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14)

　　诸葛亮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的确与晏婴如出一辙，均为一丘之貉，都称得上是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却历世享有“贤相”的美名。在权谋至上、智谋崇拜的文化氛围中，野心家和阴谋家会得到广泛的尊敬和崇拜，晏婴、苏秦、张仪、诸葛亮、司马懿等等之流比比皆是。他们的阴谋奇诡经过一代代的鼓吹和学习，已经像毒品一样注入了一些人的血液里。也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向是“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智谋至上的逻辑，在乱世中谋得统治、夺得政权，凭借的常常不是道德，而是权术、伪善与诡计。

　　欲擒故纵

　　诸葛亮通过毛遂自荐认识了刘备，刘备也通过徐庶、司马徽等人介绍知道了诸葛亮。可是当刘备决定请诸葛亮时，诸葛亮却躲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

　　欲擒故纵本是《孙子兵法》中的计策。《孙子兵法》第十六计中云：“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翻译过来就是：逼得敌人无路可走，他就会反扑；让敌人逃跑则可消减其气势。追击敌人时紧紧跟随而不逼迫，以消耗敌人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待敌人溃不成军时再捕捉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需，有孚，光的道理。故意先放开他，使他放松戒备，充分暴露，然后再把他捉住。（需，有孚，光：语出《易经·需卦》。需，卦名。本卦为异卦相叠（乾下坎上）。需的下卦为乾为天，上卦为坎为水，是降雨在即之象。也象征着一种危险存在着（因为“坎”有险义），必得去突破它，但突破危险又要善于等待。“需”，等待。《易经·需》卦卦辞：“需，有享，光享”。孚，诚心。光，通广。句意为：要善于等待，要有诚心（包含耐性，就会有大吉大利。）

　　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名将石勒闻讯后，打算消灭王浚的部队。王浚势力强大，石勒恐一时难以取胜。他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说，现在社稷衰败，中原无主，只有你威震天下，有资格称帝。王子春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得王浚心里喜滋滋的，信以为真。

　　正在这时，王浚有个部下名叫游统的，伺机谋叛王浚。游统想找石勒做靠山，石勒却杀了游统，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一招，使王浚对石勒绝对放心了。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粮食，王浚不顾百姓生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亲自率领部队攻打幽州。这年4月，石勒的部队到了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他突然被石勒将士捉拿时，才如梦初醒。王浚中了石勒“欲擒故纵”之计，身首异处，美梦成了泡影。

　　要说石勒算是很会用这个计策的人了，可他还是比不上诸葛亮，不说诸葛亮用的时间比他早，但就灵活性上诸葛亮就比他技高一筹。诸葛亮把孙子兵法灵活地运用到自己出山宣传策略上，制造声势，欲进先退，欲扬先抑。

　　刘备三顾毛庐时，其弟曾歌；“凤凰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士伏于一方，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很明显，诸葛亮的隐居，不是避世，而是“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分天下”，“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拂袖而归。”他不仅因受“三顾”之恩，不容不去，而且自身也早有出世的准备。基于对“三分”的认识，事前绘制的西蜀五十四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井坊当年就采取这一策略，水井坊的广告干打了数月，可是市场上愣是不见水井坊酒的影子，不仅吊足了销售商的胃口，连酒民也跃跃欲尝而不可得。水井坊高调隐居之后，突然下山，再加上人家本来就不错，一下子就打开了销售局面。诸葛亮实施的计划实质内容就是想出仕，但是自己又不能亲自标明自己的想法。说的狠点儿他是“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可有难度了。还是唐僧说的话：你要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世人可不这么看。而是：你要你就不会说的嘛，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的嘛。于是一个“凡三往”，一个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出山了。这个用俗话讲就是“吊你胃口”。

第一编(15)

　　诸葛亮看透了刘备求贤心切，他有足够信心，肯定他能搞定刘备。隐居襄阳十载，诸葛亮始终以名士自居、隐士标榜，给世人感觉请他出山是一个不可行之事，可他的才智又使求贤的人欲罢不能。世人有个不好的坏毛病，越是不允许做的事情往往越能引起人们注意，越是遮遮掩掩，人们越有弄明白真实情况的强烈愿望。

　　刘备通过徐庶的推荐，辗转知道了有诸葛亮这个人。《三国演义》中写到徐庶被迫离开刘备投奔曹操，临行之前说：“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刘备当时并不知道还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当然也没放在心里。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刘备说了这句话也就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徐庶紧跟着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顺便还把诸葛亮的家世简单介绍了一下。不说别的单单看能跟吕望、张良两人相提并论，此人决非凡类。玄德曰：“昔水镜先生曾为备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龙、凤雏乎？”庶曰：“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经过徐庶一通忽悠，刘备感觉不亲自去请诸葛亮，都对不起自己了。

　　诸葛亮这一招很是奏效。抛出徐庶打一前站，紧接着又找出第二个重量级人物司马徽。本来刘备徐庶的话也有些吃不准。现在来了个名头更响的大腕儿，问问他吧。玄德曰：“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徐庶和司马徽都说诸葛亮之才能直追姜尚、张良。这下更坚定了刘备信心：非诸葛亮不请。

　　诸葛亮欲擒故纵、吊人胃口计谋到这已经是定局了。可他并没有立即收手，而是连环实施，刘备越想见他，他就越躲着不见他。刘备来到隆中，首先让他看到的是农夫唱歌，歌词有道骨仙风的味道，以当今社会用人标准衡量，这个农夫不是诗歌专业四、六级毕业，也得是一个本科毕业。后来刘备有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老丈人黄承彦。从他们不同寻常的举止映衬诸葛亮自己的更不寻常。

　　刘备前前后后来了三次，三次之后才见到诸葛亮，真有点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刘备此时已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间，晕头转向也忘了一句老话：赶上门的不是买卖。

　　名人效应

　　凡人想要出名的愿望大约总是相同的，可出名的方式却千差万别。世间虽有陶渊明之辈急流勇退，归隐田园，视功名如粪土，但从其坎坷经历中仍依稀可见，他们曾有过在名利束缚中苦苦挣扎过的痕迹。诸葛亮也躬耕南阳，吟啸山水之间，他没有陶渊明的闲逸，也没有陶渊明先官后民的经历，那他为的是什么？

　　太史公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言“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要想出名，要想提高身价，就得寻找方式。借助外力，抬高自己，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攀龙附凤”，是自古通行借助外力成名的捷径。扬雄在《法言·渊骞》中，对此曾有形象的描述：“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不可及也。”

　　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就是一个善于钻营者。这位阳翟富商，眼光堪称远大：当年秦公子子楚在邯郸作人质，“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他认为这个人奇货可居，日后一定能有用之处。及早攀上这个“龙“，可为日后丰厚回报。

第一编(16)

　　他资助子楚以重金，并入秦贿赂、游说华阳夫人，终立子楚为太子嗣。他还献上有身孕的宠姬，把子楚照顾得舒舒服服。宠姬既为子楚所纳，也就是培养了一只“凤”，以后附上去，想来也不费力。

　　吕不韦真有算计，攀龙附凤，一箭双雕，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日后子楚与嬴政先后即位，均任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号曰文信候，风光无限。对此，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批道：“大贾买得皇帝。又买得个皇帝儿子。大奇。大奇。”

　　吕不韦这样的好事，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没有龙凤可攀可附，降低一个层次“结交权贵”，同样可以成名。孔子周游列国，靠攀龙而成名后，颜回就攀了孔子这个贵，拜了孔子为师，并因了孔子的肯定，其勤学之美誉才得以流传千古。事实上，世间勤勉之人何止颜回一个？而声名远播者几何？

　　诗仙李白，初出道时就四处请托，拜谒官宦。他的名作《与韩荆州书》，对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极尽奉承：“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说得妙极了，本意是要靠韩朝宗推荐，得个一官半职，却说成仅愿拜识阁下而已，即使封个万户候也不稀罕。

　　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七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六个是行伍出身，唯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最终跻身总统宝座。

　　徐世昌，清咸丰五年九月（1856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勤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

　　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处籍贯大做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辊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得到同乡的帮助。

　　诸葛亮为了出名，抬高身价，也走结交权贵之路。他首先在南阳入手，因为南阳是东汉极为重要的地区，各地豪强流落于此，汇集在庞德公周围，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诸葛亮用联姻的形式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并凭借自己官宦世家的门第和卓越的才华，结识了徐庶，庞统等人。

　　诸葛亮与黄承彦的“黄头黑色”丑女结婚，也是因为黄即是襄阳豪强蔡瑁的姐夫，又与荆州统治集团刘表是连襟。用同样的方法，诸葛亮把大姐嫁给了在荆州颇举影响的蒯氏家族。结交一些有颇影响力朋友如司马徽、徐庶、崔平州、石广元。此外诸葛亮还十分注意与一些失势豪强联系，以留后路。这样，诸葛亮当时便成为与荆襄地区各路豪杰有密切联系的大人物。

　　诸葛亮联系的这些人，对他的发展可说是如虎添翼。他们处处给诸葛亮制造声势，扩大影响力。诸葛亮专捡高枝儿攀，经过这些人的追捧，身价倍增。刘备想不请都不可能了。

　　徐元直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司马徽说：“以某比之，譬尤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第一人也”。一个有声望的人即使是平淡的一个“字”给了你，要比一千个普通人长篇大论地给予的赞辞更有威力。

　　清政府的官场中历来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军机大臣左宗棠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左宗棠有个知己好友的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他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跑到北京来找左宗棠。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一提出想让他写推荐信给福建总督时，登时就变了脸，几句话就将黄兰阶打发走了。

第一编(17)

  　黄兰阶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他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他让店主写柄扇子，落了款，得意洋洋地摇回福州。

　　这天，是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张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总督见了很奇怪，问：“外面很热吗？都立秋了，老兄还拿扇子摇个不停。”

　　黄兰阶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说，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我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

　　总督吃了一惊，心想：我以为这姓黄的没有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任命他实缺，不想他却有这么个大后台。左宗棠天天跟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他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第二天就给黄兰阶挂牌任了知县。

　　黄兰阶不几年就升到四品道台。总督一次进京，见了左宗棠，讨好地说：“宗棠大人故友之子黄兰阶，如今在敝省当了道台了。”

　　左宗棠笑道：“是嘛！那次他来找我，我就对他说：‘只要有本事，自有识货人。’老兄就很识人才嘛！”

　　黄兰阶能够官拜道台，是以左宗棠这个大贵人为背景，让总督这个小贵人给他升了官，实在是棋高一招的鬼点子。

　　诸葛亮借助他精心策划出来的形象，抬高自身，包装自己，以次等品充当上等货抛向刘备，达到他出仕目的。

呵呵，诸葛亮是不是上等货不敢说，但肯定不是次品。刘备和左宗棠更没有可比性。诸葛亮还是有本事的，只是个如何度量的问题。反过来说，人家那叫“宁为鸡头勿为凤尾”嘛。

这可不代表楼主的观点哦.我只负责转一下,大家各取所需吧

呵呵，梅朝荣是何方神圣啊？

引用:

原帖由 xd1205 于 2007-8-4 21:17 发表
呵呵，梅朝荣是何方神圣啊？

不知。

　第二编（1）

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宋朝司马光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李邈

　　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多此一举

　　三国鼎立，战火连天，统一的东汉分崩离析，无辜百姓被卷入争夺利益的漩涡。乱世之中，诸葛亮“挺身而出”，以恢复汉室为目标，以辅佐刘备为己任，投入到这场利益争夺战之中。诸葛亮能有恢复汉室的能力吗？面对战乱的天下，他有出山的必要吗？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一生追随孔孟之道的文人始终没有满意答案，孔子告诉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既然圣人都说了读书就是为了做官，那就去做官好了，可是官场险恶，孔老父子告诉的君子之道在这里又行不同，那还是不做官好了，可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吗？围绕着出仕还是归隐，这个矛盾成为中国文人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

　　诸葛亮，虽然是学术很杂，但是毕竟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同样也有这样的烦恼，不过他作出的抉择却很快，毅然决定辅佐刘备，出山立功。他的选择是对的吗？他有出山的必要吗？

　　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一个处理好出仕与入世关系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直被推崇。可他也是因为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才退而求其次。“竹林七贤”的古怪做法，名义上是不想与世上俗人打交道，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视线内，别人想不知道都难。他们不想出山吗？如果说不想那一定是假的，既然想，为什么不出山呢？恐怕答案只有一种最合理，就是他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气候不适应他们。暂时条件下，他们没有出山的必要。

　　孔子是反对隐居不仕的。因此他就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仁政”思想，途径坎坷与磨难。但各国国君都不采用他的意见，所以有“道之不行”之叹。错误不在思想上，而在人身上。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文学艺术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战争纷繁时代，各个国家对武工有着狂热的嗜好，孔老夫子此时出售自己思想，无疑于对牛弹琴。

　　《论语》中就记载了隐士对孔子出山的讥讽：

　　楚国有一个狂人，是个赶车的，从孔子车前走过，高声唱道：“凤凰啊凤凰！前途缘何迷茫？过去的已无办法，将来还可以希望！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官员都是一个样！”孔子赶忙下车，想和他谈话。楚国狂人赶快走开了。孔子没能如愿。

　　还有一个说：长沮和桀溺正在田里耕地，孔子刚好经过。让子路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那位手执缰绳的是谁？”子路说：“姓孔名丘。”“是鲁国那个孔丘吗？”“是。”“那他怎么不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于是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我是仲由。”“鲁国孔丘的弟子吗？”“是的。”“违法乱纪的，比四只腿的蛤蟆都多，谁能去改变？你们是想跟从躲避坏人的人，还是想跟从躲避坏世道的人？”埋头不再说话，只顾做活。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满面怅然：“鸟兽不能和它们在一起生活，除了这些人我们还能跟从谁？倘若河晏海清，我还坚持要改变么？”

第二编（2）
　　孔子背负如此思想，周转于列国之间，说他是逆天而行，有些夸大，归结为不识时务应该有点靠谱吧！真正能够看破出仕之路的可能只有严子陵一人做得最好了。

　　据《后汉书》记载：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博学多才，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至光武即位（公元25年），严光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其贤，慕其才，命画工绘像，令人各处寻访。后有人奏报，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光武帝知是严光，乃备车造使、往返三次召请，严光才到洛阳见帝。光武帝闻严光已到，特命就舍北军。妥给床纁，使太官朝夕进膳并亲往其舍访严光，面授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

　　光武帝问他，何故不肯相助治理国家，严光笑笑说：“从前唐尧是有道贤君，想请巢父帮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认为耳朵都脏了，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告别光武帝，仍回富春山隐居，耕田垂钓，终生不仕，年过80而逝。后人为追慕其贤，称此处为严子陵钓台。

　　诸葛亮出山前他的朋友崔州平就认为他此时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经平定中原，唯独长江以南地区尚被孙氏家族控制着。其他地方的领导者全无能力与曹、孙两家抗衡，如说是曹操或是孙权有统一天下的能力，也不是不可能。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荒淫无道，老百姓的生活本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黄巾军起义一来，诸侯争权夺地，战乱频繁，人们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曹操曾经写一首诗歌，描述当时社会一个真实写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简直是惨不忍睹。百姓生活濒临死亡边缘。他们对统一的社会梦寐以求，朝夕相盼。至于由谁来掌握政权则是无关紧要。

　　不管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孙权独守一方，其实汉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刘备打出汉氏宗亲的旗号也只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恢复汉朝而起兵，为恢复刘氏王朝而打仗，说白了还不是刘备为了一己私利。恰如《鹿鼎记》中韦小宝说的一样：“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为了拿回无数的银子和女人，反不反清只是脱了裤子放屁。行了，大家聪明人，说实话就行了。”

　　曹操平定了北方，继续南下，大有一举吞并孙家天下之势。此时的刘备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了捞到战争好处，积极投身这场战争中，平白无故地加大了战争波及范围。置黎民百姓死活于不顾。无形中也推迟了统一天下局势的形成时间。

　　可是历史的车轮是停不下的，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始终是在弱势中发展，尽管是称为帝王，根据其势力判断，也只不过是一个据守一方的诸侯耳。等到这中弱势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集团也就会被强盛者所取代。

　　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动乱的社会百姓遭殃，统一的趋势无力可挡。诸葛亮想做管仲、乐毅之徒，图费心神。实在是没有出山的必要。

　　逆天而行

　　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每个国家、每个集团、每个个体最普通、最平凡的愿望。国家要统一，不要分裂；家庭要团聚，不要离散。历史的车轮始终不停地向前运转，它把分裂地统一，把离散地团聚，这是一个无法人力改变的规律。诸葛亮恰恰在历史的规律将要把分裂的东汉统一时“闪亮登场”，宋朝司马光曾说过：“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他是不是逆天而行呢？他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被人忽视的情节：在刘备寻访诸葛亮时，遇到了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劝他不要请诸葛亮出山。

第二编（3）

　　虽然崔州平说得不够准确和科学，属于一种辩证的朴素历史观，但也有些道理。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看问题非常客观、清醒的人，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当时正是由治世进入乱世，汉室气数已衰，民心已散乱，在野心家层出不穷的乱世中，如果刘备想凭借诸葛亮一人之力挽汉室地倾颓，行补天之道，未免太艰难了，如果硬要去做，那也是“徒费心力”，与历史规律对着干，必然也会受到历史规律地惩罚。

　　然而，刘备把诸葛亮看成神一样，再加上诸葛亮自己不把“天道”放在眼里，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较蔑视，总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就像是大跃进时喊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想要完成统一大业，以魏国之强，都是艰险之事，尚以蜀国之弱，谈何容易！宋朝司马光曾这样评论诸葛亮：“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地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推动社会地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地发展。在诸葛亮隆中高卧的这几年时间里，天下大势发生了剧烈地变化，东汉政权在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的冲击后摇摇欲坠，各路英雄豪杰便在这乱世之中纷纷而起。

　　以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来看，曹操自“携天子以令诸侯”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最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牲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成为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积极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和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全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此外曹操还有大片地盘作后盾。

　　东汉分十三州：冀、幽、青、并、司、兖、豫、徐、交、扬、荆、益、凉，后又分出雍州，三国时蜀汉占据益州，东吴占据扬州、交州、荆州（偷袭关羽，从蜀汉手中夺得），其余九州均为曹魏占据，其中，荆、扬长江北部亦属魏。东汉十三州中的大部分尽被曹操所占据，谋臣如云战将如雨的曹操，势如猛虎。

　　由此看来，在赤壁之战前，曹操已经占据了最重要的“天时”，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北方地广物博，兵强粮足，对南方已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南方的孙权处于相对弱势。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眼看着就要被曹操所吞并，国家面临着即将统一的历史形势。谁知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于心不甘的刘备在走投无路时请出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当然更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他舌战群儒，详细分析并预测了联刘抗曹的必胜结果，并劝孙权“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于是，孙权才与鲁肃、周瑜商讨再三，决定联刘抗曹，孙刘联盟才开始建立。

　　当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后，在曹操和孙权对峙的两分天下中又分得了一杯羹，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滞，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之后，暂时三分天下的均衡状态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遭到了失败，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取得了胜利。这种分裂的局面，又造成了此后连年的征战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老百姓苦不堪言。

第二编（4）


　　另外，从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来看，这种三分局面的形成，虽然相对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局是一种历史地进步，但是，相对于秦汉统一，甚至吴魏南北对峙的局面而言，三国鼎立就是一种历史地倒退。并且，诸葛亮以兴汉为口号协助刘备争霸天下，就与历史进程相背离，这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这种“先三分后一统”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才智和功业、为了个人能够名传千秋，抑或是报一己之恩，在国家即将结束战乱，面临统一大好形势的时候，先破坏它的统一趋势，再发动不断的战乱和更多的流血来创造统一，希望能够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径。

　　众所周知，越早结束战争，才能使人民越早脱离贫穷和战乱的苦海。廖伦焰在《先三分后一统的反人民性》一文中说到：“‘先三分后一统’是在把中华民族往苦海的深渊里推，诸葛亮和历史上许多人一样，不是我要顺应历史干什么，而是我要历史按照我的意图怎么着，一切以我为核心，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表现。诸葛亮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了个人目的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他对于‘先三分后一统’，国家会增加多少内战是非常清楚的，分了之后能不能一统心里也是没数的……”

　　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一边用“联合”稳住地头蛇孙家，打着“讨贼”的统一战争旗号，而“美其名曰”的“统一战”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反统一的战争；在另一方面，又大骂强龙曹操是“汉贼”，让强大的对手在道德上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同时又以正统的地位自居，为自己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从而在民间煽动对曹操的仇恨，博取天下人的同情和帮助，正好解决了人才和兵源的需求问题。由此看来，不可不谓是绝妙的计策。史实证明，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胜利者孙氏家族，而是趁机喘气和趁火打劫的刘备、诸葛亮靠在战争中投机并且发家的利益集团。

　　“伐魏”，在当时和现在，都可以有数不清的理由，但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因为当时的曹魏，一不是暴君统治，二不是恶棍政权，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力量；而诸葛亮发动的战争其出师之名是“匡扶汉室”，打着“忠君”的旗号做着荼毒生灵、鱼肉百姓的祸事，然而，“匡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无非是为了自己权力版图的扩大、淫乱享乐的升级。更可悲的是，被他们祸害过的百姓，还在世世代代崇敬和爱戴着他们。谁都不愿否认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却又是十分愚蠢的。

　　当时的诸葛亮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因为只有加大战争的密度和长度，才能有钻历史空子的机会，才能满足自己“称王称霸”、“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野心，这就叫做“混水好摸鱼”。至于这样的乱兵横行，会损失掉多少无辜的生命，那不是他们所考虑在内的，甚至是他们所期盼的，因为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可以成为他们向对手示威的“功绩”和“筹码”。更令人切齿的是，诸葛亮在眼见大势已去的情形下，还不愿意悬崖勒马，还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成语自我标榜、自我粉饰。《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作为一位高明的领导者非常需要具备知人的本领，更重要是自知，只有这样才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

　　我们之所以把文天祥，岳飞等人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反抗的是侵略，与代表封建军阀利益的诸葛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用他们与诸葛亮相比较。王士在《冷血的英雄不要也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所赞美崇敬的英雄，应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关天培、吉鸿昌……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利益，置人民于战争的水火之中的野心家。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智慧，应是教人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幸福生存，愉快发展。可翻开历史，连篇累牍歌颂的，是一场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一个个毫无人性的杀人不眨眼的大屠夫。对杀人和争战抱着津津有味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心态，源于什么？”

第二编（5）

　　山川因诸葛亮的出世，多了一片片尸横遍野的焦土；人间因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多洒下一掬掬家破人亡的悲酸泪水。除了用如山的血肉给刘备集团的几个统治者及其后代造下安乐窝，对平民对社会，别说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就是从当时的人民大众的角度来拷问，诸葛亮的“三分天下”又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

　　还是用张养浩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道破天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贪天之功

　　三国时期，征伐不段，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其中赤壁之战堪为经典。诸葛亮巧借东风，孙刘联军大破曹操，至此奠定三国分立基础。《三国演义》把赤壁之战得的功劳全部给了诸葛亮，是因为他借的东风才烧的曹操大败。赤壁一战使诸葛亮威名远播，成为“顶级红星”。诸葛亮被奉为神人。隆冬季节他能借来东风，难道他真有通天之功吗？他真象人们说的那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曹操率兵五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进攻东吴。孙刘联军凭借长江天险，抗拒曹操。曹操兵士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水性。于是曹操采用庞统之策，船尾相连组成“连环战舰”。

　　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月明星稀，曹操在战船上横槊赋诗，踌躇满志。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凤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彧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矣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提备矣!”可见曹操还是考虑到天时的。

　　周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利火攻，急得他“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诸葛亮用“天有不测风云”一语，点破了周瑜的病因，并密书十六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见，对于火攻的条件，曹、周、诸葛三人都有共同的认识。

　　三个人对火攻集中一点在是否有“东风”上。那么为什么东风能为诸葛亮所借得，而周瑜、曹操却没有想到呢？周瑜为破曹之事苦思冥想，甚至忧闷成疾；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但曹操却笑着回答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看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气候的条件，只是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诸葛亮高卧隆中，长期生活在长江和汉水之间，对长江一带的气象变化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西北风只是气候现象，在气候背景下是可以出现东风，这是天气现象，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有东风。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照最多和得到日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却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

　　从赤壁之战中，长江江面盛吹东南大风，到后来曹军败走华容道又遇上倾盆大雨，这在天气形势上看来，当时很像是一次锋面气旋天气。

　　锋面气旋在我国，春季最多，秋季较少。它是一个发展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其中心气压低，四周气压高。空气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呈反时针方向旋转。所以，处于气旋前部(即东部)的地方，吹东南风；气旋后部(西部)，吹西北风。气旋内部盛行辐合上升气流，能造成大片降雨区。因此，当连续吹东南风时，往往预示天气将要变坏。天气谚语说：“东南风雨祖宗，西北风一场空”和“东风雨，西风晴”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第二编（6）

　　诸葛亮懂得天文地理知识，又长居襄阳，自然对该地区的天气状况了如指掌。他看到大家对这次天气变化都没有意识到，于是他就有欲盖弥彰的想法。他要借助这次机会显示自己，这才有了借东风之说。

　　诸葛亮为了把戏演好，大肆做了一次“鬼神表演”———筑坛祭天。古代时期人们本来就对鬼神有敬畏之心，经过他再偷天换日，给此次行动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果然刮起了东南风，而且风力很大。周瑜派出部将黄盖，带领一支火攻船队，直驶曹军水寨，假装去投降。船上装满了饱浸油类的芦苇和干柴，外边围着布幔加以伪装，船头上插着旗帜。驶在最前面的是十艘冲锋战船。这十艘船行至江心，黄盖命令各船张起帆来。船队前进得更快，逐渐看得见曹军水寨了。这时候，黄盖命令士兵起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得官兵，听说黄盖来降，都走出来伸着脖子观望。曹兵不辨真伪，毫无防备。黄盖得船队距离曹操水寨只有二里路了。这时黄盖命令“放火！”号令一下。所有的战船一齐放起火来，就像一条火龙，直向曹军水寨冲去，东南风愈刮愈猛，火借风力，风助火威，曹军水寨全部着火。“连环战船”一时又拆不开，火不但没法扑灭，而且越烧越盛，一直烧到江岸上。只见烈焰腾空，火光烛天。江面上和江岸上的曹军营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草船借箭以后，鲁肃曾问：“何以知今日有此大雾？”诸葛亮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就足见诸葛亮对外部条件的充分利用。

　　《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一出祁山后收降姜维，一路顺利。魏将曹真派人去西羌求救，西羌国王遂派十五万“铁车兵”夹攻蜀兵，蜀兵交战失利，来告孔明，时当十二月冬。孔明得知了羌兵的情况后对众将说：“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遂挖下坑堑，表面覆盖，任雪埋之，然后引诱羌兵追赶，结果铁车多滑入坑中，自相践踏，幸存者又被孔明伏兵冲杀，羌兵大败。

　　诸葛亮在战争中也利用过大雨天气来帮助自己取得胜利。《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写道司马懿率四十万大军进攻汉中，而当时汉中守兵只有区区十万，根本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魏军。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只派张嶷、王平二人引兵一千前往陈仓古道以挡魏兵。诸葛亮夜观星象，测定月内必有淋漓大雨。魏兵来时，大雨来袭，必能出奇制胜。

　　后来，果然是大雨连降一个月，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得睡，马无草料，以致魏兵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司马懿无奈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在这里，诸葛亮利用了大雨的天气，以少拒多，成功抵御了曹魏地进攻。

　　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发挥自己长处，本无可厚非。诸葛亮利用别人麻痹大意之机，抓住机遇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他不能借题发挥，固弄玄虚，喧宾夺主，把功劳全部贪婪地记在一人头上。

　　诸葛亮在祭坛借风时，命东吴军士按照星宿之位筑坛插旗，然后选定吉时沐浴斋戒、身披道衣，前来祭风，并叮嘱守坛的将士不可擅自离开，不可交头接耳，不可失惊打怪，在支开鲁肃之后才缓缓登坛，焚香于炉，一曰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弄得煞是神秘。

　　诸葛亮的行为让东吴的将士们感到甚是庄严而不敢有什么半点造次。而诸葛亮的目的正是要营造这么一种神秘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却在赤壁之战中坐享头功，而且可以在东吴将士还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找机会离开东吴，乘机和早在江边等候的赵云会合，离开充满杀机的东吴，求得全身而退。这一点，也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其实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借东风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好处。

　　诸葛亮登坛做法，故弄玄虚，神化自身，达到政治目的。这样一来，不但无限夸大了自己的功劳，还抢了周瑜和黄盖的统帅之大功，似乎火烧赤壁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诸葛亮做法得来的，众多大将和几万兵士们的出生入死全成了儿戏和过场。

第二编（7）

　　诸葛亮在南屏山七星坛上披发仗剑、踏罡步斗、施法术借东风的场面，使读者和观众几乎无法分辨诸葛亮有几分人，几分神，几分妖。

　　指手画脚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强调说过：“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一代枭雄刘备死了，他的儿子刘禅即位，新老交替后，摆在诸葛亮和刘禅面前有一连串问题。诸葛亮身为托孤大臣，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会如何处理好他与后主的关系呢？诸葛亮把自己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后主刘禅将会如何对待诸葛亮？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成为千古佳话。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

　　诸葛亮辅佐刘禅是以托孤大臣的身份行事。自古托孤之臣从来都没有老实过，从周公开始一直到清末的顾命八大臣，他们身上都有欺主的嫌疑。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辅政。《淮南子圯论》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

　　周公的这些做法让人怀疑，其中有召公和太公两个人的猜疑。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秘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从管叔、蔡叔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口号十分有合理性，因为天子的正统性是一面旗帜，是不允许随意取代的。所以这样做，曹操即可以在政治上有了合法性的保障，又可以掌握实权进行统治。各地以士家大族为基础的诸侯虽有意见，但也不好反对。要是此时篡位的话，便丧失了正统性，有可能重蹈董卓的覆辙。曹操虽然不篡位，但实际上已经位及天子，没有必要再冒天下风险来当什么虚名皇上。

　　对于诸葛亮来讲，走曹操老路还是一个十分可行的方略。刘备死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