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和满老人开讲[ZT]
呵呵,有意思.题目是"把人民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和满
引言
同志们着急：
为什么许多同胞现在变得自私、麻木、堕落？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变得这样腐败？
为什么我们又建设了三十年，劳动人民的处境，仿佛回到了六十年前的旧社会？
为什么八十年来，我们没有打过一场失败的战争，现在落得要被人灭族灭种的地步？
我们怎么办？
我的名字叫“和满”，是个送报纸的老头儿。我来讲一讲自己的想法。我先说清楚，我现在没有党籍，没有军籍，不担任何领导职务，是名副其实的，靠送报纸谋生的老头儿，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也。人上岁数了，说话比较缓慢，要听我讲，就听我慢慢讲。这次讲话，我要搞“全天候连续轰炸”，精确制导、地毯轰炸我都需要。若有同志体力不支，精力不济，自行休息或自行退场皆可，不要拘于虚礼。
想听我讲的同志，都给我下个轰炸指令。
好！轰炸启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与动摇”。
以下，我讲六个问题：1 分清敌我友、2 敌我友的历史渊源、3 使命、4 “自由派”的未来命运、5 《物权法》是圈套、6怎么办。 一 分清敌我友
中国目前存在好几个阵营，一个阵营就是一派。
先讲清楚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当年在英国议会中，封建贵族代表坐右边，资本家代表与海盗代表坐左边。由于当时资本家与海盗反对封建特权，所以后来，把相对来说“废除特权”的政治派别称为“左派”，把相对来说“争取特权，维护特权”的政治派别，称为“右派”。需要指出的是，“左右”本身并不意味着哪派更符合人民利益。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若论左，毛主席是大左派。当年革命队伍在毛主席带领下，把“妖魔鬼怪舞翩跹”的旧社会改造成了“人民站起来了”的新社会。
若论右，毛主席是大右派。毛主席在建国前就明确表示要“独裁”，后来全国都由毛主席掌管。
毛主席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造福人民。反之，另一些人无论左还是右，都损害人民。
以下，我们先一起对当前中国各派做个划分。我在张宏良教授《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基础上谈，一致的意见，就不重复了。我谈六点不同意见：
（一）那个吹牛说自己是精英，靠掠夺中国人民发展起的派别，不应该被称为“精英派”。把他们称为“汉奸反动派”比较合适。此派派众在本质上大都是流氓混混，由于特殊历史条件而爆发。其中只有几百个具备合格的战术技巧。这几百个行家，才是此派中的精英。此派集卖国与反动于一身，是极右派。此派是我们的敌人。汉奸反动派背后的鬼子，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简称美帝。美帝背后还有个厉害的总鬼子，我会讲到。
（二）持自由化观点的那批人，不应该被称为“民运派”。称其为“自由派”比较合适。因为老左派、造反派也都赞同民运，甚至比自由派还重视民运。三派分歧不在于“是否支持民运”，而在于“什么样的民主”、“民运具体怎么进行”。自由派从来就不是个独立政治派别，也不可能成为独立政治派别。无论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还是在中国，自由派在历史上一贯都是给人当枪使的傻瓜派别。这是他们的信念造成的。他们扭曲了一些重要概念，并把扭曲的概念奉为信念。这个派别的思想，目前已经成为汉奸反动派的合理借口。对此不可回避。这次讲话，我将在“自由派的未来命运”部分，澄清被他们弄混乱的三个重要概念：“自由”、“民主”、“市场”。目前汉奸反动派中的一些人假扮成自由派，是为了拉拢更多的傻瓜给他们当枪使。自由派本是个无能的傻瓜派别，谈不上左右敌友，但目前被汉奸反动派利用，来对付中国人民。因此，自由派是我们的敌人。
（三）“老左派”实际比张教授估计的要强大。张教授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当代中国有很多老左派。此派坚决保卫华夏民族，坚决捍卫人民解放，坚决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
（四）目前正在思想文化上“革命造反”的那个派别，不应该被称为“新左派”，这个派干脆就叫“文化革命造反派”好了。这些年，不断有人对我们宣传：“我们必须坚决取缔文化革命造反派。”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天下为什么会有人，革命造反？因为老天爷最讲道理，有坏人造老天爷的反，大逆不道，不讲道理，做反动派。天下喜欢讲道理的一些人，就革反动派的命，造反动派的反。孟子用“民为贵”革命造反，哥白尼用“日心说”革命造反，达文西用“文艺复兴”革命造反，杰斐逊用“独立宣言”革命造反……。八十年前，老左派面对反动派疯狂屠杀，用枪杆子革命造反。毛主席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把天下反动派们的命全都革掉，以后就不用革命造反了；不用革命造反了，革命造反派就没了。这样的取缔，才是真正的“坚决取缔”。为了“坚决取缔文化革命造反派”，我们只好与文化革命造反派并肩作战，共同消灭反动派咯。目前文化革命造反派中，有“幼稚左派”与“成熟左派”。幼稚左派，是我们必须拉一把的战友；成熟左派，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
（五）张宏良教授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派别：“勤劳致富派”。这个派别靠贡献社会，而拥有了财富。例如，“打篮球致富”的姚明、“卖饲料致富”的刘永好、“收废纸致富”的张茵等等人。与汉奸反动派相比，他们并不算富有，之所以被推出来，是因为他们勤劳致富，他们的财富问心无愧，见得了阳光。汉奸反动派试图混淆视听，让中国人民以为现在致富的人都是勤劳致富，中国不存在强盗对人民的掠夺。中国存不存在强盗对人民的掠夺？中国人民根据切身的体会，自有公断。目前勤劳致富派，在黑暗的中国社会发展日益艰难，有些成员不堪压迫，已经加入了别国国籍，但他们的心，是属于中国的。划分左右不能仅仅看个人经济地位，还要看思想行为。欧文，用现在的话说是“打工皇帝”。欧文靠自己的部分职业经理人分红，曾在美国购买三万英亩土地，建立了十九个农场进行社会主义实验。恩格斯，是世袭资本家。欧恩二位比不过马列，但假如欧恩二位不算左派，我们有谁，还有资格说自己是左派？这派与广大群众共同受着压迫，同样希望能打倒强盗，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富裕。勤劳致富派是左派，是我们的朋友。
（六）“新左派”是一个统称。这个派别中有老左派、造反派、勤劳致富派、甚至有传统专制主义者、封建主义者、狭隘民族主义者。后三者按目前国际标准，应该属于右派。因为目前中国的汉奸反动派极右到了疯狂的程度，具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人，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几乎都反对汉奸反动派。所以国际标准的右派，目前在中国，相对中国的汉奸反动派都成了左派。 二 敌我友的历史渊源 之（一）北伐至文革前
说来话长，从北伐谈起。在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北伐取得了很大胜利。随着北伐的挺进，遇到个问题：扶农需要“打土豪，分田地”。北伐军的军官大都是豪强地主子弟，打土豪就得打他们的老爹，分田地就是分他们家的地。北伐军的士兵大都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没有独立政治判断力。偏偏**人较真，一定要贯彻“扶助农工”政策。种种矛盾都堆积到了北伐总司令蒋介石那里。蒋介石25岁时加入过沪军敢死团，也曾是个有骨气的汉子。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曾打背包，准备撒手不管，逃避矛盾。最后在陈立夫的劝导下，蒋一念之差，对**大开杀戒。
**右派杀**人，**人就组织自己的武装，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老左派正式形成。在此这前，中共党员有高尚理想、正确理念，但很多中共党员对“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明确的意识。老左派并不是“上了年纪的左派”，老左派是有特定含义的。“不仅有高尚理想、正确理念，还有实现高尚理想、展现正确理念的有效手段”。这才有资格被称为“老——左——派”。
红军指挥员们投身共产革命的最初动机不完全相同，有些是因为信仰马列主义，有些是希望中国人不被欺负，有些是为了给朋友们报仇，有些是被弄错了逼上梁山……。无论最早何种原因，在“共产革命”这个旗帜下都团结到了一起。至于红军普通士兵，其最初动机就更多元，有些是为了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有些是为了有自己的土地，有些是为了与地主老婆上床，有些是为了混口饭吃……。就是凭借这样一只乱七八糟的队伍起家，红军指战员总体逐步提高政治水平。后来得到了毛主席的领导，发展成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打败日本侵略者，歼灭八百万国军，取得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这按毛主席的道理，是剥夺了剥夺者；按蒋介石的说法，毛主席是共匪头目。谁有罪，谁没罪，不能凭空讨论，看事实吧。
新中国建立之后，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用计划经济建设国家，在经济建设、国民教育、自主科技、军事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这些巨大成就，我们站在华夏民族的立场上，认为：中国**领导人民解放无罪，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无罪；**右派反对人民解放有罪，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罪。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其特征是：政府利用经济科学规律，统一配置由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创造资本组成的经济资源。通过上级制定计划，下级执行计划来具体实施。这种生产关系统一配置资源，与军事组织模式相同，是严密的金子塔结构。以下我们看看计划经济在苏联与中国的一些实施效果：
1 苏联经济起步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经过二十年的经济建设，苏联在受到德国闪击战破坏情况下，1942年工业全面转入军事生产之后，其飞机、大炮、坦克产出量是德国的三倍。苏联经济实力超出了当时几乎所有美英观察家们的估算。
21951年至1983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8.3％和3.0％，发展中国家为5.2％、6.3％和3.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3.8％、4.1％和2.1％。1950年至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5％，仅次于日本（8.3％），比美国（3.5％）、联邦德国（5.1％）、意大利（4.8％）、法国（3.7％）、英国（2.4％）等资本主义国家都高。参见：蔡南成等《简明世界经济读本》。
3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内，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3％，而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应指标为4.6％，发展中国家也只为7％。参见：秋石客《秋石客一九八三年万言书》）
“计划经济”与“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前提。“计划经济”，需要“高度民主”配套。任何生产关系，都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相配套，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与之相配套；计划经济，是严密的社会化大生产，单单法治不够用了，需要“高度民主”。这就象以前有枪，后来还有迫击炮。子弹与枪配套使用，但迫击炮要有迫击炮弹才能配套使用。把子弹丢到迫击炮里，是打不出去的。
假如上层建筑混乱，市场经济就玩不转，计划经济就更搞不下去，那还不如自给自足经济。这就好象有枪有炮，但没有子弹炮弹。那种情况下打仗，最好是拿大刀砍，拿梭镖戳。有条件的话，准备把匕首插在绑腿里，扭在一起时拿匕首扎。实在都没有，就拿菜刀砍。
假如上层建筑稳定，某些方面符合计划经济要求，但没有高度民主，计划经济社会的“分配”，就会不公正。这就好象，拿给土炮用的石头子土火药塞到迫击炮管里，在炮管后方钻个洞，插个捻子，点了捻子后，也能打出去，那效果不行，还特别伤炮。一般不许那样玩。
俗话说“要一碗水端平”。由于社会贡献不同、能力不同，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军事地位等等地位都会有差别。马恩列斯毛都曾批判过“完全平均主义”。关键是，怎么才能公正地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分配问题。资产阶级全面控制社会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是右派了，其他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很难有机会发展。这就象奴隶制军团，从新兵到野战军司令，都是贵族阶层的奴隶。个别特幸运的奴隶指战员，例如，被某位奴隶主小姐看上的，也能成为奴隶主。但决大多数奴隶制军团指战员一辈子都是奴隶。
同志们愿意做奴隶吗？我愿意，假如在饿死与做奴隶之间选择，我当然愿意。毛主席教导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先做奴隶骗口饭吃。要我打，我就假装打。吃够了，找到机会我就跑，跑去找毛主席的队伍。
公道自在人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讲道理的机会，社会分配才能充分地公正。“全体人民都有讲道理的机会”就是“高度民主”。
我举个“高度民主”的例子，假如有个娃娃来抢你的钱，按资本主义法治，只要抢钱就有罪。按“高度民主”，那个娃娃有没有罪呢？那就得大家一起讲道理，才能判断。假如那个娃娃好吃懒做抢劫，为吸毒品抢劫，为欺负人好玩抢劫，那就有罪。假如那个娃娃实在找不到饭吃了，只能抢钱才能活命，那就无罪。娃娃无罪，你的钱就应该被他抢，然后你向政府部门讨公道：“收了那么多税，你们怎么用的？退役娃娃们的待遇问题，这次就先不说了，社会上有娃娃饿了，你们怎么连一口饭都没准备？大清国子民还能免费领粥喝呢。你们想造反是不是？你们谁活得不耐烦了，可以直接来我们这里报名，子弹我们有的是，不要不好意思。我要你们赔偿那个娃娃，还要赔偿我。”在“高度民主”的社会，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打人，普通公民与普通公民之间不能随便骂人，但普通公民可以任意指责、辱骂政府工作人员。“普通公民可以任意指责、辱骂政府工作人员”是“高度民主”内容之一。这还只是“内容之一”，高度民主需要种种“高级人权”相配合。政府工作人员下班了，就是普通公民身份，人与人之间要友好相处，不能随便骂了。你一到政府下班时间，骂人马上住口，你可以立即换上一副笑脸，和蔼可亲地对公务员们说：“小同志们，好久不见了。干行政这行很辛苦，多锻炼锻炼就习惯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我们的民主建设，决不能落后于新加坡。走，大家一起去喝两盅，我请客。”“公私分明”也是“高度民主”内容之一。为了准确把握责骂政府的时间，你可以带三块表去。不过，你那三块表，没毛主席送给我的一块表好，我这块表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何建设高度民主”，马克思生前也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在经济学上，那位平时外表邋遢、型似乞丐的大胡子马克思，正是绝世高手。马克思弄出了那个《资本论》，连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都公推马克思为“经济学十大顶尖高手”之一。马克思教我们绝世经济学，已经超够义气。任何领域，成为绝世高手，都要耗费好多好多心血，马克思已经太累了，应该休息了。可是马克思不休息，还继续拼命做学问。经济学绝世高手马克思，大半辈子为人民做学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时间再研究“如何建设高度民主”了。马克思超超够义气，“如何建设高度民主”由后人们继续努力。
在严密金字塔模式下：打江山时，群体生存的压力大，人们对分配的心理需求，普遍来说要小，在这种压力下，稍有理智的领导者都会自觉提拔贤能。坐江山时，人们对分配的心理需求会大大增加。而思想境界低的领导者，首要顾虑已经不是群体生存，而是保住自己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在没有足够限制的条件下，保住自己位置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搞“择劣淘汰”：压制甚至消灭掉德才兼备的人，提拔比较听话的、比自己能力差的人。防止思想境界低的人掌权，这本身就是高度民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没高度民主，就是不行。戈尔巴乔夫在个人能力上不如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个人能力上不如列宁、斯大林，并不是偶然。学者杨鹏在《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中所说的“天才才能使用人才，人才只能使用庸才，庸才只能使用蠢材”正是苏联这个问题的体现。
军队在战争时期可以打仗，在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比武。谁的军事技术水平怎么，内行心里有数。社会是社会，部队是部队。部队相对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社会不公正时，优质部队能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持本色。但是，不断被这种不公正的社会拖下去，英雄部队，最后也会变成劣质部队！要是不解决好炮弹问题，总拿石头子土火药填，迟早会把火炮给毁了，还会制度崩溃、国家解体。这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不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怎么能强？中国不强，仗都白打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中国人民不能解放，中国人民不能建设社会主义，那杀了我算了！
好，好，好，不激动，不激动。
先休息二十分钟吧。
波恩斯坦对“炮弹问题”，使用的对策是：
把迫击炮扔了，干脆只研究枪。波恩斯坦后来整天就研究怎么把资本主义改善好。波恩斯坦的徒子徒孙们，把改善得比较好的资本主义，称作：“民主社会主义”。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但我至少懂得：“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有“私用财产”，甚至可以有“私营财产”，但绝不能有“私有财产”。因为“私有制”与“计划经济”、与“高度民主”都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改善得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不是社会主义，就不是。枪就是枪，炮就是炮，火力不一样。拿快枪打碉堡，就能出迫击炮的效果吗？拿快枪来卖给我，说快枪就是新式迫击炮，还要我别再问别人买迫击炮了。这不是蒙人吗？读书人更应该懂得诚信，连江湖规矩都不懂，还贩什么军火。
斯大林对“炮弹问题”，使用的对策是：
1 “大清洗”。把原来地位较高的人干掉，换上感恩戴德的新人。甚至污蔑、杀害列宁亲密战友、十月革命时的俄共老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斯大林时代苏联拍的《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是假的。列宁的指挥风格，倾向于广泛讨论原则问题，个别讨论具体部署。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连重量级人物都算不上，哪里有资格与列宁个别讨论攻打东宫的部署。
斯大林过一段时间，再把原来的新人干掉，换更新的新人，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后来希特勒闪击苏联，斯大林立即把被他投入监狱、送入劳改营，还没弄死的军事指挥员们放出来，让他们领兵打仗。这说明，斯大林自己知道，那些被他迫害的军事指挥员是称职能干的。无论斯大林为“大清洗”寻找什么高尚的借口，我都不相信斯大林，因为我相信列宁。斯大林在沙皇时代曾五次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非死即残，而斯大林每次都获得自由。对这段历史，斯大林始终没能向党组织交代清楚。在“列宁遗嘱”中，列宁明确指出：斯大林有问题，不能让斯大林掌大权。
2宣扬“共产主义形态说”，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主义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说白了，就是斯大林要苏联人民“先不要着急分配，真正好的还在后面呢”。财富总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各有心，人心各异。怎么按每个人的需求分配？这等于在教育别人，用石头子土火药当迫击炮弹打多了，迫击炮就能变成超级牛皮火炮，超级牛皮火炮不用炮弹，不用操作，超级自动化，能自动把敌人全打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斯对共产主义做出了定义：“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他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斯大林宣扬的“共产主义形态说”，正是马克思曾严正批判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就是“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战斗过程，而不是战斗最终目标。“按需分配”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军事配给制”，是一种作战方法。马克思的理想，洋名字是“英特纳雄奈尔”，就是全地球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通过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在全地球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全球人类解放”。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具有“不断发展”的特点，所以其具体内容谁都说不清。“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正说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绝对优越性。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计划经济与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具体内容的两大前提”，这是明确的。连前提都没有，还有个屁内容。
苏联变修，不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变修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我举一个例子：斯大林晚期，苏联内务部歌舞团上百个能歌善舞的美女，有义务随时给当时的克格勃头头贝利亚提供性服务，抗拒者轻者被流放，重者被枪毙。内务部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格平等的同志，怎么能当作奴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另一类情况：俄国女沙皇，彼得大帝的女儿伊莉莎白，一生有三百多个情人。伊莉莎白美丽又聪明、活泼又伶俐，很多可爱男人都喜爱她。翩翩君子，淑女好求；淑女好色，取之有道。两厢情愿，就自由恋爱。俄罗斯豪放女伊利莎白颇有我大唐之风。伊莉莎白情人多，符合人民解放“自由恋爱”原则，伊莉莎白无罪。贝利亚抓人做奴隶，违反人民解放“人身自由”原则，贝利亚有罪。
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苏修不代表社会主义，苏修美帝都是反动派。修正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垮台，是反动派的垮台，是苏东人民的解放，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假如不是因为美帝，在苏东转型时趁虚而入，苏东能回归社会主义道路，苏东人民现在应该生活得比美国人民还好。
毛主席在建国之后，也面临“高度民主”问题。但毛主席没法用波恩斯坦与斯大林的方法，因为：
1 波恩斯坦鼓吹的那种社会，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就不是。自己瞎吹也没用。
2 “共产主义形态说”本来就不符合马列主义。用生物技术扼杀掉人的自主意识，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但那样人类就退化成蚂蚁。蚂蚁一亿年来几乎没有发展。连“个人”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斯那种狂野奔放的思想家，反对扼杀自主意识。毛主席的思想更狂野奔放，更无法忍受对自主意识的扼杀。
3 “大清洗”滥杀无辜，不符合毛主席的天性。毛主席特别善良。毛主席严格规定“不杀俘虏”。对俘虏的日本战犯、俘虏的**大官小官都不许杀。不滥杀无辜，可以理解。怎么连该杀的人，也都不杀？就说“俘虏的**大官小官”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右派对自己的北伐战友，只要是**员、共青团员，不问青红皂白，全都屠杀。黄浦军校中那时最有正气才华的同学们，几乎被“校长”杀绝了。红军成立后，**右派利用“工贼、叛徒、特务”康泽组织“别动队”杀红军家属，杀无辜群众。红军长征以后，“别动队”继续在苏区杀人，又杀了一百多万平民，中央苏区人口为此减少了三分之一。毛主席的妻子、弟弟、堂妹、侄子都是被**右派杀害的。列宁、托洛茨基的家人没有被沙俄、白匪杀害的，但十月革命时，苏联红军杀俘虏杀了好多。沙皇本来已经被革过命了，十月革命不是革沙皇的命，沙皇当时已经是“前前朝”的皇上了。结果，沙皇全家都被苏联红军抓起来毙了。我后来读了俄国历史，我个人觉得末代沙皇挺可怜的，末代沙皇为人不坏，不应该杀的。以人道主义为指导的“纽仑堡审判”，对纳粹大官，远远没有毛主席对**大官小官那么宽大。说实话，当时很多指战员心里不能认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但同志们服毛主席，毛主席下了命令，认不认同都服从。
毛主席曾教导李纳认真读《圣经》，同志们有没有学习《圣经》？当年很多地球人不理解基督耶酥，侮辱，摧残基督耶酥，可是基督耶酥还是爱地球人，一心为地球人赎罪。这种非凡的人，其天性与一般人不一样。我这不是迷信。“人与人天分一样”才是迷信。“人与人天分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科学。小松鼠也很可爱，但用小松鼠培养不出老虎。毛主席对与自己有血债的敌人，俘虏后都不杀，能忍心害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吗？
学习《圣经》，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老天爷把自己的儿子派来了，为地球人赎罪，已经够仗义了。我们自己也得知道个好歹，努力解放自救。要是正赶上老天爷在火头上，看到我们这么不争气，说不定就把我们全都给宰了。解放自救才能得救，所以“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毛主席为解决“高度民主”问题，最初是进行一个尝试：“改造基本人性”。在理论上与榜样上都有相应具体措施：
1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孔子讲的“仁者爱人，益者益也”，并不排斥爱自己，对自己有利，因为自己也是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取任何私利”是党的工作宗旨，不是对党员个人的要求。**员也是人，**员不是苦行僧。军事斗争中的利人，是利战友，不是利敌人，否则投降算了。对仍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道德观的人，我们不用多争论，只需请他们回答：假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符合道德，人民不利压迫者的解放自救，是否正义？
毛主席本想树立新道德，假如成功，所有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们，就都能够自觉公正分配，也就不会存在分配难题。但结果是：
（1）一些人自认为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经“纯洁高尚”了。尽管其实他们做不到，但他们由此产生一种畸形的道德优越感，把“客观清醒”视为“反动落后”。
（2）一些人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要求别人，但不真正要求自己。
2“学习雷峰好榜样”。
雷峰这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作为军人，业余时间不学习文化，不钻研技术，不好好休整，跑到街上搬砖头。为送大嫂回家，无视军事纪律。能算好榜样吗？顺手帮人一个忙，没错，整天刻意找所谓的好事去做，不是怪癖嗜好，就是别有用心。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以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等战斗英雄为榜样的。每个军，每个师，甚至一些团，一些连，还有自己以前的战斗英雄做榜样。假如搬砖头、送大嫂回家、无视军事纪律是好榜样，那么忠于职守、勤学苦练、杀敌如麻、勇冠三军是什么？
毛主席本想树立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榜样，结果一些人变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改变基本人性”的尝试，导致不少人患上“左派幼稚病”。在战争年代，王明、博古、李德由于迷信斯大林，染上了“左派幼稚病”，把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视为仇敌，甚至把很多老老实实，没狂热支持他们的同志也视为仇敌，杀害了很多好同志。他们带兵逃跑的时候还摆谱，指挥笨拙，行动迟缓，白白牺牲了很多好同志。正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纠正了“左派幼稚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毛主席何尝不知道“左派幼稚病”的危害，但毛主席没想到“改变基本人性”的尝试，也会导致“左派幼稚病”。
毛主席做这个尝试是真诚的。
1 这与毛主席现实处境有关。
在十月革命时，斯大林还只是领导层中的二流角色，而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当了十多年最高头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的个人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毛主席不缺个人利益。毛主席不缺威信，不缺爱，不缺衣食住行烟酒茶，不缺辣椒，也不缺女人。一般情况下，议论别人私生活是不道德的，但多年来，一些人领取外国特务机关的经费，专门污蔑毛主席私生活，此事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我就挑明讲一下“毛主席的私生活问题”。
毛主席本来就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人品好，性格好，有文化，讲礼貌，英俊魁梧，还读得懂《红楼梦》。这样的男人本来就招女人爱。当年毛主席与子珍同志成立家庭，是子珍同志看上毛主席这个男人，请人说媒的。子珍同志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了点，还练过拳脚武功，与毛主席闹矛盾，经常与毛主席切磋拳脚。毛主席练的武功不是拳脚武功，在子珍同志那种攻击下，处处被动，多次挂彩。很多女同志劝过子珍同志，但人的脾气很难改的。从井岗山开始，子珍同志打毛主席，毛主席领导红军打白军，一直那么打来打去打到延安。毛主席与子珍同志，他们是很有感情的，但是那样的家庭关系，影响毛主席工作。毛主席的工作责任重大。别的不说，红军数万指战员的性命，要由毛主席的工作成果决定。毛主席为了工作，只好忍痛分手。后来毛主席有那么大的功绩、那么高的威望，就更招女人爱了。很多女人，包括美国女记者、法国女记者都疯狂地爱他。现在有个新名词叫“追星现象”。毛主席光芒照四方，比星星们强得多。不止一位女同志曾坦率地表示：毛主席是一位令自己心动的“男人”。毛主席自己提倡了几十年恋爱自由，没法下命令：“不许追求毛主席”。毛主席为了逃避狂热的追求者，在全国打游击，跑来跑去。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呢？我举一例：1967年，武汉数十万追求者为了见毛主席一面，疯狂地冲向毛主席下榻的东胡宾馆。警卫部队拦不住，只好紧急通知毛主席“快撤！”。毛主席当时打着赤脚，从后门逃跑，一直跑到上海躲起来。毛主席个人是伟大统帅，但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得认栽。防来防去，跑来跑去，还是多次被女娃娃擒获。
毛主席通过自己的感受，误认为全国人民都可以成为毛主席。
2 这与毛主席的天分有关。
毛主席在思想建设问题中，有时极深刻，有时又晕头转向。毛主席曾认认真真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党八股》，本来是好意，想帮同志们解放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这种行文方式。毛主席为了把问题讲得有条理，《反对党八股》本身就是按“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这种行文方式写的。毛主席当时自己丝毫没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要干部们学习，闹了个笑话。毛主席自己的思想天分太高了，毛主席就象跑到原始部落的现代科学家，急于教导原始人。这种科学家常常会急得晕头转向。
目前看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是真理。对人性的理论研究，还是马克思深刻，马克思指出：“没有抽象人性，只有具体人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抽象人性就是“所有人性的客观规律”。科学无禁区，为什么科学也无法研究“所有人性的客观规律”？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套“概念体系”。具体说来：任何概念体系都不能推导出其自身的前提，同时，任何概念体系其前提及其本身，都是人心的产物。人性到了高级层次，起作用的就是“心”，而不是“身”。任何概念体系，都只是人心的一部分，所以，用任何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心，都是用局部代替整体。人心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精神创造思想，思想指导具体认识与具体工作。人的思想、精神，归根结底，不可用语言描述，语言只是一种引导。我们都能感悟到“一加一等于二”，“抽象的一”这个概念，用语言怎么描述？在这个层次，归根结底要靠感悟。感悟是什么呢？说不清楚，只能我们自己去感悟了。
我们可以研究“具体人的人性的具体某一方面”，即具体的人性。我们看具体人的人性中利己与利他方面：
我们先想一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是毫无道理呢？假如“人只是自私自利的”，那些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奋不顾身的母亲们、那些为了给朋友报仇而誓死战斗的汉子们、那些为了中国人民不被残害不被压迫而献身的烈士们，这些具体人的具体行为都怎么解释？我知道，资本主义学者们对此会绕来绕去，最后能证明：那些都是由于“人只是自私自利的”。我头脑简单，一那样绕来绕去，我就头晕。
我所认同的是：绝大多数活生生的人，都有利己心与利他心。当利己心被客观情况激发时，就利己。例如，我肚子饿了。我就要找东西吃。随便别人怎么说我自私自利，反正我饿了就是要吃东西。当利他心被客观情况激发时，就利他。例如，我看到有一些人欺负另一些人。一般欺负几下，就算了。我这个人很胆小，又没什么能力，尽量不惹事。即使一般欺负到我几下，也算了。欺负人的人也是人，人无完人嘛。要是欺负人的人总是欺负，被欺负的人快活不下去了，那我就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事情了。我能做什么呢？我不会说服人，别人一不高兴，我就吓得不敢说话；我没法吓唬人，我这个样子，别人一看就知道我很弱；我没钱赠送欺负人的人，请他们不欺负人，送报纸的都是穷人；我也不会念个什么诀，让欺负人的人自愿停止；而且我最怕打架，今天你打人，明天别人又打回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跑嘛，架什么架呀？冤冤相报很不文明嘛。哎！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做一点那种我习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事情”。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人性理论上，毛主席弄错了，但在立身行事与对具体问题的教导中，毛主席一直坚持、捍卫、鼓励人性解放。言教不如身教。毛主席在人性问题上，归根结底没弄错。毛主席教警卫战士们写情书，帮战士们修改情书；毛主席看到有工农群众去酒店吃饭，就高兴；毛主席特别指示小娃娃们可以在中南海玩游戏……。可是毛主席的心情还是越来越沉重，因为毛主席发现，许多领导干部背叛了人民解放。
中国共产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最初动机不完全一样。在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中，革命队伍总体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但到建国时，还是不够理想。有些同志提高了，有些同志没什么改变，还有些同志堕落了。建国时，粗分起来有四类同志。
（1）第一类同志坚持人民解放。
（2）第二类同志认为“人民已经解放了，大家一起快乐就行了”。这类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认识不足，但没危害，例如，经常大碗喝茅台，大块吃烤肉，经常与漂亮女娃娃们在床上玩。他们的享乐是凭自己的贡献获得的待遇，并没有违反党纪国法，没有欺负别人。这类同志常常很讲义气，虽然对当时的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但发现有欺负人的个别情况，常仗义挺身。
（3）第三类同志糊涂勤快、没有主见。这类同志经常夹在其它三派中为难。其中一些被欺负别人的人利用。
（4）第四类同志认为“我们也来尝尝当官欺负人的滋味”。这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危害很大。例如，搞出身歧视，把“黑五类”的小娃娃们都打成“黑五类”，小娃娃们有什么好黑的？又如，借反右政策来反左，把提合理工作建议，有损官僚特权的左派干部群众，打成“右派”。甚至有县委书记给某原子弹基地调拨粮食时，故意使用严重霉烂粮食，致使原子弹研发人员因食物不足，大量发生水肿。连县官这种小官僚，都这么胆大妄为、敢跨四个级别，以下犯上，欺负军事重点建设单位，当时其它情况可想而知。向政府高级领导反应，遇到第四类政府高级领导，他们就装聋做哑，摆官僚臭架子。
人民解放要打倒“一切剥削压迫”，而不是“打倒别人剥削压迫，自己搞剥削压迫”。前两类同志与第四类同志，解放前就闹过矛盾。我们看看《论**员的修养》，其内容公开鼓吹奴性，哪里是“**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开展学习《论**员的修养》时，领兵的指挥员们几乎都反感。部队有上下级分工，分工靠的是革命贡献与真本事，不是靠培养别人的奴性。部队是要打仗杀人的，人有了奴性，就变得头脑僵化、精神萎靡，战场上就被人杀。当时部队有很多关于《论**员的修养》的笑话。例如，鬼子进村了，遇到刘同志带的兵，鬼子拿出《论**员的修养》对刘同志带的兵说：“我良民证的有。你的，良民的，把枪给我的。”刘同志带的兵就交枪了，然后被鬼子给宰了。刘同志后来自己也知道这些笑话，很不高兴，他不高兴能怎么样？他有本事带兵打仗吗？
后两类同志打仗大都不行，但总的来说，解放前也有很大贡献。我之所以还把他们称为“同志”，就是因为他们曾经的贡献。他们最擅长的是具体经济工作与党务行政工作。建国后的具体经济工作与行政工作，主要由他们来负责。一起把江山打下来，第四类同志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越来越象反动官僚，他们还在不断腐蚀、拉拢、毒害其他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宣扬奴性、压制人性、摧残理性、扼杀人民性、愚民教育、烦琐考试”等等等等，都是那些人搞的。搞得乌烟瘴气，风气越来越象**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新中国来得容易吗？那是鲜血换来的。
第一类同志，为此越来越伤心，感觉那样下去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牺牲了的同志们。毛主席是最坚定的第一类同志。毛主席已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人民的苦难，就是毛主席的苦难。牺牲了的同志中，有毛主席的亲人，其中有，杨开慧同志。作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大英雄，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怎么能好？让我们看看《文史春秋》中，史学家对一九五八年毛主席看《白蛇传》时情况的记载：
……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很快就入戏了。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却再也不曾抽烟。他就那么地睁大眼睛看着，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地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
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台上，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后，毛泽东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了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终于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毛泽东越来越激动，泪水已经是一道一道地往下淌。他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他这边稍触即逝。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主席的“领袖风度”，便轻轻地咳了一下，不想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来几道目光。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李银桥只盼戏快些演完。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休息二十分钟。 二 敌我友的历史渊源 之（二）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特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时期的具体情况太复杂了，我不是当政委的，没那个水平把所有情况都讲清楚。我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讲。
先讲下我对“战略与战术”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这对概念只能在相对中把握。相对来说，战略就是总体，战术就是局部。
以下我对“文革”讲五个问题：1战况观察、2战术效果、3战术研究、4战略效果、5战略研究。
1 战况观察：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我念给大家听。
（1）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
（2）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3）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4）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上述内容选自遇罗文《对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屠杀的调查》
（5）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6）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楝，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楝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囗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8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囗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楝何许人也？我们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楝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中才知道，他1949年考入解放军137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7）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100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60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囗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
上述内容选自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战况观察结论：有各种各样的无辜平民，被残害、杀害。
有一个问题，我提醒同志们注意。“文革时期死的人数”与“文革时期因文革而死的人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减员”与“战斗减员”是两个不同概念一样。中国这么大，文革开始时有大约八亿人，一年正常死亡一千万都不奇怪。
美帝国主义者，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上宣布“文革时期，中国有八千万人被中共迫害致死”。这可能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者认为：毛主席建国时站在天安门城楼高呼：“人民万岁！”，从此每个中国人就能活一万岁。难怪美帝国主义者，至今还这么害怕毛主席。中国**十年之内，就屠杀掉了，八千万个能活一万年的超人！中国**真是太厉害了，中国**也是好恐怖的。难怪所有欺负人民、残害人民的人，都害怕中国**。包括现在公开身份是中共党员，实际是美帝特务的那些人，现在也害怕中国**。美帝及其走狗特务，你们这样对毛主席“个人迷信”不好。凡是要实事求嘛，毛主席作为一个“人”，是没有那种能力的。
连我们对毛主席都不“个人迷信”，披着中共党员外衣的美帝特务们，你们还怕什么呀？你们给主子汇报时，不是说“垃圾群氓们好欺负”吗？不是说“解放军重量级元老们都是老朽了”吗？不是说“解放军现役军人都是白痴”吗？，你们主子不是已经给你们及你们的喽罗，陆续分发了六万只各种枪械及其他多种武器设备了吗？
你们都知道你们主子想要你们干什么吗？我比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你们主子。我来告诉你们吧，根据你们主子的第二套方案，你们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心足够混乱时，在中国制造恐怖事件，一个月内直接杀害五百万中国人，引发中国社会崩溃，为你们的主子提供“维护全球治安”的借口，为“让中国，成为第四个南斯拉夫、第三个伊拉克、第二个阿富汗”立下汗马功劳。
美帝特务们，你们很厉害，你们很有效率，你们很聪明，你们立功受赏指日可待。我为你们加油。
2 战术结果：
一个月的时间也讲不完，我就简述其中五点吧。
（1）文革中讲出了很多道理。
且不说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讲的道理，其他同志们也讲了很多好道理。例如，康生同志讲的“批判唯生产力论”。思想建设、民主建设、生产建设、科技建设、教育建设、军事建设等等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都少不了。我喜欢。“唯生产力论”就象“女娃娃长大了，就自然生产出小娃娃”一样荒谬。连圣母玛利亚，也不是自然生产出基督耶酥的，“圣母怀孕”那是“圣灵感应”现象。“基元生物紫外辐射共振传导实验”那不是“幼儿科学小实验”里的内容吗？现代人，怎么连“圣灵感应”都不懂了？
（2）经济稳步发展。
经济成果，太多了，举不胜举。同志们与其听我对此泛泛而论，还不如多听听有专门研究的同志们介绍。
我在此只谈一点：以自主科技带动经济，充分体现毛主席在经济指挥上的英明。
认为中国“造船不如买船”的人，那是不懂经济的人。中国向外国买船，需要外币，外币要靠出口产品创汇。其实“买”船就是拿中国的商品，“换”外国的船。没自主科技，我们能拿什么换？我们人均耕地少，整天拿粮食换，我们就得饿死人。编箩筐换？那得多少箩筐才换个十万吨大船呀？那么多箩筐，还得有人需要，才能卖掉。拿矿石换吧，有矿石，有饭吃，有编那么多箩筐的时间，还不如自己研究、设计、制造呢。科学技术是很实在的，不玄，只要学就能成为内行，认真钻研就能出成果。我们要是拿百万吨的船换十几个十万吨的船回来也可以，但我们要是连万吨船都造不出来，哪里来的百万吨船？我们能造出万吨船了，再摸索摸索，就能自己造十万吨船，那还买什么买？买卖买卖，肯定是要赚钱的。有钱赚，给中国研究船的、设计船的、造船的那些人赚，不好吗？有钱赚，先给自己人赚，这是生意场上的规矩。
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说”是硬道理，具体就看怎么应用。中国相对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对任何科技领域来说，都不是人越多就能进步得越快，岗位够了，人多也没用。因此对全国来说，必须开辟尽量多的科技领域，才能充分开发人力资源。科技产品生产，也是这个道理。研究所研究要专，全国科研要全；工厂生产要专，全国生产要全。中国个别军用尖端科技，在文革晚期已经全球领先。一些军用尖端科技，目前不能民用转换，但大部分军用科技是能军地两用的。文革时期，中国已经在大批量生产喷气式战机，大飞机也已经能造了。中国的全面空中力量建设，凝聚了多少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呀，可是后来……。同志们可以自己去问问与“中国大飞机”有关的工人、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他们是支持“以自主科技带动经济”，还是支持“造船不如买船”。毛主席的威信，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有真功夫的人，都不容易服别人。毛主席确实有国家建设真功夫，各行各业，才会有那么多有真功夫的人，服毛主席。
我不认同资本主义基本理念，但我们就按资本主义企业“规范人事管理标准”，看毛主席与刘同志的经济路线斗争：当时全中国是一个大“托拉斯”，毛主席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董事长。托拉斯董事长英明决策，总经理不仅连常识都不具备，还死不开窍，千方百计刁难抵制，从整个托拉斯的利益看，混蛋总经理是不是应该被炒掉？管理技术是中立的，帝国主义者会认为是“应该被炒掉”，我是共产主义者，也认为是“应该被炒掉”。勤劳治富者们也认为是“应该被炒掉”。勤劳治富者，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的是“凭借自己的真功夫，给人民做贡献，以此争取自身的发展”。他们的希望，正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要为中国人民争取的公道，完全符合“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个理想。勤劳治富派，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走资派要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要污蔑毛主席？因为与毛主席比，他们就不能滥竽充数、欺骗人民了。中国的走资派，以帝国主义的标准看，也只是一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能利用来搞破坏。毛主席太有耐心了，对这群流氓，竟然耐心教育，努力挽救了十多年。哎，人善被人欺呀。毛主席逝世以后，帝国主义者们就不断给他们甜头，让他们在中国搞破坏。
流氓走资派们，你们是精英，你们有实力雄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你们很勇猛。
（3）尖端科研风气大有改善。
尖端科技相关人员有两种，一种是科技人员，一种是管理人员。
对尖端科技科技人员来说，文革对他们几乎完全起了正面作用。文革时的尖端科技圈子，由优秀的理论科学家、优秀的应用科学家、优秀的技术工人组成。那些圈子内部在文革中没有人身侵犯的批斗、没有抄家、更没有杀人武斗。文革使得圈子内部思想更解放，学术更平等，技术探讨更活跃，人与人相处更坦荡团结。讲一下，在我一贯的观念中，优秀工程师，就是“应用科学家”。“优秀的应用科学家”就是“优秀工程师中的优秀”。反正是非常棒的，他们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不要听人胡说什么“文革中科学家都被迫害”。文革发动时，有关部队得到明确命令：根据毛主席指示，保护科学家与艺术家。最会造原子弹的那批兄弟们，文革前就说过，当时中国很多大学教授，连对大学教科书都一知半解，做出的所谓成果全是抄抄写写，身居学术高位，但一个真东西都做不出来。那种大学教授一动真格的就露馅，自己心虚，就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吓别人。这种人，就是科学家呀？我真佩服某些人的鉴赏力。
对尖端科技管理人员来说，文革时换人较多，这情有可缘。尖端科技管理干部，建国时大都不熟悉尖端科技研究的规律。其中很多，后来也没认真摸索，用心钻研，一直没掌握尖端科技管理规律，不适合担任相应职务。不称职就撤，很合理。西方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不管是否称职，老板认为不适合就得走人，管理人员下岗后的死活企业都不管的。以前福特公司的老CEO艾可卡业绩突出，引起其老板福特二世嫉妒，结果艾可卡工作出色，反倒被迫走人。西方大财团职业经理，是西方国家自杀率最高的职业。文革时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国领导岗位组织安排，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即使被撤职的管理人员，也能有其他工作安排，至少基本生活能保障，而且思想转变了，水平提高了，因为经验丰富，还有很多机会凭真功夫再重归岗位。当时也有一些被冤枉的管理人员，打仗也有误伤的情况，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管理人员下台，又不是被枪毙。同志们说，西方企业的老板与毛主席，两者相比，在组织安排上，哪种更符合人类共同的基本是非标准？德才称职，人尽其才，相互帮助，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有科技正气。科技领域是这样，其它领域也是这样。
后来中国很多国企改革，是反着来的。不称职管理人员留下了，称职管理人员、称职技术人员、称职工人下岗了。领导干部“责权利相统一”？德才去哪里了？不重德才，责权利相统一必导致“择劣竞争”。社会择劣竞争，最后优者们会忍无可忍，结果身居高位的劣者们连继续做劣者的机会都没有了。对此，人类历史中有过无数血的教训。我们注意，在目前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中，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对超级优秀者毛主席怀有敌意的，常常正是那些混混管理人员。那种人根本就抵制正气，号召他们讲正气，他们才不听呢。他们也不会认真读历史。
混混管理人员们，你们有靠山，你们有关系网，你们很强大。
（4）端正了教育学风
毛主席建议宋彬彬“要武嘛”，完全符合孔孟的基础教育思想。先秦的“士”，必须懂军事。先秦的“高士”知书达理，能文能武。不仅“士”要懂军事，“天子、公、卿、士、大夫”全都要懂军事。不懂军事，会被人给宰掉的。被人给宰掉了，还做什么学问？而且，军事研究，有助培养人的实证精神。有实证精神才能做出“实学”。孔夫子本人就迂腐，但后世“标准儒士”，按孔夫子的“六艺”标准，迂腐不堪。真是迂腐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呀。红卫兵们大都不读先秦古书，不理解毛主席的教导。那些坏的红卫兵，就乘机去乱虐待人、乱杀人。
文革时培养出的“工农兵学员”，颇有古风。他们为人塌实，工作态度扎实，不喜欢花架子，学真东西很快上手，我喜欢。文革之后教育风气变了，甚至有些情况比清朝还遭。例如，一些美式装备学者们，这十多年在中国，公然散布“军事无用论”。其大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了，不用傻瓜做炮灰了。我们都不做“傻瓜炮灰”，中国发生几百个“南京大屠杀”，人口减少了，经济就发展了。高见，高见，不愧为美式装备学者。
美式装备学者们，我们没文化，我们土，我们是傻瓜炮灰，你们真有学问。
（5）防御了苏修美帝的核打击。
以现在的标准看，氢弹已经不算厉害，但拥有足够数量的氢弹，是有效防止它国对中国毁灭性打击的底线。假如对方拿氢弹砸我们，我们也能拿氢弹砸对方。这样才能安全。文革前，苏修美帝都有足够数量的氢弹，中国还没造出氢弹。苏修美帝坚决不希望中国发展氢弹。
别人丢氢弹过来，要是我们不丢回去，那有什么意思嘛，丢来丢去，才好玩呢。反动派没情趣，我们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从研究出氢弹到制造出实验氢弹，从制造出实验氢弹到制造出实用氢弹，从制造出实用氢弹到造出足够多的实用氢弹，这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任何过程中，美苏随时都有可能袭击我们。美苏原来蠢蠢欲动，毛主席全面发动文革，美苏就不敢乱动了，为什么？
整个二十世纪，在混战中，最有效的武器，不是高科技武器，恰恰是最基本的武器：枪械。中国人民全面发动起来，中国一旦受到氢弹攻击，擅于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带领数亿中国人民，夹杂对核武器运用训练有素的指战员，分成几百万个游击队，携带几千万支各种枪械，涌向苏联，苏联防不了的。涌向苏联干什么呢？找苏联的核战略火箭，每抢到一个，就丢一个到美国去，最多丢上十个，美帝就无法判断是中国还是苏修在攻击美国，不得不反击苏联的战略核基地。雪球会越滚越大。结果就是，苏修美帝以后再想打中国，就得先磨很久的石头。
美苏最高指挥层，当时都能判断出这个结果。因此，毛主席全面发动文革，中国就安全了。毛主席在中国连实验氢弹都没有的情况下，干脆利落、极其漂亮地打出一招“事实核捆绑”。“事实核捆绑”比“条约核捆绑”可靠多了。
中国自由派思想家们常常指责我们，当年为什么要与美苏对抗，早点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就没事了？啊！我们错了，我们全错了，当年就不应该抗日，应该让鬼子们多杀些自由派思想家们的爷爷，让鬼子多操些自由派思想家们的奶奶。当今中国自由派思想家们，都可以为此有高贵的海外血统，就没事了。
中国自由派思想家们，你们真是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呀。
休息二十分钟。
3 战术研究：
文革在战术上最大的不足，就是无辜者被残害。文革中无辜者被残害，很可能隐藏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我个人没有多少精力追究具体问题。我们找普遍规律。
我们已经找到了“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患者们会自以为是，苛求别人，考虑具体问题会比较幼稚。但是王明博古再乱杀，也没杀小娃娃。而且“左派幼稚病患者”的组织纪律性很强。例如，江青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有很轻微的“左派幼稚病”，后来一点一点慢慢加重，但与王明博古相比，江青同志后来那点病不算重。人无完人，我们随便找一个人，都能找出很多毛病。江青同志在“左派幼稚病”一点一点慢慢加重的过程中，一点一点越来越听毛主席的话。这样我们反倒放心了，要是江青同志象子珍同志那样，喜欢与毛主席切磋拳脚，那我们就麻烦大了，仅扰乱毛主席让毛主席打不出“事实核捆绑”这一项，就够我们麻烦的。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明确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真正的“左派幼稚病患者”，在文革中绝不会首先使用暴力。我感觉，文革中无辜者被残害的情景，很象“工贼、叛徒、特务”康泽带领“别动队”屠杀苏区群众的情景。看来，有比“左派幼稚病”更深层的思想原因。以我的经验看，这更深层的思想原因，不是“左”，而是“右”，是一种“右派幼稚病”。
这种“右派幼稚病”就是“流氓无产者思想”。中国社会两千年来，都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的思想特点是：“目光短浅，不学无术，没责任心，疯狂嫉妒，欺负弱者，强者有理”。就讲这个疯狂嫉妒。你比他们富有，他们嫉妒；你比他们有才华，他们嫉妒；你有正常人的幸福，他们嫉妒；甚至你比他们刻苦努力，他们还嫉妒。鲁迅先生曾写到：中国的良民，在官与贼的夹缝中生存。这个“贼”就是流氓无产者。在欧洲社会，即使在有许多乞丐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没有在社会划分上，能与官、民相当的“流氓无产者”。
由于某种“特殊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经常处于人口压力之下。人多地少，产出有限，即使发展工业，土地在一定时期内能支撑的人口也是有限的。这样就必然出现“无业无产者”。这种“特殊历史原因”，我在后文会讲到。无业无产者受的社会压迫很沉重。无业无产者目光长远没基础，学知识技术没机会，责任心没工作对象，因此他们“疯狂嫉妒”。他们需要发泄，因此“欺负弱者”。他们只有欺骗、偷窃、抢劫才能生存。对社会中抵御欺骗、偷窃、抢劫比较强的人，他们不能得手，他们只有把抵御欺骗、偷窃、抢劫相对弱的人作为对象，才能有一条活路。因此他们感觉“强者有理”。
无业无产者，如果不甘心社会对自己心灵的摧残，又恰巧遇到革命武装，就能变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军时期，有一些无业无产者兄弟入伙，后来作战都很英勇。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现象视为“由弱变红”。无业无产者，广义上也被称做流氓，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氓。严格意义上的流氓吃不了红军的苦，有奶便是娘，早跑了。
无业无产者如果自甘堕落，思想定型了，就变成了“流氓无产者”。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现象视为“由弱变黑”。“强者有理”是极右特征，“目光短浅，不学无术，没责任心”还想“强者有理”就是“右派幼稚病”。
顺便讲下人类意义上什么是“强”，什么是“理”。每个人都各有长短，人与人，专业与专业都无法比较强弱。比较强弱只能在某个方面比较。例如，我们无法比较狙击手与飞行员哪个兵种强。要比只能比谁在狙击技术上强，谁在飞行技术上强。即使技术很全面的人，也有其短处。各有长短，相互关照，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争取胜利。力量来自团结，荣誉来自集体。如何“相互关照、相互配合”，这由客观规律决定。对“相互关照、相互配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道理”，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歪理”。做人要讲道理，做人不要讲歪理。
建国之后，在毛主席带领下，枪毙掉一批流氓恶霸头子，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基本生存，社会风气大有好转。但在思想领域，党内外对“流氓无产者思想”始终没有正面批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一种两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恶劣思想意识，假如不坚决从思想上直接打击，在思想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仅仅经过十几年的社会改造，一旦社会条件改变，又会蓬勃发展。
新中国建立时，与流氓无产者同属无产阶级的，一个是“产业无产者”，由工人组成。一个是“农业无产者”，由贫农雇农组成。旧中国产业无产者人数很少，由于身处半殖民地的城市，受流氓无产者的影响比较大。中共早期有几位工人出身的主席，**抓了他们，给他们一点点钱，他们就叛变，出卖同志。典型的流氓无产者表现。由于旧中国流氓无产者人数众多，人均耕地经常不足，农业无产者也普遍受到影响，例如，阿Q。
更遭的是，社会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流氓无产者思想”会象禽流感病毒一样，到处传播。“流氓无产者思想”经过两千年传播，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我们听听中国历史上这些词汇：恶霸官僚、恶霸衙内、无赖商人、文痞、兵痞。工农兵学商官、三百六十行、各阶层各领域，全都被“流氓无产者思想”渗透了。所以，在中国社会，一些表面上很体面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个流氓混混。
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本来就存在大量思想上未被改造好的，原流氓无产者、原半流氓无产者。结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含有“极右流氓暴乱”的成分。“极右流氓暴乱”是十年文革中最大的“反文革”。以下我们做一个个案分析：老舍先生的死。
我先讲一下，我的文化水平低，很多现代小说我看不懂。例如，那个海明威写的《永别了，武器》。我最早听说是一位硬汉写的，以为是记录：“一个战士，怎么在硬仗中把敌人干掉，与敌人永远的拜拜，然后拿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继续战斗。”我满怀热情地读那本书，可是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本书什么地方写了这个内容。为什么那本书起个名字叫《永别了，武器》？奇怪。把那个海明威称做硬汉，我更奇怪。那个海明威打过几场硬仗？一共歼灭过多少敌人？我没听说过。哎，我文化水平低，没办法。
老舍先生写的东西，我能看懂。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是我最喜爱的现代小说。对于老舍先生的死，我后来了解了具体情况：一群有文化的红卫兵，其中不乏文学青年，强迫老舍先生模仿小爬虫在地上爬。老舍先生拒绝，他们就彻夜轮番殴打老舍先生，并勒令老舍先生第二天继续接受批斗。老舍先生第二天没去接受批斗，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湖边抽着烟，坐了一整天，夜里就投湖了。那些有文化的红卫兵们，真是在进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我认为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那些人疯狂嫉妒老舍先生的才华。正常的人，对才华出众的人，本能地倾慕，只有受到“流氓无产者思想”腐蚀的人，才对才华出众的人疯狂嫉妒。那些红卫兵不能代表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多数，他们只不过是披着红卫兵外衣的“文革破坏分子”。1966年8月在北京城中，披着红卫兵外衣，从事种种刑事犯罪活动，大肆破坏文革那群人中的骨干分子，已于两个半月后，在江青同志指导下，被**门擒获。进一步调查显示，那群人，几乎全是当时第三第四类官僚子弟。那些官僚子弟们普遍都被毒害了，其中有一些受到他人的直接唆使。某种意义上，这种恶霸衙内也是受害者。由于来自当时高层的强大压力，**门不但不能使那批恶霸衙内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反倒不得不把他们全释放了。
顺便讲一下：共产主义者，遇到任何挫折磨难，都不要想不开。任何挫折磨难，对道理的客观性都无法造成任何损害。胜败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绝不会因为别人整我，就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假如我是老舍先生，当时那么多娃娃，强烈要求我学小爬虫在地上爬，无论我有兵没兵，无论我是否跑得掉，我都满足他们的愿望。学小爬虫在地上爬，挺好玩的。我当然愿意坦白从宽，边爬边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先天不足，我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连走路都不会，我没有根红苗正，我有罪。后来我练出了匍匐前进，我自私自利，我有罪。我在匍匐前进基础上，开发出了爬行能力，我没有任劳任怨，我有罪。从此我就成为了“爬行爱好者”，我爬来爬去，到处乱爬，有一次我爬到一棵树上，不小心掉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直立行走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政治觉悟太低，我有罪。虽然会直立行走了，我还是很喜欢乱爬，我反动落后，我有罪。”我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严肃。我们没七十二变的功夫，我们是不是小爬虫，不由我们学样子玩玩决定。恶霸娃娃，也是娃娃。与娃娃们一起玩一玩，一起乐一乐，还能锻炼身体，多好呀！至少，一些同志们明白，娃娃们批斗我，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不会因此批评我：“怎么又与小娃娃们一起玩游戏？还跳皮筋，唱儿歌。太不象话了。你这是故意破坏党的形象。我要去毛主席那里告你！”其实我的岁数不怎么大嘛，与地球年龄相比，我与小娃娃们一直是同龄人呀，为什么不应该与小娃娃们玩游戏？为此批评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人，我们认真思考：
文革中的悲剧，是因为“文革”，还是因为“反文革”？
释迦牟尼成佛后，也是以己度人，误认为别人都能象他一样大慈大悲。结果，遇到邪恶的敌人，释迦部被屠城灭国。以人类的标准看，毛主席、基督耶酥、释迦牟尼佛这三位，都太善良。毛主席自己太善良，把别人也想得太善良，对坏人太宽容了。
我们不能再宽容坏人，我们不能让“极右暴乱流氓”再逍遥法外。宽容坏人，坏人就会毒害好人、摧残好人、杀害好人。
4 战略效果
我先提个问题供同志们思考
当新中国刚建立时，西洋兵家高手们，普遍因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增多了，而兴奋；当毛主席发动文革时，大多数西洋兵家高手们为此忧虑。为什么？假如有同志们认为，这是因为害怕文革的战术效果，那我只能批评这样的同志轻敌。不要低估了任何高手的定力。
休息二十分钟，同志们可对上述问题可自由讨论。
刚才听到有同志在自由讨论时，已经对路了。这样的同志不仅能马背上打天下，还懂马背下治天下。我喜欢。西洋兵家高手们担忧，的确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文革将为华夏民族的崛起奠定坚实的战略基础，华夏民族真正崛起了，西洋兵家高手们以后打击中国军队、残害中国人民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少了。对此，我们系统地研究一下。
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议论“大国崛起”问题。“大国崛起”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枪杆子里出政权。大有什么用？兵在精，不在多。国家算什么？国家不让民做主，就让国家变红薯。我们要研究，就研究“强族崛起”。我们以意大利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为例。
（1）意大利民族
在意大利小城邦独裁者们的支持下，意大利革命造反知识分子们以“文艺复兴”，推动意大利民族“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了，人活着舒服了，科学艺术就发展了，科学艺术发展了，造东西就厉害了。那时侯，其它欧洲贵族们以“拥有一双意大利造的皮鞋”而自豪。皮鞋很多人都会造，但是人家就是造得好呀。造皮鞋造得好，用造好皮鞋的态度造武器，造的武器也好。达文西教战士们画画，战士们观察力就变得敏锐；达文西教战士们人体解剖，战士们在战场上就能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人民感到，在自己的城邦中生活得有乐趣，有做人的尊严，发自内心地爱国，意大利民族由“人民军”代替了“雇佣军”，军事威力大增。造的东西好，兵强，意大利民族当时不想崛起都不行。
“文艺复兴”的胜利，也是基督教内部革命造反派千年斗争的初步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有派，派中有派”。基督教内部也有反动派、保守派、革命造反派。我们就看“原罪”这个概念。基督耶酥教导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反动派宣扬“人性是原罪”，这不是在指责老天爷制造罪恶吗？这，这，这，如此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反动派背叛了基督耶酥，还有什么资格自称为“基督”徒？开除叛徒徒籍！“原罪”并不是指人性，正相反，是指披着“智慧”外衣的一切反动思想。反动思想披着智慧外衣，并不等于就真的有智慧。真正的智慧，绝不会大逆不道，去压制、腐蚀、毒害、扭曲老天爷造的“人性”。
（2）法兰西民族
“文艺复兴”已经解放了人性，法兰西民族要想后来居上，就必须思想更解放，于是诞生了“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促成了法兰西民族“人性解放、理性解放”人性解放带来的好处有了，还解放了“理性”。这个理性一解放了，可就厉害了。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工具解放了，不仅能把东西造好，还能不断造出很多以前没有的好东西。例如，造出大量新式火炮，给炮兵军官出身的拿破仑使用。拿破仑带着火炮集群来到意大利，对意大利人说：“你的，皮鞋的拿来，不然我开炮的干活。”那时侯，意大利相对法兰西已经不行了。拿破仑不仅喜欢皮鞋，还喜欢美女，听说普鲁士美女多，拿破仑就炮轰普鲁士。普鲁士王后舍身报国，经常陪拿破仑睡觉，接受拿破仑炮轰，才保住普鲁士没被灭国。同志们，看到理性的威力了吧。不过拿破仑那样霸道，说明理性还不够解放。拿破仑后来正是由于理性不足，被库图佐夫，那位我所敬爱的前辈，打得几乎全军覆灭。
其实，普鲁士在王后舍身报国前一百年，就已经开始励精图治。腓特烈大帝的老爸，腓特烈威廉一世对“生产”、“军费”、“部队战斗力提高”都高度重视。
（（1））生产上奉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商不是“贸易商”，是“无商不富”的商，就是“厂商”。“重商主义”就是重视生产。
（（2））军费最高时达到国家财政的七分之五。
（（3））部队训练严格，甚至过于严格。腓特烈威廉一世还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方法来提高战斗力：在全欧洲尽可能地绑架身体高大的巨人，然后打骂吓唬绑架来的巨人，强迫巨人加入他的军队，组成“巨人掷弹兵团”。掷弹兵在那个时代，是很厉害的兵种。十个掷弹巨人散兵摆开，打一个密集队型的步兵团，可能还不等步兵团干掉掉三个巨人，步兵团的大部分就被炸死了。身体高大的巨人，大都性情敦厚，很可爱的。腓特烈威廉一世连巨人都忍心打骂吓唬，太残忍了。
这么重视经济生产，这么重视军事，这么残忍，还是敌不过“人性解放”与“理性解放”。
（3）德意志民族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感染下，德意志民族爆发了“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在“人性解放”，“理性解放”基础上，进一步解放“革命性”。为什么要“解放革命性”？因为被压迫者不革命，就无法真正解放自己的人性与理性。这是客观规律。
“狂飙突进运动”推动者们的口号是“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象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德意志民族新一代娃娃在“狂飙突进”氛围中成长起来，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敢作敢为。其中有一位娃娃叫俾斯麦。俾斯麦长大以后，德意志民族还处于分封制，当时“保王”相对“保分封”是进步的，俾斯麦就成为了坚定的革命保王派。俾斯麦公开指出：“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此之前，“狂飙突进”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早已用“共产主义”，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初步构想，但总是试图说服反动派接受自己的意见，来建立社会主义。那不是与虎谋皮吗？反动派就是不讲道理，才成为反动派的，你与反动派讲道理，他们不揍你就算不错了。共产主义者相信：物质世界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用物质效果来解决。
俾斯麦因为坚定革命保王，并且颇有手段，普鲁士国王任命俾斯麦为宰相，史称“铁血宰相”。俾斯麦总是感觉缺些什么，有一次他看到孟子名言：“民为贵，社稷此之，君为轻”。高呼：“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他的财政大臣问：“找到什么了？是不是找到大金矿了？”他的厨师问：“找到什么了？是不是找到新的美食食谱了？”他的情人问：“找到什么了？是不是找到好看的衣服了？”俾斯麦说：“你们想要的，我都找到了，因为我找到革命真理了。”从此，俾斯麦成为了一位民族主义者。其实这是翻译得不准确造成的。孟子所说的“民”，是人民。但“解放民族性”，确实是个进步。人为什么有民族性？仅仅用人性，已经难以解释，因为一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该民族中任何人来说，都缺乏直观了解，而只能付之于理性认识的。民族性对于人类来说，可能与理性一样，都是“灵性”产生的。
俾斯麦宰相发现革命新道理之后，把革命新道理告诉了普鲁士国王路德维希，路德维希国王听了，一拍大腿说：“对呀！君就是轻，我也觉得做君主没意思。我不做君了，我要做德意志民族的领袖。”路德维希与俾斯麦相互支持，在德意志民族中大力宏扬民族性，积极开展德意志民族统一战争。打完内战立即掉转枪口打外战，横扫法兰西。大金矿、新的美食食谱、好看的衣服以及其它很多很多，都有了。
1871年1月18日，路德维希站在法国凡尔赛宫中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德意志帝国皇帝路德维希高呼：“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了！”站在旁边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此时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理性、人性、革命性、民族性”列强都解放过了，列强相对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都已经很强了。我们还能再解放什么？同志们说。
对！解放“人民性”。全宇宙的人类，都是一个大民族。
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树立下述理念，才能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地球是我家，银河是祖国，人类是我爱。
要是不解放人民性，宇宙中的坏分子来打我们家怎么办？而且仅仅解放“民族性”不解放“人民性”，就会变成“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发展常常急功近利，大起大落，甚至有灭族的危险。充分解放了“人民性”，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就完全统一，爱自己的民族与爱全人类已经完全统一。没有人再需要为“人道还是民族”而痛苦选择了。
对于反动派来说，这种“完全统一”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们做得到。反动派“敢”充分发动人民吗？我们敢。反动派“能”充分发动人民吗？我们能。因为他们的发展靠剥削压迫，我们的发展靠社会贡献，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
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进行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了“理性、人性、革命性、人民性”，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真正崛起的基础。
人民解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解放，一个是制度解放，这两者相辅相成。初步思想解放，是制度解放的前提；制度解放，是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前提；进一步思想解放又是进一步制度解放的前提……，一直到“全球人民思想高度解放、政治高度民主、经济高度协调”，人民解放才算取得了基本胜利。思想解放靠文化，制度解放靠枪杆子。在全球人民解放胜利之前，需要先取得一定区域内人民解放胜利，建立解放区，作为根据地。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是为了争天下。毛主席的部队不是流寇，毛主席的部队，打的是“红色江山”，争的是“人民天下”。
我们就从两点看看，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思想境界有多高、解放程度有多深：
（1）思想境界
我们就看“不破不立”与“不立不破”的之争。毛主席主张“不破不立”，当时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不听毛主席的话，非要搞“不立不破”。这实际上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与“常常勤拂拭，不使染尘埃。”之辩。文革的指导思想，其思想境界，是六祖的境界。
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同志，可自行请教对佛学有一定修为的朋友。
（2）解放深度
文革期间，有人说毛主席的坏话。毛主席对此慈祥从容地指示：“我也是可以被批评的。”这说明，毛主席倡导的是：彻底解放人类理性。“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此三者思想解放运动全是在专制者支持下进行的，但那些运动中的专制者，没有一位能容忍解放者批评他们本人。连毛主席这位最有权威、最值得敬爱的人，都能名正言顺地被批评，除了老天爷，还有什么不能被批评？“人与人之间诚心讲理相处”还有什么障碍？
我认为，经过独立思考，有理有据地说毛主席坏话的人，不仅比那些无端指责毛主席的人要可教，甚至比迷信毛主席的人还可教。批评批评，有批有评。真心批评者，无论观点如何，都认同“论点、论据、论证”这一套理性规范。认同这一套理性规范的人，还真心说毛主席坏话，只不过是被他人蒙蔽，暂时没有了解到全面真实的情况罢了。一旦他们了解到全面真实情况，就能自己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无须我们多废话解释。
以下，我们来剖析文革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批孔”问题。
孔夫子本是“万事师表”。文革批孔，是因为后世反动专制者，根据自己需要，利用了孔子的缺点，扼杀了孔子的优点。我们先用现代社会观念，来叙述这位“万事师表”的简历：
两千五百年前的苦孩子孔子
两千五百年前，山东某女士颜征，十八岁时在一次集体性狂欢中，与六十岁的战斗英雄，孔梁纥先生玩性游戏。颜征为此怀孕，后生下一子取名“孔丘”。孔丘后来被人们普遍尊称为孔子。
孔子自幼失学，一辈子都没机会接受当时的国家义务教育，但在颜征女士的耐心家庭教育下，颜征去世时，十五岁的孔子已经具备了当时的小学文化水平。孔子十七岁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去找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已经去世，孔子很伤心。
孔子对父亲家的亲戚们说：“我叫丘，是孔梁纥一夜情的私生子。当年我父母响应国家号召，组成二人生产小组，相互配合，努力为国家做贡献。你们看，我就是他们的产品，多棒呀！”亲戚们仔细打量了孔子一番，说：“果然棒！你头发顺直，具有典型黄种人特征。你宽鼻、龇牙，看上去象非洲兄弟；你奔头、凹眼，活生生一个委内瑞拉自由战士。你就是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的活标本。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孔子说：“我父母在国家义务劳动中产生了感情。把他们葬在一起，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社会道德责任呀。”亲戚们赞叹道：“小兄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强烈的社会道德意识，难得，难得！我们当然会满足你的高尚请求。”
从此，“孔丘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群众们的鼓励下，孔子社会道德意识更加强烈，又不辞劳苦自学了一些当时的中学知识。孔子对其中的“中学思想品德教育”最有心得。在孔子三十岁时，已经被附近许多，“文盲半文盲及具备当时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认为很有学问，而得到那些人的崇拜。甚至还有当时的中学生向他请教学问咧。
从孔子三十五岁起，山东的齐国国王与鲁国国王听说孔子社会道德责任感很强烈，还自学过“中学思想品德教育”，善于做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被很多群众崇拜，先后请孔子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大臣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希望那些大臣们能够因此对自己惟命是从。那些大臣们至少受过当时中学教育，结果孔子虽然有官职，却没有在中高等文化圈子中，获得在底层文化圈子中那样的崇拜。孔子为此感到很郁闷，这样郁闷了二十年。孔子进一步发现，鲁国国王贪图享受，对孔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严肃。连鲁国国王实际上也不崇拜自己，而只是在利用自己。这对于真诚的苦孩子孔子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心理打击呀！五十五岁时，苦孩子孔子终于下定决心出走。孔子心想：“凭这么多年用心学习到的思想品德知识，我还怕在国外找不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吗？”。
在后来十四年内，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受到七十多位包括各国国王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们的接见。听孔子介绍了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表现。
小国国君们正在担忧自己的领地被大国国君们吞并，心里很烦。一般听孔子讲了一个开头就说：“泥四萨比，给我棍！”。个别小国国君给孔子一点小甜头，梦想孔子能劝说大国国君们高抬贵手。
大国国君们歌舞马戏都看腻了，听说有自学成材的专家，远道而来讲授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一般都热情地接待孔子，当闲得无聊时，就亲切接见。那些大国国君们开始时会表示：“啊，有意思。”“娃，哈哈哈哈！”接见几次之后，有新的玩意儿了，就对孔子说：“先生学问太高了，我这里的群众还是很愚昧，我先帮先生做点启蒙教育。等我吞并掉一些文化基础好的小国，再请先生您去那里做思想品德教育，要他们那里的人乖乖地听我的话。”
还有好可怕的事情呢。一些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听孔子讲了一会，就说：“我现在没时间听你扯这些，我们正在准备暴乱夺权。你块头挺大的，还带了些随从，你入不入伙呀？成功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孔子听到这些，吓得赶快就跑了。那时侯还没有警察叔叔，孔子没法把描述这种可怕事情的小学记叙文，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更找不到人保护他，只能跑得远远的。就这样折腾了十四年，可怜的孔子一直没飞黄腾达。最后，在一些，“文盲半文盲及具备当时小学文化水平的人”，惋惜中，孔子自认为怀才不遇地离开了人世。还有个别中学文化水平的人对孔子去世也惋惜咧。
苦孩子孔子的遭遇，提醒那些听听“美国知音”，看看外国原版书籍，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以后定能飞黄腾达的人：由于他们不在“圈子里”，又不虚心向内行学习，而一直对现实社会“根本利益划分的规则”狗屁不通。飞黄腾达，对这种小爬虫们来说，可以经常在梦乡里享有。
休息二十分钟。 要理解上述孔子的事迹，需要了解下述几点：
（1）孔子所处的东周，不仅有多个小民族，还有多个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混血人都有。
（2）孔子所处的鲁国，群众有集体性狂欢的习俗。鲁国政府定期组织这种活动，甚至对此做了规定：群众中的成年独身者到时候不参加性狂欢，不仅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还是“违法乱纪”。
（3）周朝的社会制度，从“封建”这一点看，与欧洲中世纪相似，但有很大差别。差别的关键在于：严格的世袭教育等级制度。
至于“严格的世袭教育等级制度”，那说来就话长了。
欧洲中世纪大多数贵族与大多数平民都是文盲半文盲，教会对社会各阶层提供社会教育，尽管提供的教育不多，但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分。西周的教育按出身划分，具体按“一分二，二分三”进行：先分成“教百姓”与“教万民”。西周的“百姓”指的是贵族，“万民”指的是平民。那时侯只有贵族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平民有名无姓。对“教万民”，国家只提供初等思想道德教育，连初等文化知识也不提供。由于商朝核心地区平民普遍具备初等文化知识，原商朝核心地区平民在周朝平民中传递初等文化知识，尽管许多初等文化知识出现了很大误差，但周朝平民总体上还是能达到初等文化水平。孔子作为东周平民具备初等文化水平一点都不奇怪了。对于“教百姓”，西周又分化出针对高层贵族子弟的国家教育：“教国子”。所谓“国子”，指“天子子女、天子直属高级大臣子女与大诸侯子女”，其在贵族子弟中不到百分之一。一般的“教百姓”，即教育中下层贵族子弟，由诸侯国立学校或者贵族家族负责，其中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由国家统一制定，写成书面记录分发各诸侯国。这种书面记录就是孔子能自学到“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的原因。“教国子”由周朝国立学校负责，这种教育与后两种教育的课程课时都大不一样。这样就分化出了高层贵族与中下层贵族之间的教育差距。我们可以把周朝社会教育分成初、中、高三等。周朝的“初等思想品德教育”，相对来说主要体现国家的管理职能，例如“五常教育”，是人的基本启蒙教育，与政权性质无关。孔子后来勤奋自学到的“中等思想品德教育”，主要体现是统治职能，就是叫中下层贵族听高层贵族的话。
西周高层贵族教育，科技水平很高。例如“禽语术”，据记载，西周有一些高级大臣通过与小鸟聊天，预测过水灾、地震，询问过其他地区的地理情况。尽管西周的高层贵族教育，科技水平很高，但西周治国用兵的基础知识，在西周的中等教育中。假如中下层贵族没有治国用兵能力，高层贵族也无法通过下层贵族统治整个国家。所以，对“统治”来说，西周中等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远不如初等中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周朝建国时的高级贵族们主要担心中下层贵族造反。平民要是过于服从中下层贵族，中下层贵族反倒容易造高层贵族的反。“国人暴动”就是一个平民与中下层贵族联手的体现。所以，周朝的“初等思想品德教育”相对“中等思想品德教育”不强调统治职能。这也只是相对，并不是完全没有。
孔子能学到一些西周的中等思想品德修养，在当时的平民中，是“很有学问”。可惜那些内容不是“强己之学”，只是要被教育者听话的。平民对此越以为是“强己之学”，就越无能。孔子根本不懂西周高层贵族们，如何利用教育制度进行统治的宏观布局。孔子误认为，西周贵族们能统治住国家，是因为“中学思想品德修养”学得好。在孔子对“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的很多内容，自学过程中还理解错了。所以，严格说来，孔子所宣扬的，只是“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
在孔子积极宣传下，鲁国齐国平民们也误认为“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是周朝的高级学问，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逐步扩大。鲁国齐国短视的统治者们，自认为平民们听话就好，也乐得顺水推舟，后来自己的后代在那种氛围下，也变傻了。结果就是鲁国齐国被别国很轻松地灭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是春秋五霸之一，还是孙武、鬼谷子、孙膑的祖国，本来是很能打的，结果由于把“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误认为治国用兵真东西，全国上下无原则地“温良恭谦让”。在秦国灭掉其它国家的过程中，齐国统治集团不但不帮其它国家，反倒“温良恭谦让”，秦国灭一个国家就给秦国送一次礼物，献媚讨好，妄图苟安。等秦始皇把其它五国都灭了，齐国才感觉不好，把大军部署在西部。在王贲率领“东北野战军”胜利完成灭燕任务后，秦始皇采纳僚子的建议，命令王贲：即刻挥师南下，侧翼远程穿插，直取齐国首都。“东北野战军”入齐后，齐国全朝、全军、全国各层人民“温良恭谦让”，大溃散。结果傻瓜齐王建做了俘虏，投降派齐相后胜也没飞黄腾达，被秦始皇砍去了脑袋。不过，“傻瓜建”与“投降胜”的漂亮女儿们，都有机会继续展示“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的伟大作用，她们光荣地成为了秦始皇发泄性欲的工具。
孔子三十五岁前没有机会学到当时中高层文化中的真东西，后来进入中上层社会，机会是有的，但孔子自认为已经很有学问，自己把机会荒废掉。坦率地说，以我的标准看，孔子的天分绝对不适合治国用兵。
我们看看儒家谈论的三个基本概念，就知道儒家的文化水平是什么档次的。
（1）“心中有数”。
儒家经常使用“心中有数”概念，没见过他们使用“心中有术”概念。第一个数是数字的数，第二个术是技术的术。心中有“术”，方能心中有“数”，要先懂得技术，才知道安排具体数量。例如，要懂得兵术，才能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多少兵，少了多少兵，还要调多少兵去，各兵种调多少。儒家自己缺乏技术意识，还排斥一切技术，把技术都称为“小术”，把重视技术的人，都视为“思想品德修养”差的人。儒家“四书五经”中的《易经》，是西周中等教育中的真东西，可惜儒家缺乏技术概念，结果儒家看了两千五百年，还是看不懂。这种颠倒是非，自以为是的所谓知识分子，连家庭主妇都不如。普通的家庭主妇至少还知道煮饭要有技术。煮不到时间端锅下来，就是夹生饭；煮过了时间端锅下来，就是糊饭。毫不夸张地说，那种歧视技术的所谓“儒家大丈夫”，与其几十年把小学课本与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本背来背去，还不如老老实实帮自己老婆煮煮饭能提高文化水平。他们的老婆即使大字不识，来治国，治得都比他们好。王阳明、曾国藩这些有治国用兵能力的儒家，无论反动还是革命，全是学过大量杂学的。文革时毛主席把许多领导干部下放劳动，就是帮他们强化技术观念，那是为他们好。对此，我们可以再创新，以后遇到这种“大丈夫”，就把他们送交他们的老婆劳动改造。没老婆的，就随便找个妞儿，要他们给妞儿做家务。
（2）“克己复礼”。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可是孔子连“礼”是什么，都没弄清楚，经常把“礼”与“仪”混淆。西周时“礼”这个字，指的是“等级”，引申为“等级关系”。等级是普遍客观存在的，不用复的。
就拿专业水平等级来说吧。有“白丁、学徒、师傅、高手、顶尖高手”五大等级。
（（1））白丁。最早是“白丁”，白丁狗屁不懂。
（（2））学徒。“白丁闻道”之后，知道什么是真本领，自己努力学习真本领，就是学徒。
（（3））师傅。学徒学得技术基本过关了，可以独立研究了，就是师傅，例如屠夫能在一定时间内独立杀掉一只牛了，就是屠宰师傅。要是杀一只牛，还要杀半个时辰，反反复复地杀，才杀掉。那样的屠夫技术不过关，就还不是屠宰师傅。学徒即使专业天分一般，只要有师傅愿意真心指点，自己努力，都能成为师傅。有没有师傅真心愿意指点，就看徒弟做人的“人缘”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成为哪方面的师傅，就看在哪方面努力了。蒋介石这个人，虽然是国军统帅，但他不认真钻研兵学，总是对歪门邪道感兴趣。蒋介石在屠杀战友、金钱买通方面是师傅，在兵学上，到死还是学徒。只能靠歪门邪道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是可悲的人。歪门邪道比不过堂堂正正真本领，看解放战争就清楚。看秦灭六国也清楚，秦国也收买六国中的投降派，但关键是秦国打仗杀人的真本领厉害。齐国统治者收买秦国人，怎么还是被灭国了呢？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靠歪门邪道，就算发展一时，没有底气，活着不舒服，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们要做人，就不要做可悲的人，做人至少要活着有意思。不想活着有意思的人，无论是谁，在我这里是没人缘的。
（（4））高手。师傅继续钻研，掌握了很多技术窍门，屠宰得熟练利落。并且百分之九十九屠宰师傅屠宰不掉的大牛，这种屠宰师傅能屠宰掉。这种屠宰师傅就是屠宰高手。要成为高手，就需要一定过人的专业天分与超过大多数师傅的特别努力。能否做出特别努力，不仅仅由个人的意志决定，还由“地缘”决定的。一个人在还没有成为高手之前，假如在其生存空间内经常打交道的人都堕落，这个人个人再坚强，慢慢也会变得堕落。“昔孟母，择邻处”，孟母对培养高手的这个门道很明确。
（（5））顶尖高手。高手继续修炼，达到一定标准，就是顶尖高手。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标准。我们可以暂时认为，百分之九十九屠宰高手屠宰不掉的巨牛，这种高手能屠宰掉，就是顶尖高手。顶尖高手在师傅中至少也是万里挑一。顶尖高手在地球人类历史中，是随机分布的，有时候地球几个世纪都不出一个，有时候同时出好几个。
顶尖高手有两种。一种是靠对技术基本原理的熟练掌握。例如，百分之九十九屠宰高手屠不掉的巨牛，这种顶尖高手冲过去，根据熟练掌握的基本原理，招由法发，准确地切动脉，切静脉，插心脏。最后把巨牛宰掉。另一种，是在熟练掌握基本原理基础上，进一步修炼精神境界，提高思想水平。“庖丁解牛”的庖丁老师傅，就是这种高手。心与道合，道法自然，招随心发。宰巨牛，对这种屠夫来说，不仅仅是工作，也是好玩的游戏。“解牛之道”与“养生之道”都是“道”。茫茫宇宙，“道”的体现无所不在，但“道”的本体只有一个。庖丁老师傅这种顶尖高手，只要心平气和，认真玩游戏，就能养生保健。前者的思想境界低一个层次，但专业水平不低。成吉思汗那种非凡天分的人，专业水平甚至能高过一般后者。此两者都需要极高的“天分”、“天缘”、“地缘”、“人缘”。
各行各业，无论使用什么语词去表达概念。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人与人专业水平的这五个等级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剥削压迫。无论什么行当，“学习修炼”别人都没法替代，任何人的真功夫都是自己的血汗换来的。一个人愿不愿意真心指点别人，那是人的自由；认为别人有真功夫就要教自己，那是剥削阶级思想。人人平等，是人权人格上的平等，不是能力上的平等。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习惯于自以为是，缺乏基本的谦虚心，没什么人愿意教这种人，愿意教也教不了这种人。这种人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自己与别人的能力差距拉得那么大，但大部分不是变得谦虚，反倒敌视有真功夫的人。而别人是活到老，学到老，修炼到老。结果就是别人与习惯于自以为是的人，差距越拉越大，一辈子狗屁不通，然后在纳闷与郁闷中昏昏噩噩渡过一生。
军事这门行当，其实就是屠宰行当。庖丁老师傅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与庖丁老师傅的区别在于：对于我们来说，对方是牛；对于牛来说，我们是牛。牛屠我们，我们屠牛，这才叫“过招”。在兵学上，第一种兵家被称为“外兵”，第二种兵家被称为“内兵”。西周时，只有“九兵”是内兵，外兵只有机会学“兵术”。东周时，“九兵”自谋职业，要用“兵法”做自我推荐，“内兵外泄”，外兵才开始有机会学到“兵法”。后来，内外兵都要学“兵术”、“兵法”，但“九兵兵道”一直都是密传的。普通兵家师傅叫“平兵”，平兵不分内外。掌握了兵道的兵家高手叫“高内”，反之叫“高外”。掌握了兵道的兵家顶尖高手，叫“顶内”反之叫“顶外”。内兵老师的学生，没得传授兵道，就是外兵。所以兵家同门之间也会有内外之分。
军事上水平相差一个层次的对手之间过招，在其它因素大致相等情况下，对于高水平的一方来说，基本上就是单方面屠宰。孙膑遇到黄柏杨时，还没练成顶内，也会失手。后来孙膑对庞涓，是同门顶内对高外，三招之内就结束战斗。顶内与什么对手过招，都是“招由心发”，与顶外过招，也一样。顶内周瑜对顶外曹操，先连用了三组“少阳少阴”，少阳、少阴、少阳、少阴、少阳、少阴，把曹操转晕了，最后发太阳一招。诸葛亮这个人，是内兵，但不是正宗内兵。诸葛亮那个门派，想修仙没修成，自己看了点兵书，用有限的思想境界推兵道。在正宗内兵记载中，诸葛亮连高内都算不上，反倒是个滑稽的人物。他们的某些感觉是对的，但不到位。这就象练太极拳，本来一个动作是“当胸化弧三尺”，动作到三尺才能充分疏筋活络，结果诸葛亮推出个“当胸化弧三寸”。内行看起来就很好笑。“我是活诸葛”在正宗内兵中是一种自嘲的说法。郭嘉的水平比诸葛亮高多了，但郭嘉不是兵家，郭嘉修的是另一套。
一些同志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最高专业水平的人叫做顶尖高手？难道顶尖高手的专业水平不可能再提高了吗？是的，顶尖高手的专业层次已经到头了，顶尖高手的专业水平再提高最多只能更熟练，见识更多，理论创新更多罢了，不可能再提高了。因为任何专业本身都是有限的。庖丁老师傅再提高屠宰专业水平，见识再多，也不可能解牛解出一筐青菜来。这是“道定”的，谁仅仅用屠宰技术，都不可能解出一筐青菜来。
根据西周的高等教育：顶尖高手已经不属于专业人员序列，因为顶尖高手已经把专业过程走完了，属于属于“真界”学徒。既所谓“由天入道”、“由地入道”、“由人入道”、“由兵入道”。郭嘉就是“由人入道”的。顶尖高手可以“修神”。各行各业修炼出的顶尖高手，再修一个等级就是“真人”。“真人”，就是“修神”的师傅。“真人”是人类原型，太古真人的自然寿命在一千岁以上，后来人类堕落了，想恢复原型的就得修炼回去。很多现代人不理解，怎么远古时代的一些人那么厉害，寿命那么长？那是因为远古时代的那些人，与现代人不是同一种生命体。“真人”可以继续“修神人”。
根据我所受的传统兵家教育，“神人”已经能改变自己的外形，并能准确预知任何个人的人间旅途。我过去对此将信将疑。后来一段短短的对话，完全印证了第二点。从此，我对自己所受传统兵家教育，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们看看这段对话：
“先生之天分，远在一切帝王之上。”
“愿闻其详。”
“先生之天分、天缘，实乃高深莫测。尘身有度，捌叁肆幺，不必再问。”
捌叁肆幺，捌叁肆幺呀。个人的功名利禄，都是人间旅途定好了的，争不争都一样，有什么好争的？活得有意思，才是人间正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生要是没沧桑，没喜怒哀乐，肯定没意思。
顶尖高手、真人、神人都是“真界生灵”，“真界生灵”之下是“欲界生灵”，“真界生灵”之上是“神界生灵”。神人可以变化自身物质形态，但仍需借助物质而存在。而“神界生灵”的一般存在状态是非物态的，完全不需要借助物质而存在。我听说，神界也象欲界一样，各种“神界生灵”等级差距很大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自高自大吗？
对真人、神人、“神界生灵”问题，我们需要注意无赖骗子。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生灵等级不是自己吹就能吹出来的。从“师傅”至“神界生灵”六个等级的生灵，都可以拿出与等级相符的“真功”。
“礼”是人上进的关键。文化水平低不要紧，学就是了。打仗杀人都不怕，还怕学习？
人不怕有差距，怕的是看不到差距。人有了等级观念，用自己目前现实所处的等级，比较目标等级，才能看到等级差距。不满自己低等级，想提高等级，靠自欺欺人、发牢骚、说风凉话都没用，有用的是“勤学苦练”。小鸟不学，不会唱歌；老虎不学，不会捕食；人不学，不会走路。我最早看书上讲德国的“狂飙突进”，我还以为是德国的一种传统战术，闪击战就是这种战术推演出的，德国强大就是靠优越的战术。闹了个笑话。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那我就一步一个脚印，塌塌实实地虚心学习。我要是象孔子那样不知深浅，自高自大，我早就废了。孔子对真本领的等级概念很模糊，很难有层次上的提高。孔子最后对自己也失望了，弄出个“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来自我安慰。人只要上进，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怎么会没困惑呢？活到老，学到老，必然困惑到老，只不过层次不同的思考者，困惑的问题层次不一样罢了。孔子四十岁就不困惑了，然后就一直自我陶醉，把学习真东西的机会都糟蹋了。五十是知天命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白丁不学，到老还是白丁。后世儒家把孔子自我安慰的语录，也拿来当成经典思想传播，宣扬愚昧，鼓励懒惰。任何社会被这套思想毒害，都不会有好结果。
（3）“复周礼”。
“复周礼”也是孔子经常鼓吹的。孔子在他那个社会等级与文化层次，只能看到“周礼”表面的规定，对于“周礼的指导思想”与“西周上层社会的关键情况”是白丁。孔子根本不懂“周礼”是什么，所以孔子也不懂西周为什么会“礼乐崩”，然后，孔子自以为是瞎解释。这个情况，就象一些人自以为是，先认定共产主义就是“完全平均主义”；然后在“完全平均主义”基础上，把毛主席定为“完全平均主义农民领袖”；再在“完全平均主义农民领袖”基础上，批评毛主席思想落后，批评毛主席没文化。这种人放个狗屁还放不通，真是：狗！屁！不！通！
周朝的立国思想，是“道治天下”，由此指导周礼的设置。
周礼首先是“天人大礼”。“天人大礼”的“天”，不是指“天地”的天，是指“上天”。“上天”就是老天爷。老天爷最讲道理。不懂人与老天爷差距的人，各方面都会自以为是。例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然后就试图用人自身原因解释“礼”，就是一种自以为是。别人讲电学道理，白丁不服，非要不采取任何电学措施，雷雨天跑到高处乱叫“我最强，我必胜，打不打雷我做主！”“有关各方”对这种人不会多说的，一个雷电就劈下去。
在“天人大礼”基础上，各种势力一起讲道理，周朝才能推翻商朝，这个合作过程中形成各种“礼”。西周立国时的“君臣之礼”，不是“君权至上”的。何况，西周的统治支柱中，有非君臣序列、非血统等级的力量。例如，“九兵”。“九兵”不仅不隶属于周天子，甚至没有义务忠于周朝。西周的君臣序列，由教育的血统等级，来支撑权力的血统等级。但人的天分不是按血统等级划分的，学习条件好，并不意味着学习就好。在周朝开朝时，高层贵族是有能力的，但随着时间的延伸，不想学习或学习也学不懂的高层贵族越来越多。我们看一段历史记录，就能理解这个情况：有一位西周“小学”老师，遇到一位刚刚继承诸侯国君职位的女孩，对女孩说：“你小学还没毕业，管理诸侯国不合适，欢迎你先来我这里上完小学吧。”女孩傻傻地看了看“小学”老师，就走了。到周幽王时，估计幽王是“小燕子”那类的，对治国用兵一点都不严肃。幽王未经“九兵”同意，就点烽火玩，结果就是“幽王越礼九兵东迁”。西戎得知“九兵东迁”，才敢入侵。孔子根本不懂这些西周上层社会的情况。用现代的话说：西周崩溃，是因为西周统治者搞反动“血统论”。假如“复周礼”成功，搞反动“血统论”，那孔子自己就永远在社会下层，连给齐鲁大臣们做中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从西周到始皇灭六国，是一个“失道而生德，失德而生法。”的过程。
（1）西周开朝时的高层贵族，治国用兵很有能力，能有力地保护人民，让人民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让社会文明有一点提升，人民服。这时候的社会分层，与实际贡献、实际能力的等级是一致的。统治者靠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客观规律来统治，是“道治”。
（2）尽管西周高层贵族垄断高等教育，西周高层贵族相对的能力优势还是逐步下降。无论地位多高，无论学习条件多好，天分不行就是不行。不学习就是不懂，学了不理解还是不懂。懂都不懂，还能有什么真功夫？其实，“小燕子”也挺可爱，不过“小燕子”连“乾隆是个混蛋皇帝”都看不出来，做治国用兵的工作就不行了。当下降到一定程度，高层贵族在治国用兵能力上已经没有优势，只好靠“德”来骗别人听话。这就是孔子被齐鲁国君所用的原因。孔子后来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了，但他自己学不进去，长不了真功夫，与“小燕子”一样不好好学习。统治者靠反动道德骗人来统治，是“德治”。
（3）后来统治者骗别人听话，别人就是不听话。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