪。

　　第一次哭是数落马谡的罪过。说街亭是吾根本，你是以全家性命领此重任，今失地陷城，必当斩之。当马谡请求杀死他后能否照顾他的儿子时，诸葛亮被这死之前的唯一要求所感动，他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含着泪说：“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意思是叫他安心而去。

第三编(3)

　　马谡本与诸葛亮交好，如今为了自己利益，不得不杀马谡。面对马谡提出为人父的舐犊之情，良心没有全部泯灭。

　　第二次哭是蒋琬的劝谏。在蒋琬看来“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孔明也知道马谡有可用之处。在这以前，马谡曾为诸葛亮出谋献计两次，都大获成功：一次是七擒孟获，他建议以攻心为上；另一次是利用反间计，挑拨曹睿和司马懿的关系，结果司马懿被贬回乡。诸葛亮哪有不知马谡才能之理。马谡不死一定能够成为他左膀右臂，一定能够帮助他对付李严等人。可是今日要是不死，很可能他与整个荆襄集团就处于被动地位。杀掉马谡如砍他一臂。此时他内心极为矛盾复杂，怎能使他不伤心呢？

　　第三次哭是看到了马谡的首级以后，孔明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痛苦，大哭不已。这时蒋琬反而不懈地问：“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这时孔明又一次想到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而且这种过失在他来看来是不可谅解的。诸葛亮自从刘备死后，排挤了李严独掌大权，借助出兵伐中原之机，极度敛权。本想脱离了刘备阴影，可以自己随心所欲了。哪预料出师不利，刘备死前特意叮嘱诸葛亮说：“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诸葛亮没有引起足够地重视，把守街亭的这一重要使命委任于他，诸葛亮差一点自毁前程，这次哭是一次反思，是一次追悔！

　　诸葛亮哭周瑜、哭马谡，他是在买人心，假道义，贼喊捉贼。作为一个政坛混荡的老手，他善于运用表象伪装自己。曹操除了三笑也有三哭故事，他一哭是哭他全家被陶谦所杀，谁人没有父母，曹操此哭可说是真心的哭；二哭是哭典韦，当年曹操引兵讨伐张绣，误中张绣奸计，身陷重围，典韦梦中惊醒后，“奋力向前”，死战不退，血流满地而死，曹操得以脱险。曹操整顿军队，击退张绣后，立即祭奠典韦，并亲自哭而祭之。第二年，曹操再次引军至宛城攻击张绣，曹操忽然大哭，还说，我随痛失长子，爱侄，但我唯哭我大将典韦。这一哭是收买人心的哭；三哭是赤壁失败哭郭嘉，“若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此哭是掩饰自己的过错又羞辱众谋士的无能，当然他应该不会忘记曾经荀彧等人提醒过曹操东吴的诈降，连环，与东风的事，但是曹操没有听从，这哭是掩饰自己的过错并且也暴露出他的虚伪狡诈。

　　习凿齿评诸葛亮说“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习凿齿认为诸葛亮不够称为智者，但他没有看道诸葛亮虽然不是有智之人，却是个有谋之辈。单看他用几滴眼泪就能哭出个贤臣孝子的名声，也是达到了杀人不吐骨头的“巅峰境界”。

　　世界上本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生活在红尘俗世的人。无法逃避生活带来的喜怒哀乐。当生活中有了快乐有了痛苦，不必刻意掩饰自己，只有用自己的真心、真性、真感情去面对生活，大声痛哭，大声欢笑。真情表白自己，才不失为一个人。

　　拉打结合

　　封建王朝走了两千多年，两千年中每一个王朝都面临过设立储君即封太子之事。太子是一国的储君，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天下的根本。选立太子虽然十分艰难，常令在位的皇帝繁忙之外平添烦恼，但再艰难、再烦恼也要选立。每一个在位的皇帝都要在有生之年确立太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皇帝的职责，也是江山社稷所必须的。诸葛亮针对立储之事有什么样地表现呢？

　　中国历朝历代都讲究预立太子。预立太子实际上就是稳定人心，因为皇帝一旦有什么不测，不至于为继承人而发愁，也不至于因此而发生政变、火拼，使政局动荡不安。预立太子是统治所需要的。即便皇帝没想到或暂时不考虑，群臣也会纷纷上疏，提醒皇帝早立太子，特别是在皇帝染病、身体虚弱，或是长子、嫡子有了，皇帝却眷爱宠妃之子等等情形下，预立太子的呼声常会演变成朝廷政议风波，严重的会使一大批朝臣被贬逐和辞官，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第三编(4)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其依托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制。在王位的继承问题上，早在周代就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即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妻长子，至于这位嫡长子贤与不肖，无须考虑;如果嫡妻无子，就只能立庶妻中级别最高的贵妾之子，至于被立者是否为庶子最年长者，也不在考虑之列，这就是《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的“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历代太子的选定和册立，历朝都有一套制度，《春秋》说：“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所谓“立嫡以长”，就是说，如果有嫡子，那么要立长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选择皇太子的方式是“立子以贤”，就是说，要看诸位庶子的德行而定。

　　皇太子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本人，拥有自己的、类似于朝廷的东宫。东宫的官员配置完全仿照朝廷的制度，还拥有一支类似于皇帝禁军的私人卫队“太子诸率”。由于皇太子有极大的权力，所以往往和皇帝发生冲突，从而导致被废或被杀。例如汉景帝废栗太子、汉武帝诛杀卫太子等；而力量强大的皇太子由于不满皇帝的约束、也会有叛逆、乃至弑君。前者如卫太子不满汉武帝宠幸佞臣江充、发东宫兵欲诛之；后者如隋高祖的第二任皇太子杨广弑其父。另一方面，由于觊觎皇太子的储位，皇帝的儿子们往往相互倾轧、甚至兵戎相见，这样的例子就更加平常了。

　　就三国时期而言，因立嗣而诱发的悲剧就屡有发生。袁绍的覆灭虽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但整个袁氏集团最终被赶出历史舞台，主要原因之一还是袁绍在临终前的决策，即立幼子为继承人，这样一来导致了袁谭、袁尚同室操戈，从而被曹操分头歼灭。刘表重蹈袁绍之覆辙，遂使荆州落入他人之手。曹操为立嗣之事也曾大伤脑筋，但鉴于袁绍的教训，他最终还是立长子曹丕为继承人，保证了身后政权的稳定;即使如此，也种下了兄弟相残的祸根。被称为聪明之主的孙权，晚年也同样在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问题上迟疑不决，以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最终被迫废掉孙和，赐死孙霸，另立年仅八岁的幼子孙亮为太子，这直接导致了吴国的衰亡。

　　刘备似乎没有设立储君的烦恼。他有四个儿子，刘封为长是义子；亲生儿子老大刘禅、老二刘永、老三刘理。刘备先收刘封为养子，后来又有了刘禅，论资格，两人都可以做刘备的接班人。那么应该谁来做呢？对刘备来说，当然希望是自己的亲骨肉刘禅，按正统的观念，立刘禅也名正言顺。因此，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时，就毫不犹豫地立刘禅为王太子。这也无什么奇怪。可义子刘封后来却被刘备莫名其妙给杀了。刘封为什么被杀了呢？

　　据《三国志》载，“刘封者，本罗候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所在必克”。由此知，刘备收寇封为义子，一是此时尚无子嗣，再就是刘封确有过人之勇，为用其才。

　　《三国演义》述刘封因听信孟达之言，不救关羽麦城之难，至关羽被俘遭害，其实历史与之有所不同。《三国志》记述，“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达，即孟达。据此，关羽是在未败之时，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述“水淹七军”之前，召刘封、孟达助攻樊城和襄阳，而并非败走麦城之时。此时正值刘封、孟达攻上庸之战结束不久，此役中太守申耽举众降蜀，先主封申耽仍为上庸太守。刘封辞关羽调兵以“山郡初附，为可动摇”就是指此而言，也并非没有道理，何况申耽与其弟申义后又确实叛反降魏。关羽刚愎自用，孤军深入，本就是取败之道，呼刘、孟也只为助攻，因此，关羽之败实与刘封关系不大，甚至可说无关。

第三编(5)

　　直到后来申义叛反，刘封败归成都。“先主责之侵凌达，又不救羽”，即刘备责备刘封与孟达不和，至其降魏，同时又恨刘封不救关羽。但主要还是因“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御制，劝先主除之”，刘封最终被赐死。

　　刘备责备刘封，并没有要杀刘封之意。因为刘备清楚孟达叛变虽然跟刘封有关系，但是并不是他逼迫的。至于关羽之死也与刘封无关。刘备说他也是表面上训斥一番，毕竟出了这事，无论如何得有人担但责任吧！可是诸葛亮却不这样想。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诸葛亮认为：刘封刚猛，又有能耐，一旦这辈人不在了，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可以掣制，因而杀之，用今天的观点看，这其实是将假想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大概刘备、诸葛亮也不能预先看到了刘禅日后到底如何，想尽量为其做好铺垫。这时的诸葛亮肯定没有预见到后世蜀汉会良将匮乏，假如不杀刘封，以其为刘备义子之亲，未必不是后主刘禅的左膀右臂。

　　也有人提出古人立储君忌“废长立幼”，是刘备怕刘封年长于刘禅，若立刘禅恐犯立储大忌，于是借机杀掉刘封。其实不然，纵观西、东两汉，只有忌“废嫡立庶”之说，刘禅本为刘备正室嫡亲之子，立之合乎情理，刘封不应有所怨言。

　　诸葛亮劝杀刘封，只是因为他怕刘封过于刚猛，怕将来难以制驭。这只是诸葛亮一家之言，难服大众。刘封既死，后事只能去臆想，我们不知道刘封将来是否真的会对后主刘禅朝廷构成威胁，但哪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恐怕除了神仙谁也说不准。诸葛亮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刘封，是否和秦桧毒害岳飞有相似之处呢！当然诸葛亮生活的朝代比秦桧早多了，但是此类杀人伎俩却是不分朝代的。

　　后人只能听信诸葛亮说辞。可要是大胆猜测，也能看出诸葛亮主张杀死刘封，是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刘封是员大将，有勇有谋，如果刘备死后，不管是立谁为王，刘封绝对是个得力助手。现在立了刘禅，根据刘封与刘家的关系，必定刘禅在以后朝中会依赖刘封。这与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差不多。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可是一心想大权独揽的诸葛亮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趁现在刘封犯错误的机会，顺势杀死他，解决了后顾之忧，并且还能在刘备面前献媚邀功。

　　诸葛亮对于勇猛的刘封是“落井下石”，而对于刘禅的态度更多的却是拉拢。《三国志》中裴松之注讲：“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傅是一个官职，即太子的老师，极受尊重，太子要对他行师徒之礼。往往太子的师父也跟太子的关系很好，属于一个利益集团。例如商鞅变法时，受到众多人的抵触。其中有当时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反对，以迎合当时的权贵，太子年少无知触犯新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诸葛亮作为刘禅老师，当然想方设法要维护刘禅利益，维护他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力，《诸葛亮集》载刘备给后主的遗诏提到：“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从上面话里看出，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评价，是他有意在刘备跟前说刘禅的好，时时影响刘备注意刘禅。另外在《与杜微书》中诸葛亮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更加看出诸葛亮内心意图就是要辅佐刘禅当太子，以后当皇帝。

　　诸葛亮拉拢刘禅，打击刘封，致使刘封被冤杀。《刘封传》记载，刘封死后，刘备也曾“为之流涕”，可能他也愧疚，毕竟刘封罪不当死，只凭一个“莫须有”罪名为依据，这样逼死他，未免过于残酷。

　　巧取豪夺

　　俗语有“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之说。自从诸葛亮隆中把三分天下局势确定下来后，刘备集团始终在谋求荆州的控制权。终于在赤壁之战中寻找到机会，刘备、诸葛亮集团背信弃义，阴谋夺得荆襄地盘。那么刘备为什么不还荆州呢？诸葛亮又是如何帮助刘备夺取地盘的呢？他们是如何面对东吴天天要债的逼迫呢？

第三编(6)

　　崔浩曾在《典论》中讲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

　　早在诸葛亮未出山前，在隆中就已经跟刘备说好了。刘备目前急需的问题是寻找一个落脚地，这个地方选在了荆襄地区。开始时荆州为刘表占据，刘备念其是同宗，拉不脸来攻打他，直到刘表死后，赤壁之战时刘氏集团才有了机会。

　　荆州地理位置优越，乃兵家必争之地，正如诸葛亮所分析的：“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

　　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呼？在襄阳呼？抑荆州呼？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便利》中论到：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刘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自曹操被赤壁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即留曹仁镇守江陵，自家搜罗残兵败将退回许都。曹操主力既去，荆州不免空虚，而乘胜追击杀到江陵的孙刘联军，也即暂时分道扬镳。

　　赤壁之战后，周瑜想一鼓作气，渡江拿下南郡，可是恰逢刘备此时也屯兵油江（公安）。他怕刘备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于是亲自到刘备营中试探虚实。诸葛亮为刘备出谋划策，告诉刘备只可对周瑜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信以为实，笑曰：“吾东吴久欲吞并汉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胜负不可预定。曹操临归，令曹仁守南郡等处，必有奇计；更兼曹仁勇不可当；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时任从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为证，都督休悔。”鲁肃踌躇未对。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

　　诸葛亮用言语先稳住了周瑜。周瑜毫无顾忌地去攻打南郡。正当周瑜筋疲力尽对付曹仁时，诸葛亮已经偷偷地夺下南郡，并用南郡的兵符骗取了荆州和襄阳曹军的信任，因而一举拿下周瑜一心想夺得的荆州和南郡两个城池。诸葛亮背信弃义，失信与周瑜。就这样，周瑜辛辛苦苦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被诸葛亮窃取了。

　　周瑜气愤不过，决定要攻打刘备据守的南郡，恰逢鲁肃赶到，劝住周瑜不可。“方今与曹操相持，尚未分成败；主公现攻合淝不下。不争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况刘玄德旧曾与曹操相厚，若逼得紧急，献了城池，一同攻打东吴，如之奈何？”鲁肃以大局为重，决定亲见刘备。

　　鲁肃本以为此次赤壁大战本是曹操领兵攻打刘备的，是东吴派兵帮助刘备摆脱困难，不管怎么说你刘备也不能反咬一口，夺我们的地方。可是到了荆州后诸葛亮却说：“物必归主。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侄，而取荆州，有何不可？”末了，诸葛亮又给鲁肃开了个空头支票，等刘琦死了再还给你们。

　　刘琦也是个不争气的主，贪恋酒色，掏空了身子，不久就去世了。鲁肃再次来要荆州，这次诸葛亮可露出了无赖嘴脸：“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且赤壁之战，我主多负勤劳，众将并皆用命，岂独是汝东吴之为？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江南一破，休说二乔置于铜雀宫，虽公等家小，亦不能保。适来我主人不即答应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细说。何公不察之甚也！”；“子敬回见吴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书，我翻了面皮，连八十一州都夺了。”

第三编(7)

　　诸葛亮理直气壮，连哄带吓，好像偷了人家东西还要让人家说谢谢，谢谢没有把家里的东西全偷尽。一席话说得鲁肃又缄口不语。上次给鲁肃开的是空头支票，现在又给鲁肃开一张，这次却是有纸有字了：“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

　　亏着鲁肃拿着文书先去见了周瑜，没有直接去见孙权，不然直接去见孙权，呈上诸葛亮写的如同废纸一样的文书。孙权还不气炸了肺，直接能把鲁肃给咔嚓了。老实的鲁肃差一点被诸葛亮害死。孙权认为这只不过是诸葛亮的托词而已，于是不断派兵骚扰刘备属地，给刘备造成很大的麻烦。

　　刘备夺得西川后，并没有把荆州还给孙权，于是张昭向孙权献计让诸葛谨去和诸葛亮打交道，并扣押了诸葛谨的全家，声称如果要不回荆州就杀他全家。面对东吴的办法，诸葛亮、刘备、关羽三人共演了一台戏，诸葛亮避门不见，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谨去荆州跟关羽要三郡时，关羽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给回绝了。诸葛谨在跑回西川找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谨再次找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急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诸葛亮与刘备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于东吴。每次寻找各种借口，回避问题，好像被欠东西的东吴，成了要账的是“孙子”，欠账的反倒成了“爷爷”了。诸葛亮这一做法，终于惹恼了东吴，抛弃了孙刘联合，转而投向曹操，才使得关羽败走麦城。

　　诸葛亮的做法不值得宣扬，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评论的那样：“那时候到达成功的常则和时代变得较稳定后的成功常则是不尽一样的，因为像那种凶残和不讲信义的行为假如在18或19世纪，会让人丧失成功资格，当时却没哪个为之感到感慨。”尽管罗素说的不是诸葛亮，但是他的话也还是能够运用到诸葛亮身上的。

　　诸葛亮一心想从荆州起家，连哄带吓地骗了荆州，却是最终也是因为荆州的问题，破坏了初定的孙刘联盟。卡内基说：“与人订约，你等于已取得他人的信任，如果你不能信守，你就等于从对方那儿不告而取———倒不是偷取他荷包里的钱财，而是窃取他的时间，一种他失去后永不能复得的东西。”而像诸葛亮那样不讲诚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取的。

　　左右逢源

　　民间有句俗话：看一个人是否机灵，叫有“眼力见儿”。它的另一种解释是能够看清形式，左右逢源。官场不好混，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稍有不慎，可能万劫不复。诸葛亮处在刘备营中，他是如何对待刘备与众多大臣的呢？

　　西方有个哲人曾经这样比喻人的知识与修养。他说：每个人就像数学符号里的圆，人的知识好比是圆的面积，人的修养好比是圆的周长。面积越大的圆圈，周长与外界的接触面积也越大，所以，也就越发知道外界的广博无垠。因此，知识越多的人越谦虚。而面积越小的圆圈，周长越小，与外界接触的面积也越小，就越不能知道世界的广博，所以，越是无知的人，就越是骄傲狂妄，越是自以为是。

　　处于官场中的人们应该更能很好地理解做人与做官的含义，知识和修养的蕴涵。

　　中国人确实太复杂了，世情复杂，人心复杂，办事复杂。许多事情本来应该很简单，但在中国就变得很复杂了。譬如说谈生意，谈生意就是谈生意，但在中国通常是先设宴席，不醉不散。会喝酒的还算侥幸，不会喝酒的会被灌得人仰马翻。你说不会喝酒，对方就说你瞧不起他，于是得喝；你在酒醉中还残留一份理智，拒绝再喝，对方就说你没有诚意，于是得喝；你实在不能喝了，对方却还有许多高招，直到你酩酊大醉。酒到三更，席终人散，生意却是只字未谈。几天过后，被请的再设宴席，又是酒到三更，又是只字未谈生意。或许两场宴席能使你跨过人情大关，或许还有几场宴席要你奉陪，而后边的路还很漫长。倘若你天真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好办”或者“很快就办”而不采取送礼之类的手段，就很可能熬到你熬不下去的时候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