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汉隶---从尹湾汉墓名谒木牍谈关于隶八分的一些问题
一、引言
隶变是今古文字的分水岭，也是书法笔法衍进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捩点。隶、八分名实关系、体用关系一直是书法理论和文字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历代的书法家、金石家和文字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唐代张怀瓘的《书断》，宋代洪适的《隶释》、《隶续》，元代吾邱衍的《学古篇》、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清代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清代顾南原的《隶、八分考》和方辅的《隶、八分辩》更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之作，但隶、八分的名实、体用关系仍没有得到解决。近现代学者钱玄同、魏建功、启功、裘锡圭、金开诚、丛文俊、华人德等先生都作过专深研究，尤以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和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两位先生均结合新出土材料对古代字体进行全面的疏理，新见解、新观点精彩纷呈，如裘先生认为“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时期”,“解散篆体、改曲为直”是隶书改造篆文的最重要的途径等。但两位先生对八分的认识不无商榷之处，如启功先生认为:“‘八分’为隶书的诨号”，“既有新隶字（按：指真书的雏形）于是旧隶字必须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以说‘准古体’或‘准雅体’”。[1] 裘先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把武帝中晚期看作隶书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前一阶段的隶书既可以称为早期的隶书，也可以称为古隶。后一阶段的隶书既可以称为成熟的隶书，也可称为八分”；“在宣帝时代的简上，出现了相当标准的八分书，如居延的本始二年（前72）水门燧长尹野简和敦煌五凤元年（前57）简等”。[2] 上述两位先生对八分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均认为八分就是汉隶。然居延二年简、五凤元年简和东汉晚期的华山碑、熹平石经及三国魏时的受禅表、上尊号奏等标准的八分书在形态上差别还较大，因而此二简上的字体应该还不能称之为八分书。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中刊布了十方名谒木牍（图一——图十），[3] 木牍上规整的八分书引起了笔者的重视。尹湾名谒木牍上的字体显然有别于五凤元年简上的字体，这两种书体应是隶书的两种形态，尹湾名谒木牍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隶、八分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二、尹湾名谒木牍字体的特点
1993年，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的尹湾汉墓被村民取土时发现。随后文物部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六号墓中出土了十方名谒木牍（编号十四——二三），第一方为东海太守级遣功曹史请墓主办事的名谒；其次七方是沛郡太守等官吏遣吏向已任东海太守功曹史的墓主请谒或问起居、问疾时所使用的名谒；后两方则为墓主人或遣吏请谒别人时所使用的名谒，除第二十二号木牍仅在反面书写外，其余均正、反面书写。木牍上的字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横平竖直，强化横画的汉隶（仅出现于第十八号木牍反面），这类字体风格上与五凤元年简、《鲜于璜碑》、《张迁碑》接近；另一类为突出挑捺、提按分明、左右对称若八字分布的八分书体。六号墓葬年代上限，专家推定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4]名谒木牍八分书体应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最具楷式意义的八分书，因而尹湾名谒木牍的出土对研究八分书的名称、起源及其形态就显得格外地有价值。
三、尹湾名谒木牍的宏观考察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我们考察字体的形成时也必须联系其前后发展的环境，才能得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答案。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考察尹湾名谒木牍八分书的形成原因及发展过程。宏观上，我们将尹湾名谒木牍重置于战国晚期、秦汉的隶书生成语境中去考察；微观上，我们将选取尹湾木牍上典型的八分字体，将其与相关时间段的其他出土材料的隶书字形作比较，来考察八分书的生成过程；最后笔者将在字形考察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八分名称、起源及八分的含义等作一疏理，以期揭示出“八分”书的本来面目。
二十世纪以前研究隶书的学者，只能看到石刻隶书拓片。传世的西汉刻石只有《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鲁孝王刻石》等五、六种，因而他们得出偏颇的结论在所难免，如康有为认为西汉时代“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5] 生逢当代的学者是幸运的．随着二十世纪大批秦汉简帛的出土，我们对秦汉六百年间（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隶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就使得我们可能有比前人更接近真理的认识。为了便于对尹湾木牍的探讨，我们根据简牍帛书的考古年代及其自身的纪年，选择有代表性的简牍将秦汉隶书的出土资料作一编年。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有据可凭，不会轻易被历史传说和后人的伪托之作所蒙蔽。考虑到东汉时期有大量碑刻拓片可寻，本编年资料重点放在秦至西汉这个时间段上。
未完待续,后面的我还没校对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