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電子書]
[size=4] 《國語》以“國”分目，記“語”為主，故書名《國語》。它與《左傳》所記載的史事都以春秋時期為主，只不過《左傳》依魯君紀年，記事以魯國為中心，是解釋《春秋》的，被稱作《春秋內傳》；而《國語》則分國系年，事件以所記國為中心，韋昭《國語解》說：“其文不主於經（《春秋》）”，因此又稱作《春秋外傳》。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班固《漢書·藝文誌》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有關《國語》的作者，在唐宋以前，多執漢儒之說，認為是左丘明，而《國語》正是摭拾《左傳》的編余材料寫作而成的。但自“（晉）傅玄、（隋）劉炫、（唐）啖助、陸淳，皆以為與左氏文體不類”（清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宋人陳振孫更認定其“必非出一人手也”（《直齋書錄解題》），清代的趙翼則說：“《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簡料而存之，非手撰也。”（《陔余叢考》）經歷代學者的考校甄別，已基本上推翻了《國語》作者為左丘明之說。
《國語》以記言為主，而它記載的言論系依據舊史的記錄。我國古代史官建制甚早，周制，王朝及諸侯各國均設有史官，而且編制完備，分工明確，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職。古者“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漢書·藝文誌》）另外，各諸侯國之間的朝聘會盟、興邦滅國、天災人事、死喪事故等，均赴告周王室及各國，供史官記錄。《墨子》裏面說墨翟曾見“百國春秋”（見《隋書·李德林傳》及《史通·六家論》引《墨子》佚文），《孟子·離婁下》說：“晉之《乘》，楚之《梼機》，魯之《春秋》，一也。”《晉語七》也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可見當時各諸侯國的歷史記載是比較完備的，而且不少史料已各自匯編成集。而《國語》的《晉語九》、《吳語》、《越語》已涉及戰國初年的某些歷史事實，故近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國語》當是戰國初期一位熟悉各國歷史掌故的人，根據當時周王室和部分諸侯國的舊史史料，經過選擇整理，加工匯編而成的。這個匯編者可能不是左丘明，但他必是閱讀過《左氏傳》的人，否則便不會在內容上有意識地補其缺遺了。
《國語》成書於戰國初期，那是一個社會急劇動蕩變革的時代。鐵制農具的使用，生產力的提高，生產關系的變化，城市經濟的繁榮，舊制度的崩潰，王室的衰落，國與國之間的劇烈兼並，華夏與四境民族的融匯交往，學術文化思想的活躍，矛盾交錯，異彩紛呈。《國語》雖然因為體例的限制，反映社會生活面比較狹窄，但它在時代的影響下，其思想內容仍是相當復雜紛繁、多彩多姿的，舉凡“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國語解敘》）概被納入，尤著力於政治事件、經濟體制、軍事行動、內政外交、典章制度、道德禮儀等方面的言論記述。《周語》三卷，記載了西周穆王、厲王直至東周襄王、景王、敬王時有關“邦國成敗”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從西周到東周的社會政治變化的過程。《魯語》二卷，則著重記載魯國上層社會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時期這個禮義之邦的社會面貌。《齊語》一卷，主要記載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采取的內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導思想。《晉語》九卷，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一強，它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從武公替晉為諸侯，獻公之子的君權之爭，文公稱霸，一直到戰國初年趙、魏、韓三家滅智氏的政治歷史，從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時間長，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國語》稱為“晉史”。《鄭語》一卷記周太史伯論西周末年天下興衰繼替的大局勢。《楚語》二卷，主要記靈王、昭王時的歷史事件。《吳語》一卷、《越語》二卷記春秋末期吳、越爭霸的史實。
《國語》在記事上較《左傳》早二百四十六年，記載的史實除《周語上》的一部分和《鄭語》屬於西周外，是以春秋時期為主。只不過《左傳》是編年體，《國語》是國別體；《左傳》長於記“事”，《國語》長於記“言”。言論既需要理論的論證，形象的表達，也要以大量的事實作為論辯的緣起，所以在史實記載上，兩書可相互參證。據統計，在《國語》記事中和《左傳》內容大致相同的有六十多條，內容不同的有九十四條，所記內容相同而史實有出入，人物、年代有差異者近一百條。《國語》在史學價值和文學成就上雖不及《左傳》，但仍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它開創了國別史的體例。這種分地域（國）記事的體例，在記同一時代的某國歷史時，便以某國的事件和人物為主要記述對象，由於其有背景的聯系，故與整個時代無割裂之感。這種體例後來多用於分封割據時的歷史記載，如陳壽的《三國誌》便是繼承發展這種體例的碩果。而《戰國策》及後來歐陽修主撰的《新五代史》、明崔鴻匯輯的《十六國春秋》和清人吳任臣撰的《十國春秋》便是這種體例的延續，司馬遷的《史記》中的“世家”一類體例也顯然是受到《國語》的影響。
其次，由於《國語》的作者是以變革發展的史學觀念來看待歷史，盡管大部分舊史是從維護正統、甚至保守的立場記錄的史事，但通過作者采擷的篇章、事件、言論，除客觀地保存了大量史料外，也反映出當時處於社會大動蕩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和一些進步的觀點，交待了歷史的演進。《周語上·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篇，寫宣王不遵循古制，不舉行親耕千畝籍田的典禮，這實則是當時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進步措施。柳宗元說：“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非國語》）西周共和後，公田制已經難於維持，周宣王廢棄名義上親耕實則民力助耕千畝籍田的制度，不要這個“禮制”的裝飾品，是廢棄助法（西周稅法的一種）改行徹法、改力役地租為物品地租的一項改革措施，它和“料民”（普查人口）一樣，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雖然《周語》的作者以反作正地記載了虢文公和仲山父的諫言，但堅持實施新政策法令的周宣王不予理睬，新稅法、新政令在政治鬥爭中取勝，事實上成就了周宣王的中興，歷史在變革中前進發展。這些地方可看出作者眼光之敏銳。再從《魯語上》裏革將晉人弒君委過於君主本身，《晉語二》裏克殺掉禍亂晉國的驪姬及幼君奚齊、卓子，申明自己是出於維護國家政權的公心，而不是為一己之私利，這些記載比之其他史書將弒君者一概斥為亂臣賊子有本質的區別。
《國語》還通過言論的記述，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社會現實，反映出當代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比如《周語上》記厲王弭謗屠殺人民、縱容榮夷公搞專利；《晉語》記獻公殺子、驪姬進讒、惠公爭奪君權出賣國家利益；《楚語》記靈王建章華臺、令尹子常蓄貨聚馬；《吳語》記吳王夫差好大喜功對外進行武力擴張、殺伍子胥等等，對統治階級的腐敗殘暴、貪婪奢侈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而對統治階級中一些比較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具有愛國精神、美德美行的人物，則給予褒揚贊美，比如《齊語》中的管仲、齊桓公；《魯語》中的展禽、裏革、臧文仲、公父文伯之母；《晉語》中的晉文公、趙衰、趙盾、晉悼公、叔向；《吳語》、《越語》中的伍子胥、範蠡、文種、勾踐等等，表現了作者的是非觀念和愛憎分明的態度。
《國語》的作者雖然在思想觀念上沒有能跳出西周敬天保民的窠臼，作品中摻雜了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但顯然已經將鬼神放在了“民（人）”的附屬地位，認識到“民”是國家生存、社會發展的主體，是起決定作用的。《魯語上·展禽論祭爰居非政之宜》，寫執政卿臧文仲讓人們去祭祀海鳥爰居，遭到展禽的批評，他認為祭祀是國家大事，要重視，但不可淫祀（濫設祭祀），應該是“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扡大患則祀之”，也就是只有為人民建立了功勞，對歷史文化有卓越貢獻的人，比如，黃帝、堯、舜、魚玄、禹、契、冥、商湯、後稷、周文王、周武王等才配成為祭祀的對象。這實質上是以“人事”為著眼點，以“神事”為附庸物。還有不少篇目表現了作者重視民眾的力量、關心民眾的利益的觀點，特別是《周語上》記國人驅逐暴君周厲王，《越語》把國家興亡、戰爭成敗的關鍵放在是否能得到民眾擁護上來寫，都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值得充分肯定。
三
《國語》作為優秀的歷史散文，是直接用當代語言就“事”說理的。這些“事”，有內政，有外交，有國事，有家事，天道、鬼神、地理、人事，應有盡有，可以說，它把春秋時代那些議論精詳、形象生動的言論都記錄了下來，在散文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成就。
第一，《國語》長於記歷史人物的諫言和對話，語言古樸簡潔，而議論時的旁征博引，對話中的巧譬善喻，卻又能使文章理由充足，曲折盡情，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像《召公諫厲王弭謗》，全文僅二百五十六字，除用數十字交待清楚前因後果外，主要是記西周政治家召穆公對周厲王弭謗暴政的諫言，議論中先是征引古代天子聽言求治的事例來諷諫厲王，突出“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的正面論點；又用“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這客觀存在的事實，來論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的觀點，說明堵塞言路的危險性，切不可等閑視之。這段諫言，說理層層推進，有忠告，有警言，有理由，有辦法，極富於邏輯性。用水比喻人民，形象貼切。水從表面上看來是很柔弱的，可是它的力量集合起來，可以沖決任何堅固的堤防，這些比喻富有說服力，成為後世治國理民的至理名言，千百年來一直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國語》精采的記言，對後世的議論文，特別是戰國諸子的議論文有直接的影響。
第二，不少對話幽默風趣，口吻畢肖，頗能表現出人物的個性和精神面貌。《晉語四》寫齊姜與子犯謀遣重耳，重耳酒醒後以戈逐子犯，說：“你們合夥把我弄走，將來事業不成功，看我不吃了您這當舅舅的肉（狐偃是重耳的舅父）”。狐偃邊躲邊嚷說：“事業不成，還不知我死在哪裏，您怎麽能與豺狼去爭吃野地裏的死屍呢？事業有成，晉國的一切鮮美食物您都吃不完，我狐偃這腥臊難咽的老肉您哪會吃得進口呢？”幽默詼諧，妙趣橫生，人物的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其他如《晉語》的《叔向諫殺豎襄》、《董叔欲為系援》、《趙簡子欲有鬥臣》等，叔向對答晉悼公、董叔、趙簡子那些話，滑稽詼諧，寥寥數語卻滿含機鋒，人物個性刻劃和精神面貌的揭示都是比較成功的。
第三，《國語》雖然敘事少，但篇章完整，不少故事情節生動，有頭有尾，對人物性格也有較細致的刻劃，可以單獨成為一個個文學短篇。比如《晉語》的“獻公殺子”，寫優施與驪姬合謀陷害太子申生，先寫優施教驪姬怎樣掌握申生“小心精潔，而大誌重，又不忍人”的性格特點，要她采取對申生進行人格上的汙辱誹謗的辦法，因為像申生這樣立身行事小心謹慎，潔身自愛又自視甚高的正人君子是受不了侮辱的，又不忍心對人有惡意，只能忍心對自己。後來驪姬果然用弒父弒君的大罪名誣陷申生，逼他自殺。這種含心理分析的描寫，在其他歷史散文中還是少見的。尤其寫優施爭取大夫裏克，使他不助申生，利用裏克性格軟弱，又拿不定主意的弱點，以俳優的身份在酒宴上起舞，唱《暇豫之歌》暗示裏克站在申生一邊將對自己不利，後面寫：
優施出，裏克辟奠，不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囊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裏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 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描寫生動，對話精練，凸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其他像《叔向諫殺豎襄》、《董叔欲為系援》、《閻沒叔寬諫魏獻子無受賄》、《史黯諫趙簡子田於螻》等等，都是一些精采的文學短篇。
另外，《國語》偶爾也有盛大的場面描寫，如《吳語·吳晉爭長夫差陳兵而得為盟主》篇，寫諸侯各國在黃池會盟，吳晉兩國爭當盟主久而未決，夫差的老對頭越王勾踐趁機襲擊吳國，進兵姑蘇，殺吳太子友，又沿淮河陳兵斷絕吳王夫差的歸路。重兵深入中原的吳王夫差，遠離本國，聽到後院起火，情勢不利，只好聽從大夫王孫稚計謀，孤註一擲，以兵勢威脅晉國以求速決。吳王夫差黃昏時就下令厲兵秣馬，半夜時讓將士全副武裝，列隊布陣，一百個士兵為一行，一百行共一萬士兵組成一個方陣，中間的方陣“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這披袍帶甲三萬士兵組成的三個方陣，中間像一片盛開的白茅草花，左邊像熊熊燃燒的火海，右邊像一派墨黑的汪洋，色澤濃麗，對比鮮明，何等壯觀。這三萬人組成的軍陣逼近晉軍營寨，在天明時突然金鼓齊鳴，三軍將士大聲吶喊吼叫，作出進攻的姿態，造成強大的聲勢，如火如荼，驚天動地，晉軍果然嚇得堅守不出。這段描寫作者不惜筆墨，極力渲染氣氛，寫得有聲有色，耀眼奪目，十分精采，同時對比揭示出吳王夫差強大兵威下慘痛的內心。這些描寫表現出歷史散文在文學上進展的痕跡。
當然，《國語》由於受分國系年、記言為主體例的限制，取材比較零散，記載的史事也有不少漏誤。一些地方記述瑣屑，情節枝蔓，甚至有荒誕不經、穿鑿附會不近事理之處。但這盡可視作散文發展進程中的必然，不必對古人過分苛求。《國語》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中的珍品，仍然是值得我們閱讀的。
四
《國語》自傳世以來，歷代皆有註家，比較著名的有東漢的鄭眾、賈逵，三國時魏的王肅、吳的虞翻、唐固、韋昭，晉的孔晁等七家，但註文多已散佚，只韋昭《國語解》獨存。由於韋《解》結合《春秋》、《左傳》註釋史實，比較尊重歷史，在史料考據上可與其互為佐證；內容充實，吸取前人註釋的精華，客觀上保存了鄭眾以來諸家註釋的原貌，並征引其他古書古事；訓釋切當，註文要言不繁，頗中肯綮，因此《國語》傳世的版本多與韋《解》並行。清代和近現代學者對《國語》和韋《解》校釋的著作比較多，成果也較大，著名的有清洪亮吉《國語韋解註疏》、董增齡《國語正義》、汪遠孫《國語校註本三種》、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劄記》，以及近人吳曾祺《國語韋解補正》、沈镕《國語詳註》、徐元誥《國語集解》等。
《國語》現存的版本，有明道本和公序本兩種。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四部備要》排印的以明道本為底本，參校了《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刻公序本，出版了《國語》點校本上下冊。這本《國語全譯》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為工作底本，主要參照董增齡《國語正義》，並適當參考其他版本點校註釋的。每篇都含題解、原文、註釋、譯文四部分。註釋以韋《解》為主，為增強學術性、資料性，也借鑒吸收了我國歷代特別是近現代學者關於《國語》、《左傳》、《詩經》、《呂氏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成果，其中像《禮誌》為何書、“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等條還托專人請教過四川大學教授繆鉞前輩。因一般未註明出處，特在此一並申明致謝。譯文以直譯為主，在不影響原文和文章風格的情況下間有意譯，雖知於“信、達、雅”尚有差距，但也力求明白曉暢。
《國語》舊本向無篇名，為使讀者了解每則言論之精萃所在，故基本上沿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之例，給相對能獨立成篇的每則故事冠以篇名，以醒目點題。篇名擬定的原則主要是以“言”為中心，但有的篇章故事情節完整，不忍其割裂，就集中為一則，如《越語下》，是以記載範蠡助勾踐滅吳的謀略策劃言論為主，貫串起一場越滅吳的戰爭，全文系一氣呵成，便未循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分為八則之例。還有《吳語》第七則，原題為《吳欲與晉戰得為盟主》，我以為不如《吳晉爭長夫差陳兵而得為盟主》醒豁點題，故徑改。其余按文意對個別篇章的分段也有些變動。《國語》記載每則故事，一般是按事件緣起、針鋒相對的言論、直接後果三部分結構篇章，底本於較長文字的故事大部分按此結構分段，但也有例外，於短篇則概未分段。為突出作為文章中心的言論，使讀者加深對思想內容的理解，本書對後果部分文字較長的或時間相距多年者也另起段，如《邵公諫厲王弭謗》、《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王孫說請勿賜叔叔僑如》、《公父文伯之母論勞逸》等篇作如是處理。另外，如《周語上·穆仲論魯侯孝》一文，前面一段文字“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本就是上文宣王為魯廢長立幼的後果，原底本歸入本文，與穆仲論魯侯孝的內容毫不相幹。再如《富辰諫襄王以狄伐鄭及以狄女為後》文，襄王不聽的後果應該是“狄人來”，富辰“以其屬死之”，而“初，惠後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顯然是文公請隧的緣起、且既是《周語》而全書未有稱“周王”之例，故以上數則的分段及標點皆擇善而從嶽麓書社點校本（1988年版）。在全書校點中，也曾適當吸收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有與底本不同者，均予出校說明。[/size] 性直情和,為人有博愛惻隱之心, 慈祥愷悌之意,清高慷慨, 質樸無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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