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的天堂 (ZT)
[size=3]這整篇文字是 一個深圳女人 叫深圳女蛙 寫的, [/size][size=3]在網易論壇發表[/size]
[size=3]本來, 我沒有打算貼出來, [/size]
[size=3]越看感覺越不錯, 今天有時間把所有帖看完[/size]
[size=3]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家庭生活[/size]
[size=3]也可以學到很多很實用的東西[/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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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人說, 女人是一本書, 是一個男人的學校[/size]
[size=3]向來我都不是很理解這句話[/size]
[size=3]現在有了解瞭, [/size]
[size=3]好的女人的確是她男人的一個好學校[/size]
[size=3]這篇大家共勉~ [/size]
:loveliness: [font=楷体_GB2312][size=3](1)
引子——我突然想写了
我突然决定要写了。尽管几天前，我还是那样愚顽不化，油盐不进，因为不肯写被我那帮朋友恨得咬牙切齿。
那是一个毫无主题、毫无目的的聚会。在狂吃一通，撑得目光呆滞、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就像往常一样拿我们家的鸡毛蒜皮开涮，并戏称是餐后甜品。
“你老哥最近有什么搞笑的话？”
“贝贝有什么故事没有？”
“老哥”其实是我的先生，俗称老公，只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我叫他“老哥”或“哥哥”，已经有十多年了。
开始当着朋友的面这么叫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他们也慢慢习惯了，都是亲人或好友。他们提到我老哥时也通称“你老哥”或“你哥哥”之类，有时带点坏笑。
老哥是个律师，从不见他有多忙，没有特别要紧事的时候就经常和我在家“鬼混”，对于我要求一起喝早茶、共进午餐、看夕阳、喝咖啡之类的事常常会答应。
老哥最明显的兴趣是读书看报，他说：“只要一卷在握，哪怕不翻一页心里都觉得塌实”。经常在朋友面前一秀，满足点虚荣心的就是摄影。老哥在摄影上有着业余的天分，我非常鼓励他玩摄影，无比投入地献身当他的超模，当然，分不清是是为他还是为自己。
不过，老哥对他的爱好有自己的认识：“不爱抽烟不爱喝酒，不爱打牌不爱泡吧，只爱老婆和孩子。”他还得意地调侃自己：“我的特长是会娶老婆，可惜这特长一辈子只能发挥一次。”
贝贝是我们的女儿，现在六岁多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说她“好白”，包括为她接生的护士。三岁的时候贝贝已经懂得为自己的白骄傲，她一听别人夸她白，就会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卖点。”
这小女人是个臭美冠军。有一次，看见我穿一套新衣服，站在镜子面前摇来摆去准备出门时，她突然跑进洗手间大哭，一颗颗眼泪从白色的小胖脸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吓得我们赶紧问她为什么，她哽咽着说：“妈妈的裙子太漂亮了，我没有。”
还有一次在电梯里，别人表扬她：“这小女孩好可爱，白白胖胖的。”她走出电梯十来米后，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说：“谁说我胖，谁自己就是丑八怪！”
贝贝爱画画。有一天晚上十一点了她还没睡着，我问她怎么啦，她说：“今天没画画，睡不着。”我说：“那就起来画一幅吧。”她立即花五分钟画了一幅，然后酣然睡去。
我们家这两位的故事常被朋友们深度挖掘，并广为流传，而我则在长期的“甜品”事业中，逐渐被老哥授予“隐私贩卖者”的光荣称号。
那天在聚会上，我如常报道了贝贝的最新趣闻后，灿灿突然说：“哎，你把这些写下来嘛，写成一本书，绝对畅销。”我大吃一惊，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跻身写书者的行列：“啊？写什么？”
“就写你们家，写你们的天堂啊。”杨杨突然一抹油嘴，来了兴趣。两年前，四岁的贝贝第一次接触到“天堂”这个词，问老哥什么是天堂，老哥笑着说：“天堂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是天堂。”当时正好杨杨在我们家蹭晚饭，听到老哥的回答后，无限扩张地宣扬了出去，并成功地把这句话打造成老哥的名言。
“得了吧，这年头写苦难、写不幸有人看，有人同情。因为苦难才深刻，不幸才打动人，人生不如意十八九，写这些，读者看起来才有共鸣。要写幸福，怎么看怎么肤浅，绝对空洞，没人看。”我来了个即兴发挥，希望立马说服他们掐了这念头。
“苦难、不幸当然值得同情和尊重，但幸福是每个人的向往，写幸福可以带给读者以阳光和希望，在幸福指数一再下降的今天，写幸福一定有人看。”老金一向思辩，说出的话总是一锤定音地肯定。
还没等我开口，平时并不怎么来事的燕子居然也帮起腔来了：“每次听你讲你们家那些事，我们都很感动、很开心啊，既然我们喜欢，那别人也应该喜欢。你没发现你们家那些鸡毛蒜皮每次都让我们听得着迷？”。
“唉呀，我又不是名人，名人的日常琐事有人追着看，还没见过普通人也来卖自己的破事的。”我对这个话题嗤之以鼻，一点兴致都没有。
“不对，看名人的故事是因为追星，因为猎奇，想看看人家名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而看普通人的故事，对于普通人才有教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普通人啊，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你的那些幸福理论和幸福故事，一直对我们有启发啊。”真奇了怪了，连薇薇这种不掺合的人都极力怂恿起来了。
“可是，我凭什么去说教，我有什么资格说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大师，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按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我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简直有点急了。
“你不用说教，就如实写下你们的生活就好了，保证读者看了会觉得有意思，会像我们一样哈哈大笑。”Vivian的表情像已经看到读者正人手一本，边看我的书边傻笑。
“拜托你们别整我了行不？像我这种平时写几千字的报道都恨不得哭的人，还能写书？”我感觉自己就差喊救命了。
“别说这么丢脸的话好不好？这年头能识字的人，都能写书，你好歹也是咱主流大报一主编，干新闻干了十年了，说出这么丢我们报社老脸的话，小心我叫老总把你给炒了。”Jessica是我的同事兼好友，说话绝对不留情面，看大家这么给我面子，我还一副给脸不要脸的模样，恨不得当场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亲爱的，你只是有点懒，我们又不是没看过你写的东西。”玛亚看大家这么逼我，善解人意地给我打起气来。
“好吧，让我好好想想？”我看这个问题越纠缠越严重了，于是不顾他们看我时那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虚晃一枪，收了场。
今天早晨有点邪门，我这种平时一觉睡到八点多，还要强烈依靠闹钟的人，居然在早上五点就自然醒了，更奇怪的是脑袋清醒得一塌糊涂，满足得一塌糊涂。
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扭头看着熟睡的老哥。朦胧的晨光里，老哥酣睡如纯真的孩子，表情恬静、安详，我忍不住伸过手去，轻抚他的脸盘。他似乎感觉到了我，下意识地把手臂伸向我的脖子，我就势将头一抬，枕着了他的臂弯，他用头轻轻碰我几下确认后，习惯性地用头抵住我的头，睡去。我一动不动地枕着他，心里突然很感慨：“天啦，我们相爱都十多年了，结婚都九年了，怎么居然有越来越爱的感觉呢。”
直挺挺地甜蜜了一会之后，我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走向薄雾笼罩的阳台。我趴在栏杆上，听着小鸟欢叫成一片，俯瞰着晨雾中的华侨城，内心无比宁静。看到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我突然想起刚到深圳时，一直不舍得花一百块钱买门票，于是，几年下来每次都只是在外面转悠，然后对老哥说：“外面肯定比里面好看多了。”想想那时的情景，不禁开怀。
一晃，我们到深圳就是十年了，十年前的情景，还那样清晰可见，如今，贝贝都快七岁了，成了我和老哥的好朋友，成了朋友们的开心果。
一想到我那些好友们，那天聚会的情景开始在脑际盘桓，萦绕不去。那天说的每句话，都在我脑海里拼命翻滚，激活着我的神经。
“何不真的写下来？”这一念头从自己脑海中跳出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但突然又兴奋起来。
我们到深圳十年了，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我们结婚九年了，正享受着自己营造“蜜月”。就写我们的深圳十年，就写我们的结婚九年，就写我们三个人！
不需要纸张，坚决捍卫森林，不浪费油墨，拼命节省人工。写在无穷的网络，发表给愿意看它的人们——收看免费，大笑无畏，眼泪可以飞……
我立即转身走进书房，打开笔记本，开始写起来，越写越快，越写越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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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为深圳人
10年前，我和老哥借两千块钱，一人拎一个包来了深圳。我们共吃五块钱的“美味佳肴”；偷藏荔枝到路边灌木丛；像小时候过家家一样，三个大人横着睡一张床——那时候我们真穷，真快活。
1、“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
1996年7月，老哥毕业分配到深圳，在一家银行上班，我还在读研究生，在暑假作为随行特使来了深圳。
当我们一人拎一个包，来到他们银行安排的宿舍时，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视傻笑：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内，除了一张1米2的床垫，空无一物。
“我们有2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我们有钱。”老哥豪气十足地伸出手，夸张地拍了拍他那人造革钱包，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从亲戚那借来的20张大百——我们全部闯荡深圳的费用。
傻坐一会后，我们掏出纸和笔来列购物清单，写到床上用品时，老哥指指那张床，很诡秘地说：“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我笑着擂了他一拳。
我们走去最近的千百意商场（后来没过多久关门了，现在是酒楼），围绕着吃喝拉撒买了一大堆必需品，看到一盏台灯时，我的小资心理不顾当时的经济状况，狂作祟。
那台灯的灯罩和灯座都有印象派油画的感觉，色彩绚烂，还可调节光线，我一看到它，立即想买。我感觉那八平米的家，如果有了这盏台灯，绝对不至于惨白和空洞。但一看标价，要160块，我吓了一跳，心想，简直是敲诈。
我气得走开了，和老哥去选别的生活用品，但奇怪的是，离这盏台灯越远，我就越想买，绕了一圈后，又拉着老哥回到这盏灯前。
老哥说：“这太豪华了吧，妹，我们还不能买电器呢。（因为160块的天数，台灯被尊称为‘电器’，呵呵）”我当然也知道，但实在想买，站着不动，摇着老哥的手说：“买了吧，哥哥，豪华一把吧。”我后来偷眼看到老哥把这台灯放进购物车时，脸上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
这盏台灯后来成为我们家除人以外最大的亮点，它以调节光线的功能，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浪漫需求。有时我们将光线调到最低，体会“一灯如豆”的感觉；再大一点点，就朦胧成一片；更大时，橙红的光线就开始表现浪漫；再明亮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床上温馨地用它看书。
冬天的夜晚，我们经常早早关了日光灯，把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调试好，爬上床。老哥把枕头靠在床头冰冷的墙上，迅速用背压住枕头，坐好，然后笑着把双手张开，伸向我，我立刻像只温柔的猫，乖乖地坐到他怀里，盖上被子，顺势把我们刚脱下来的外套、毛衣压在被子上取暖。
老哥负责捧书和翻书，我什么也不用管，只管把手窝在被子里暖和着。我的背贴着他的胸，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顺势一歪就能亲到我的脖子，他呼出的热气直吹进我的耳朵，我常常大叫“阅读环境恶劣”。
我表现好的时候，就用手揉搓老哥冰冷的脚丫，我边揉他边躲闪，嘴里发出各种怪笑。有时我干脆在他的脚掌里使劲挠，弄得他满床打滚，边滚边喊“救命”。
他乱滚一气的时候，经常会碰倒床垫旁的宝贝台灯，这时我们就会突然刹住笑，一起心疼我们家当时唯一的自买“电器”。
每天晚上，我们一打开这盏台灯，心灵就开始享受。
在我们后来的N次搬家行动中，这盏台灯总是成为第一重点保护对象。直到2003年，我的闺密玛亚到了深圳后，我们把这盏台灯郑重地送给了她，她一直把这盏台灯放在床上，和她最爱的书一起，陪伴她。
除台灯以外，我们还咬牙买了一张茶几，耗去巨资120块。这张黑色胶木板的茶几有四个轮子，可以自如地移位，还可以装拆。深圳的许多家具都有这个特点，据说是为了搬家，多数深圳人都会搬好几次家。
这张茶几在我们家属于绝对多功能家具。我们用它当餐桌、书桌、写字台、熨衣板，晚上充当衣柜，搬家的时候当小型运输车。作为我们的主力家具，它受到我和老哥的百般呵护，我们用了三年多，一点刮花的痕迹都没有。
后来，我弟弟也来深圳打工，我们把茶几送给了他。几年之后，他赚了点钱准备回老家发展，我们的茶几也衣锦还乡，现在还在我弟弟家中，在我们家乡继续发挥着多功能的贡献。
那一次在千百意商场，我们还买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套床上用品：一张草席，一床特价线毯，一个双人枕头。双人枕头死贵，要98块，不过很漂亮，而且枕头也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又作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买了。
不过，想到这几样床上用品就可以一直用到11月份，我和老哥顿时觉得毕业后来深圳，是一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要是去北京，9月份就得添置厚厚的床上用品，那得花多少钱呀。
买双人枕头时，我很怕别人看到，觉得买双人枕头就意味着告诉别人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了，担心别人说“这两个人，这么小，没结婚就住在一起，不害羞”。但后来听说深圳人不太管别人的私生活，再搬家时，我很大方地把双人枕头直接抱在自己身上。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双人枕头还在我们家。它听了我们太多甜言蜜语，感受了我们太多缠绵的故事，我不会送人，更不会丢掉，只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让它们和阳光对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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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的感觉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
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比这间大。
房间真的大了许多，有十来平米，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留下的家具，但也还是“三无”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没有阳台。不过我们很高兴，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做饭就有家的感觉，而且比吃盒饭省钱。
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他比我们先来，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掉了漆倒没什么，就是不自动跳闸了，饭很容易烧糊”我极领情地说：“没关系，饭熟了不跳闸，可以闻饭的香味，饭香了就拔掉插头，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
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读大学的时候，和死党笨笨，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
那个暑假，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注册会计师，白天老哥去上班，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这1400块，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财务管理》，我说正好“学以致用”，嘿嘿。
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经过我的专业精算，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
那个巨型电饭煲顿时发挥了作用，我既用来做菜，又用来做饭，有时先做好菜放旁边盖起来，再做饭，饭好了老哥就回来了。遇到那种应该马上吃的菜就先做饭，把饭打起来再做菜。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在饭上蒸菜。有时把腊肠、豆子一类的东西直接放进饭里一起做，做成菜饭，既当菜又当饭，绝不亚于现在在一流粤菜酒楼吃到的腊味煲仔饭。有时还用它煲汤，汤好以后下进面条、粉丝，超级无敌美味。
后来，当我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这一段故事时，一位80年代出生的妹妹大叫一声：“麦噶得，电饭煲还可以做菜？煲汤？”我大笑：“俺们无产阶级‘前辈’的生存智慧，你们新新人类难以想象吧？”虽然跟许多比我更老的无产阶级比，我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当然要倚老卖老一番。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吃的饭都是从电饭煲里乘出来的东北大米、泰国香米，也没看到过爸妈用电饭煲干过别的，当然想不到电饭煲会有那么多妙用。
可是在那个暑假，巨型电饭煲是我这大厨唯一的武器。我每天变着法子做饭，每天吃的都不一样，用的晚饭钱都不超过5块。我估算着老哥回家的时间，快好了的时候，就趴在窗口看。老哥一进到院子就往我们家窗户望，望见我就猛挥手，然后一溜小跑回来。我在窗口一见到他，就立即把电饭煲插头拔了，然后乘饭，乘好饭时，老哥就刚好进屋。
老哥在亲我一下之后就开始赞不决口、“吧唧吧唧”地吃饭。他咀嚼和吞咽的声音，如同演奏欢乐颂，让我得意无比。那时他常常因为疼惜，因为感慨，因为感动而说的那些话，也比后来任何时候说的都动情。本人的贤惠，也在那一段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饭后被老哥牵着手在教育学院或银湖散步时的感觉，和多年以后在马尔代夫的夕阳里漫步，或在新疆阿尔泰的白桦林里听鸟叫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一样的宁静，一样的快乐，一样的美好。
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哥哥，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而他老人家却说：“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一起快活，所以叫穷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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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块钱的“美味佳肴”
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美味佳肴”大肆表扬说：“你不是用5块钱，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律师的智慧、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但有时候，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也不是那么管用。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其实不容易。
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晴天灰尘弥漫，雨天泥泞满踝。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保姆，一类是老人，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后者比较多。我当时刚到深圳，对于这类着装的女人不太理解。我不明白女人优美的身体，为什么拿那样一件一统江山的劣质睡衣来罩住，很饱满的胸部，为什么用那样具有透视感的松垮文胸，穿一件脏乎乎的睡衣到处跑，为什么却像出入无人之境？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们。
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我从来不喜欢。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今天吃什么，怎么搭配，一进菜市场，立即找到想要的菜，买了就飞奔走人。但有时我想要的并没有，有时有，又不新鲜了。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我要么只能作罢，要么得换一家试试，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浑身油污的卖肉者，这些，都让我难办。
还有一次，本来是打算做肉末烧豆腐、红烧茄子的，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一问，要三块钱，我想，如果改做肉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那也很好，但那样的话总额要六块钱，超支了。
我问卖家“两块钱可不可以”，他极不耐烦地摇头。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走了一圈，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有的不如那个大，我又回到原来那家，再试着问：“真的不能两块吗？”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没有钱你就别买了，三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我告诉你，这腰花我不卖了，两块钱？还一块钱呢！”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鼻子拼命地“哼”出一声。
我本来只是再试试，他要不同意，我就三块钱也买了算了，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我瞠目结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赶紧扭头走了，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
回来的时候，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我拖着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心里无限悲哀。
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对自己无力地说：“这就是辛酸，辛酸也是一种感觉，辛酸也是一种体验。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只有幸福、只有快乐，那不是完整的人生。”
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至于他发怒不卖了，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即三块钱，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还跟他还价，他非常生气，或者那一刻他心情不好，可能正为什么事生气，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运气不佳。
这么一分析，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接受了他的怒火。我甚至想，没准换了我，也烦了，为了一块钱，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爱买不买。
“不过，我会有钱的。”我长叹一口气后，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我读了二十年书，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考过了律师资格，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不相信赚不到钱，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有钱。”
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慢慢恢复了体力。我开始将这件事放下，“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而我的人生里，“如意事十八九”，我有限的记忆空间，只应该用来储存快乐的事情。对于不快乐的事，应该把它过滤掉。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象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老哥，让自己的女人受穷，那是男人的死穴。男人自己受穷的时候，要么忍了，要么来一通国骂，或者展开一场愤世嫉俗的发泄，就过去了，但如果让他的女人和孩子辛酸，那会让他感觉痛到骨子里。我不能带给老哥这样的硬伤，我要养他的胃，更要养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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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1995年的冬天，老哥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回到我们就读的学校以后，他的主要话题成了深圳与武汉、长沙之比较（去深圳之前，他只呆过这两个城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深圳的公园，那是真正的公园，公家的园子，不收钱的，不要门票。”我听了很吃惊。他还说：“市中心就有个荔枝公园，很大，里面有山有湖，到处都是荔枝树，有四五个门，谁都可以进去的，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那吹拉弹唱，很好玩，风景又美。”
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脚都走出泡了，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一丁点大，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还要门票。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我气得说：“什么情人节，简直是死人节嘛。”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
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1996年的暑假，我到深圳后没几天，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心里豪情满怀，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老哥满心欢喜地说：“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过了试用期，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七千块钱一个月，七千块呢，做深圳人好吧？”他说“深圳人”时，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
那个暑假的晚上，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十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的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不太看得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只剩下悲凉。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中随即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买房，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我还不能有这样的梦，它像星星一样遥远。
我和老哥都来自农村，我们跌跌撞撞地完成学业，已经让父母筋疲力尽了，我们攥着一张毕业文凭，借2000块钱，拎着两个包来到深圳，也许要面对的，永远是别人的都市，别人的繁华……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他们飞去，他们飞来，他们的车灯将我的眼睛刺过去，将我的眼睛刺过来。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我坐在隔离墙上，用尽全身力气，扮演着优质的打气桶，拼了老命给自己打气。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那个暑假过完后，我要重回学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向老哥挥完手走向火车站台时，心里无比轻松。老哥后来在信中说，我是头也没回地走的。
我当时不喜欢深圳，但我知道我会来，因为我爱老哥，老哥已经在深圳了，我就得来。我这么想时，有些惆怅，有些无奈，但也心存希望，感觉很复杂。
但我完全没想到，十年以后，有朋友跟我说起深圳的种种不好，问起我的感觉时，我毫不避讳地说：“现在如果搞一场‘我爱深圳’的演讲比赛，我保证‘噔噔噔’跑上讲坛，不打草稿，‘唰唰唰’拿下个一等奖。”
十年来，我们到过不少城市，每次从外地回来，火车一进入深圳市区，一看到地王大厦，看到和平路旁栋栋亲切的高楼时，每次都有强烈的回到家的感动，总是忍不住大声说：“哎呀，还是深圳好啊。”每次从宝安机场回来，车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座座熟悉的广告牌，看到路两旁扑面而来的花草，我的心里，总有着放飞一般的自由和轻松。
我常常感慨，也许没有哪一座城市，能这样宽松地包容我们这些赤贫而充满梦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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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
1998年，等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那栋宿舍现在还在。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
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所以每次都搬得兴高采烈。
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一个星期后，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也是“三无”房，但有10多平米，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老哥形象地说：“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以后的每次搬家，我们都笑称“坐直升飞机”
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不用在洗澡的时候，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我开心得手舞足蹈。
再回燕南路的第四次搬家，虽然还是一间房，但已经有阳台，有洗手间，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这当然是飞跃，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
到这次搬家时，我们已经得到“前辈”指引：“买家具不要去商场，很贵的，应该去旧货市场，便宜。”
我们得此真传，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一张一米五的床、绿色的皮沙发，当然是人造革的，还有电视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总之，该有的全都有了。
我们一起把墙刷白，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大洋。老哥买来这幅画时，无比得意，说：“这画多美呀，而且不褪色的，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水洗，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
当全套家具送来，摆放好以后，我大叫起来：“天啦，真像个家！”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当时生意火得很。
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非常漂亮。经这么一布置，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我环顾着这十来平米的家，无比开怀。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样觉得温暖。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房间是双拼户型，有两百多平米，是温情的英伦风格。
那个周末，我们兴奋得那儿都没去。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摸摸人造革沙发，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闭上眼睛，无比陶醉地感受着那松松软软的质感。
老哥满足地说：“这下，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的我们，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努力工作，从容积累。
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他当即订了几份，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财源人物”。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所以在亏损几年后，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
我那时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常研读着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日本经济新闻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漂亮极了，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老哥很肯定地说：“当然啦，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会不断地衔泥，不断地做窝。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
那时候，我在报社的工资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交了房租后余下的钱用来安排日常生活，老哥的4500块钱就可以全部存起来。我对老哥开心地说：“两个月就可以成为万元户呢，真是爽！”“是啊，以前觉得万元户那么了不起，没想到现在一不小心就当上了！”老哥赶紧拿来自己的存折，得意地伸过来给我看。
后来，当我们手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们这两只燕子就开始到处看楼，准备去高楼里筑窝，“密谋”着又一次坐直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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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
1999年秋天，当我们把爸妈从机场接到家时，老爸大叹一口气说：“哎，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
这确实需要想象力，他们的父辈以及祖先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老家，他们住的房子是从茅屋进化而来的土屋，他们曾经拼了老命，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当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九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自己挣到饭吃，并且吃饱。而今天，他们居然坐着飞机，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海边，看到了六十多层高的房子，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了，还自己娶了媳妇。
那天中午在外面吃完饭，我们带爸妈在附近转了转，他们感叹了好几个小时后，总算适应了这个反差太大的事实。晚上回到家，老妈突然说：“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阳台有1米2的宽度，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正好放了进去，不过，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再次派上用场。然后，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批发了一大捆，再用铁丝、夹子，在床四面的墙上、窗户上打好钉子、连好铁丝，围成床帘。顿时，我们的床就成了平民版的“公主”床。
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老妈对此很过意不去。最近一次来我们家，她老人家还很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候你们多可怜，两个人住那么破的阳台，睡那么小的床，让我们睡你们的大床，我每次想起，心里都过不得。”说着抬起布满干裂痕的手去抹泪。我们每次都笑着反问：“难道让你们睡阳台？”事实上，无论那时还是今日，我们都不觉得那很可怜，而是很温馨。
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非常得意，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而我们的小床，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
正那么开心着时，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在里面大笑不止。
那两个月，我们每个周末都精心研究最能代表深圳的去处。老哥负责用他不太地道了的家乡话解说，我负责后勤。两位老人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钱都用完了，一边满心欢喜地享受着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一切。
我们白天出去游玩，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同看一部小电视机。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我每晚一冲完凉，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
对于我们所花的钱，必须在报价时非常自然地砍掉一个零或两个零，否则他们不但不开心，还会难受。在餐馆吃饭如果花掉两百多，就得根据他们的可接受程度，在报告餐费时像拣了大便宜似地说：“这家真划算，才三十多块钱。”老妈后来批评说：“深圳餐馆的服务什么都好，就是要自己去服务台买单，这一点不如我们县城的餐馆。”我和老哥听了相视一笑。
在买水果上，更是如此。有很多水果，比如车厘子、山竹、布林等，都是当时的湖北老家所没有的。我们在报价上一律都按老家的橘子、香蕉等进行处理，单价都在一块、两块不等。他们常常边吃边说：“深圳真是好，天气好，环境好，工资又高，物价又便宜。”
不过这种报价，后来差点让我们破产。
两个月以后，爸妈要回家了。在考虑带什么礼物给村子里的人们时，爸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又好吃又便宜的水果。他们决定给村里的七户人家每家一箱车厘子、一箱布林，他们算了一下，每家要花二十块钱，但他们说难得我们这么有出息，应该表示一下心意。
一听他们的计划，我和老哥在心里吓了一大跳，以眼睛示意，悄悄拿了计算器，藏进我们平民版的公主床里去算。这些要带回去给乡亲的水果，就算去福田农批市场批发，最低也需要五千多块。是坦白说出实价，还是咬咬牙买了？我和老哥小声地盘算着。
最后，我们完全按爸妈的意见办了。一是因为他们吃苦一辈子，不容易，难得这一次这么高兴；二是我们发现每个老人家，多少都有点虚荣心，干脆满足一下；三是我们想象着他们跟村里人说着深圳的物价有多便宜，东西有多好时，那个高兴又放心的样子，我们开心。
但后来的事情让我们完全没想到。
过春节时，爸妈打电话来说，乡亲们想要我们多买一些水果托运回去，“费用一块钱一斤也好，两块钱一斤也好，照付”。爸妈回去以后，村里人都知道了原来深圳的水果比老家还便宜，又好吃。
这下我们终于傻眼了，如果还照那样报价，如果每年过年过节都这样托运水果回去，我们绝对要破产了。
我们只好老实交代。据说，爸妈后来对于我们的虚假报价感叹了一个多月，有难受，有痛惜，也有窝心。
爸妈回去以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我们一起拍的照片，准备寄回去。同事们没事拿来看，看到我们的合影，说：“你跟你爸妈还挺像的呢。”我说：“是吗，难道我和老哥真那么有夫妻像？”他们非常吃惊地说：“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说爸妈来了怎么怎么，我们还以为是你自己的爸妈呢。”我说：“我的感觉真的一样。”我跟同事们说起老妈抱着我的光脚丫看电视的情景，他们很感叹地说：“婆媳关系被认为是人类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们怎么这么简单呢。”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想着我的光脚丫，轻踏着老妈松弛而热乎的肚皮的感觉，想着那柔软的肚皮，曾经孕育着我的老哥以及另外八个兄弟姐妹，想着她那安详宁静的表情，我的心里常有一种母爱大过天的温暖。我想，不管是婆婆还是自己的亲妈妈，只要都有真正来自心底里的爱，那就真的一样。
事实上，爱我婆婆是件很容易的事，她虽然不识字，但很有文化，虽然没读过书，但世事洞明，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一切美德。她吃过很多苦，从来忍辱负重，她生了九个孩子，却从来没有坐过月子，在养育九个孩子的近二十年里，她从来没吃饱过，更没有好好上桌吃过一餐饭。
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看样子是饿极了，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鼻子会发酸，眼睛会湿。同样作为女人，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在那样一个赤贫的年代，要养育那么多儿女，是非常艰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儿女们大了，可以接老人家来大城市享点清福的时候，他们又不习惯都市里的生活。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自己没享到什么福，福都让我享了。”
这十多年来，每次我给婆婆钱的时候，她总是推脱着说：“哎，你们结婚我们都没给过一分钱，你还每次给我那么多钱，钱都被我用光了。”
“我们还有很多钱呢，我们在深圳工作一个月，你要辛苦好几年才赚得出来，刨土豆要刨几座山，我们的钱给你们用是最划算的。”我总是这样宽慰她。
有时，她攥着我给的那把钱，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你们俩可怜呢，在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吃了很多苦吧，所以总是这么瘦。”——呵呵，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认为我瘦，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婆婆。
我每次听婆婆说着这话，环顾着他们那几间土砖砌成的房子，和房子里十多年没变过的摆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给她再多钱她都舍不得用，也说服不了两个老人家离开他们的田地和自己养的鸡，我们在这里享受都市里的繁华，他们在清贫的山区为我们担着心，积攒着土鸡土蛋，随时准备着给哪个孩子。
这么多年，我和婆婆没有很多时间在一块相处，但母女之间的那份彼此怜惜，却经常能感觉得到。老哥对此无比欣慰。
事实上，当我对婆婆好的时候，老哥的感觉比我对他自己好，更开心、更感激。这就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孝顺公婆，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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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郭锐教授，他对我们亲如己出。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我们叫她少宁姐姐。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很早就打破铁饭碗，来到深圳闯天下，
1997年，郭老师也来到深圳，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荔枝！”。
那时侯，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对新鲜荔枝的向往，却因为背唐宋诗词，早已有之。
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只觉得好吃。我边吃边说：“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满嘴甜汁，就算吐出来的核，都亮晶晶的，格外可爱。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感觉真是过瘾。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要六、七块钱一斤，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
但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
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荔枝红彤彤的，外表虽然疙疙瘩瘩，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老哥看我馋成那样，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说：“吃吧，一颗看不出来。”我急忙吃了，接着也学着他的样，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递给他：“吃吧，一颗看不出来。”他也大笑着吃了，吃完后还咋咋嘴。
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边偷笑边揪着，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掩盖着“犯罪现场”。各揪了好几颗以后，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失望地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呢。”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突然灵机一动，说：“妹，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反正少一扎，看不出来。”我听了大笑，夸老哥真是聪明绝顶。
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我望风，老哥藏荔枝，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大叫一声：“快跑呀，快去快回呀。”我说：“不用，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到了少宁姐姐家，我们跟郭老师聊了一会后，我对郭老师说：“吃荔枝吧。”郭老师似乎对国家时政的兴趣远远胜过好吃的荔枝，他没接话，继续针砭时弊。我本来盘算着，如果他吃，自然也会叫我们吃，那不是大赚了？
等郭老师和老哥聊了一会，我还不死心，又说：“郭老师，吃荔枝吧，我们今天给你买的荔枝很新鲜的。”老哥听出我语气里暗含的着急，突然会意，站起身直接去拿我们放在地上的荔枝。这时少宁姐姐说：“荔枝冻一下更好吃，把这些放冰箱吧，我把冰箱里冻的拿出来吃。”我和老哥大喜过望，抿着嘴相视一笑。
冰过的荔枝好吃多了！冰冰的、甜甜的，肉多汁足，一吃到嘴里就变成一个“爽”字！我和老哥贪婪地吃着，谁也不说话。突然又觉得这样吃太不妥了，互相示意着，僵着手指放下荔枝。
那种感觉是痛苦的，明明可以很爽，又不得不顾及着该死的礼节，克制着自己；明明可爱的荔枝就放在眼前，却只能偷偷地咽着口水。我们痛苦地坐了一会之后，几乎同时提议“走”。
我和老哥都记挂着那一扎藏在树丛里的荔枝，虽然没有冰过，但吃起来可以无所顾及。我们快速地走向那根电线杆。
“荔枝不见了！”我大叫一声。老哥赶紧跑过来，细细地拨开灌木搜了两遍：“真的没看到！”我们突然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耷拉下来。我气得要死，有一种小偷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却被别的小偷轻而易举盗走的感觉。
老哥犹疑地想了一想，突然一抬头，看着电线杆，大笑：“妹，你搞错一根电线杆啦，我看了的，不是这一根！”。他快步跑向最近的那一根电线，一弯腰就拎出了荔枝！
我们立即坐在草地上吃起来，那种失而复得的开心、那种狂吃的快感，都让我想就势在草地上打几个滚。老哥吃完后，假扮苏东坡，捋着那不存在的长须，无比满足地点着头说：“不妨长做岭南人啊，夫人意下如何？”
几年以后，我们经常把荔枝一箱一箱拎回家，单位发、朋友送、自己去果场摘，每年都多得吃不完，有的珍稀荔枝还要几十块钱一斤。我们常常吃几颗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老哥这时就会说：“藏一扎到树丛里去吧。”
真感谢那时候那么穷，让我们的人生有着不同状态下的享受，真骄傲我们穷得那么有智慧，无论多穷，都有办法宠爱自己，宠爱自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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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笨蛋，别再拉被子了”
有一个日子曾经让全世界人民兴奋了好几个月——千禧年元旦。千禧年的概念原本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但后来从宗教涵义扩展成为全人类的庆典活动，原本隐含的末世意味也被跨世纪的喜悦所取代。
尽管路透社一再报道说，有三万名黑客已锁定2000年前后利用电脑病毒作怪，很多企业正为Ｙ２Ｋ千禧虫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虫子留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千年等一回的开心理由，不能放过。
谢雨欣的千禧年贺岁曲老早就传唱开了：“千禧的浪漫，终于盼到，我真幸运。两千年，你好吗？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
媒体连篇累牍地推出有关千禧年话题的系列报道，有的报纸还别出心裁地开辟“千禧年把爱说出口”专栏。各类千禧年音乐会、千禧年庆典活动的资讯漫天飞舞，拼命激活着人们的神经。
商家拼了老命来抓这千年一遇的商机，各种千禧年纪念品、千禧年优惠、千禧年旅行线路铺天盖地而来，疯子才能保证不遭受他们的厚爱。
到了12月中旬，几乎人人见了面都问：“怎么过？”、“怎么迎接千禧年？”
“我们怎么过？”老哥也忍不住了。“笨笨和孟子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啊？那你赶紧策划呀。”
笨笨是我读大学以来的死党，我俩一起干过的坏事可以写一本30万字的全集，那些只有我俩才创造得出的开心故事，简直要用箩筐来装。那时候她装模作样地帮我考察老哥，不知道噌掉我们多少饭，做了多少回可恶的电灯泡！
不过这也使得老哥和她的关系简直就像我和她一样，我们称呼她要么是“笨蛋”，要么是“土人”，比较正式点时，就叫她的小名“笨笨”，因为小时候小名叫得好，长大后这家伙聪明得一塌糊涂。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广州工作。
孟子是笨笨的老公，超级可爱，可以信口列举的优点有N条。基于笨笨和老哥的热乎劲，我们俩常常拼命地互道倾慕，以达到交叉平衡的效果。
“早就策划好了，我们去深圳东部，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
那时候我去过的深圳最东头是溪冲，那里有个工人度假村，我曾去住过。笨笨宣布他们要来的当天我就订好了房。
12月31日，所有的人心里都开始倒计时，所有有大钟的广场都准备好了在那历史性的时刻，万人齐喊“五、四、三、二、一”。我们一边准备着此行的用品，一边急切地等着笨笨他们从广州过来。
这两个死家伙直到下午四点才来，我们在火车站一接到他们就直往东部冲。当时老哥才刚学会开车，跟朋友借了辆已经用了十年的小型人货车——皮卡，跌跌撞撞地前行。这辆濒临报废的小皮卡是手波，一停到红灯路口，再启动时，总是死火，这时新手老哥就边唱歌边流汗（他一紧张就这样），我则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冲后面的车队狂扮鬼脸，以分散司机大佬的注意力，让他们喇叭留情。
一路死火地开到溪冲，老哥一拔了车钥匙，跳下车来，冲着轮胎就是一脚：“拖拉机！”我们狂笑。
三下五除二换好泳衣后，我们扑向海滩。这可是二十世纪最后的夕阳，最后的大海！我们争分夺秒地畅游着。
晚饭后，把房间里的床罩铺在沙滩上，四个人坐在上面，同盖一床被子，面对满天星斗和茫茫大海，胡吹海侃。海风迎面而来，远远近近放烟花迎新年的几个小孩，急不可耐地预演着璀璨星光，感觉真是爽呆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想看烟花呢，帮我们买，帮我们放，我们只用像老佛爷似地坐在这里看？”老哥自作多情地沾着便宜。我们原本也想买烟花的，但实在太贵，放弃了。
“孟子，你牵的是我的手！”我大叫一声，把他们三个吓了一跳，随即一齐大笑起来。孟子本来是要牵笨笨的手的，因为窝在一个被窝里，挨得很近，结果错牵了我的手。
“老哥，你得牵一下笨笨的手，要不咱家吃大亏了。”一听这话，笨笨立即把双手从被窝里抽出来，孟子条件反射似地一把捧住，老哥则大笑：“你这个坏人！”我盯住他们三个的表情，无比得意。
临近十二点，我们赶紧撤了。回到房间去！中央台有文艺晚会，在世纪之交要转播世纪坛上的钟声，为全国人民祈福。我们要点满一屋子蜡烛，开好香槟，和着世纪的钟声许超级大愿！
我把五斤重的特价香槟拿出来时，笨笨开心得手舞足蹈。我们俩捂住耳朵，眯着眼睛远远地站在门口看他们开香槟，非常担心泡沫和气体把房顶冲个大洞。“你们俩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开了啊！”两个坏人拼命制造着紧张气氛。我和笨笨则像小时候第一次放冲天炮一样，吓得弯腰勾背缩成一团，只敢拿眼斜瞅过去。
“啵”，轻轻一声，香槟开了，既没有气冲房顶，也没有泡沫四溢，只有一些小泡沫从瓶口慢涌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都是第一次买香槟，第一次开香槟，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笑着，没有答案。
许完愿，喝过香槟，接完许多通千禧年祝福电话后，我们急忙排队洗漱准备睡觉，五个小时之后，就要迎接新千年的第一轮太阳，五点半就得起床看日出呢。
干嘛排队洗漱？嘿嘿，因为我们四个睡一个房间！虽然那时我们到深圳已两年多，告别了吃“五块钱的美味佳肴”的光荣年代，但自掏腰包出来度假，还是奢侈第一回，老实说，还订不起两个房。
“一晚上要三百多？拜托，最多订一个房间！刚好有两张床呀，你真是英明。”笨笨大肆表扬着我——“年幼无知”的她当时还不知道最便宜的标准房是两张床。
上床之后，我们心照不宣地开着那盏床头灯，以昭示自己绝不干坏事。
分别躺下后，老哥握着我的手，在手心直捣蛋，我只好拼命咬住牙关，不笑出声来。看笨笨和孟子在那张床上睡得悄没声息，我在老哥耳边说：“他们一点邪念都没有呢？”“你怎么知道？”老哥很不服气。
闹钟一响，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奔向事先踩好的日出观察点——现在的万科十七英里所在地。当时沿着金海滩花园下去，有很美的山体和巨大的礁石。站在山坡上，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海上日出。
当被人类赋予极其特殊意义的新千年太阳，在我们的惺忪睡眼中如期升起的时候，我们和众多摄影发烧友对着它狂拍，然后四个人在大礁石上扮演原始人初次见日，狂跳太阳舞，以庆祝新千年的到来。
一直HI到十一点半，才退了房坐着呼哧呼哧的“拖拉机”回到市内。
一不小心鬼混到晚上，怎么睡呢？这个问题随着新千年的第一个夜幕悄然而至。我们当时还住在燕南路的单身公寓，只有一张床，爸妈回去后，阳台上那张小床又卖回给旧货市场了。
“这样，我们三个睡床上，横着睡，孟子睡沙发，应该刚好够长，试试看？”笨笨此言一出，我们三个人立即大声叫好，觉得她简直有总设计师的谋略。
一米五的床横着睡不够长，我们就把吃饭用的折叠椅拿来搁脚，为了隔绝笨笨和老哥之间的直接亲密联系，我扮演绝缘体，睡中间，他们两个分别挨着我的左膀和右臂。
并排躺了一会，我刚想翻个身对着老哥，笨笨立即大叫起来：“哎，反过去，对着我！”正要侧身照办，老哥拼命扳住我的肩膀：“不许翻，哪有这样重友轻色的？”
“好啦，好啦，我平躺行了吧。”我拿他们没办法，只好平躺着，手被一人牵一只。
“别吵啦，排排躺，睡觉觉。”孟子喜欢睡觉，一个人独享沙发，恨不得立即钻进梦里。
我们乖乖安静下来，只敢扭扭头、捏捏手，互相扮扮夸张的鬼脸示意。那种感觉绝对像小时候过家家，或是在幼儿园睡午觉，天真、顽皮而纯净。
睡到半夜，我突然感觉身上的被子被横向拉来扯去，较量在逐渐升级。我没作声，窃笑，嘿嘿，反正我总有被子盖，再说呢，一边是老哥，一边是最好的女友，这案子可不好判。
“笨蛋，别再拉被子了！”笨笨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老哥一听，立即投诉：“你简直是恶人先告状，孟子，看你们家笨笨，我都完全没得盖了。”
“啊，我没听见啊，笨笨，他没冻着你吧。”孟子独占一床被子，开心得很，边伸懒腰边护内，把老哥气了个半死。
笨笨和孟子回去以后，我算了一下那三天的花费，将近1000块，老哥说：“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呢，不过我们四个人玩得多开心呀，这也像迎接千禧年，是历史性的，说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度假了，里程碑呢，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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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骗婚记
我是被人骗婚的，婚宴是一盆三十二块钱的乌江活鱼。
老哥说：“蜜月就是甜蜜的岁月嘛，我们天天都有爱，所以天天都在度蜜月啊。”他的结论是——到家里过蜜月就好了，哪里还要专门出去度蜜月！
1、骗婚记
那是1998年9月初，我毕业分配到深圳才一个多月，有一天，老哥懒懒地对我说：“妹，现在你也分配过来了，我们得考虑一下买房子的事了，有房才有家的感觉，买了房才算个真正的深圳人。”我说：“哦。”回答这么简短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刚来深圳工作，对深圳可以说一无所知，所考虑的是怎样尽快胜任工作，买房这么的大事，我还没想过。
老哥看我迷糊，接着说：“你知道吗，在深圳，有一种叫福利房，是专门分配给公务员、老师的，很便宜，但我们不符合条件。还有一种是微利房，有深圳户口的人都可以申请，比福利房贵，但比商品房便宜多了。”
我一听，来了兴趣，说：“那我们不是可以吗？”老哥很平淡地解释说：“谁都想要的，所以要排队，先排到先得。”我不解：“那我们也赶紧排去呀。”老哥还是很平淡：“排队要证的。”我很纳闷：“证？什么证？”
老哥完全没感觉地说：“结婚证嘛，得尽快去办了。”我轻轻“啊”了一声说：“那我不是要和你结婚了？”老哥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早就结婚了，我们早就‘那个’了啊，现在只是去办个手续，领个证而已，好排队买房。”他整个一去银行办张卡的感觉，而且一心为公，是为我们两买房，这么重大的理由，叫我去办件小事而已，他对我的疑问似乎挺意外。
我有点失望地说：“可是我原来是想要到教堂去结婚的。”我像许多女人一样，从少女时期就一直梦想着，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站在神父的面前，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庄严神圣地说出“我愿意”三个字，我认为只有那样，一生的爱情才算是有了着落。
听我只是说到去教堂结婚，老哥飞快地说：“去教堂只是一种仪式，我们以后可以补嘛。先去排队买房要紧。”停了一小会，他又赶紧说：“我打听过办证的程序了，你明天去报社打个证明，证明我等下写好，你只要领导盖个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请一天假，去把这事办了。”
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上面打印了办理结婚证的程序，他看上去有点厌烦地说：“真麻烦，形式主义。”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那种淡淡的、懒懒的语气里所蕴藏的阴谋，后来再仔细回想这一段对话时，发现他的奸诈在于，把结婚这么重大的事，淡化得如同只是要我去银行办张卡。而且，在整个“骗婚”过程中，他都极力避免提到“结婚”这个字眼，一直学法律的他，完全刻意地混淆了“结婚”和“那个”的含义。
最后，关于我神圣的婚姻，我只是在日期上做了一点主。我选了那一年的阳历10月12日，即阴历的9月22日，作为我们去“办那事”的日期。我用我的方式看了个日子，10月12日，就是1012，意思是“要您要爱”，而9月22日，即“久爱，爱”。当我把那个日子及解释告诉老哥时，他压抑着心底的狂喜说：“妹，你真可爱。”
一年以后，老哥一个也分配到深圳的同学来我们家玩，说起排队买微利房的事，老哥说：“微利房都很小的，而且位置又偏，我从来没有想过买微利房，要买就买商品房。”我当时在阳台负责做饭，听完这话立即猛冲到他面前，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好啊，你这个骗子！”他那同学听了一头雾水，而这个被我识破了诡计的骗子，只是吐了一下他那狡猾的舌头，笑着问我：“妹，饭好了没？”
等他那同学走了以后，我一把把他推到床上，猛地坐到他肚子上，掐住他的脖子说：“说！你为什么骗我？”他抱住我大喊：“救命啊，谋害亲夫呀——”
他后来交代动机说：“你那么优秀，深圳优秀男人那么多，你要被别人抢走了，我怎么办？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趁敌人还没下手，先把你拿下，免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这个骗局后来一再遭到我的清算，我每次提到这事时，老哥总是一副得逞的样子，他有时说：“嘿嘿，幸福的陷阱嘛。”有时，他也反清算。
去年，我一个忘年交闺密杨杨的父母来深圳了，专门到我们家来拜托我们为她找男朋友，我们立即来了个现场办公，搜索脑海中的适合人选。但最终，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嫁人选。他们走的时候，老哥得意地说：“早知道深圳女人与男人的比例是七比一，早知道优秀的男人那么难找，我当初就不用煞费苦心了，哼，让你嫁不出去。”
不过我后来发现老哥对“结婚”也是真的没概念。有一次我在某种情境里感慨地说：“我们俩为什么这么好呢？”老哥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因为我们没结婚嘛。”我大笑：“切！”
他接着很认真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那种结了婚的感觉。我不像有的男人，一结完婚就放了心，老婆娶回家了，觉得这个老婆就是我的了。我一直都很紧张你的，我觉得要是对你不好，你就会被别人抢去，所以十多年来我一直没结婚。”
听完老哥这话，我突然明白，不管是骗来的婚姻，还是求来的婚姻，最好的状态就是像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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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证一日
当我拿着老哥打印的未婚证明，来到报社找老总盖章时，报社一片哗然，一个个不敢相信地说：“怎么，你就结婚？”“才到深圳就结婚了？”“完了，我们白组织进攻梯队了。”我们部门的头儿老楚很善意地提醒我：“你确认了没有？”
看到他们那么惊讶，我才知道领证这事，其实很严重。但是我已经答应老哥了，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就像老哥说的，我们已经“那个”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内心暗自打架子鼓。
不过一想到那些还没进攻就鸣锣收兵的“进攻梯队”，我膨胀的虚荣心就狂受不了，本来那么多人准备追我的，现在都没了，这损失，大了去了。
我又突然想起，老哥其实都没向我求婚的，没有玫瑰，没有单膝跪地，没有钻石戒指，一切应该有的浪漫都没有，而且那句“那我不是要和你结婚了？”的话，还是先出自我的口，我气恼得不行，边写着稿，边把电脑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乱响。一整天，都在莫名的烦躁中度过。
那天晚上，我把盖了章的未婚证明给老哥时，很不平衡地说了“进攻梯队”的事，并极尽夸张之能事，把假想中的“进攻梯队”，一个个描述成超酷超帅的世界级巨星。老哥一直静静地笑着听我神吹，等我终于发泄完后，悠悠然站起来说：“妹，你知道吗？一辈子被一个人爱着，才是最幸福的，你这辈子有我一个人爱你就可以了，别人爱不爱你，无所谓的。”然后他使劲地抱了抱我，力气比平时大了很多，我那颗七上八下的虚荣心，总算获得了些许安慰。
走完所有既定的程序，1998年10月12日下班前，我们拿到了结婚证，真的办完了“那事”。
回到家，老哥说：“我们去庆祝一下，去吃乌江活鱼吧。”那时候在桑达工业区里，有一条和燕南路垂直的小巷，有好几家乌江活鱼店，典型的排挡，都是将整条鱼，用酸菜、红辣椒或青辣椒煮好，用一个脸盆大的铝盆端上来，连汤带水一大盆，味道比较鲜，我们偶尔去吃。
我们选了一家，坐下来，点了酸菜鱼，等着。
我坐的塑料椅子是绿色的，老哥坐的正好是粉红，我突然想起一个词，“红男绿女”，忍不住笑了。酸菜鱼端到桌上时，桌子有点摇晃，老哥把桌子移了个位，在地上捡了几块硬纸板，塞到桌子的两只脚下，桌子不摇晃了，我们开始吃。
这一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庆祝婚宴，老哥慷慨地花去了人民币三十二元。
吃完乌江活鱼，我提议去老片坊坐坐。我心想既然是结婚这么重大的日子，好歹得浪漫一下留点记忆。老片坊离我们吃乌江活鱼的地方只有十来米，是一家西餐咖啡厅，特点是可以听到很老的唱片。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去老片坊，也是我们到深圳后第一次去西餐厅。我忘了当时放的什么音乐，只记得灯光比较暗，是粉红色调的。我点了一杯橙汁，老哥点了一杯咖啡。
橙汁送上来时，我喝了一口，嘴里居然喝到了一颗核。我跟服务员说：“橙汁里怎么还有核呢？”服务员一听，把它端下去了，过一会再送上来时，我又喝了一口，整颗的核没有了，而是被打碎在橙汁里了，我感觉满嘴都是渣。我把这感觉告诉老哥后，强按捺住心中的不快，对老哥说：“我们走吧。”
于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喝到了全世界最难喝的橙汁，我们在老片坊仅仅呆了十来分钟，就回到了家。
洗完澡后，我们穿上了为各自准备的结婚礼物，一人一套睡衣。这是我们商量着在岁宝百货一起买的，是我的主意，寓意是我们结了婚，从此就要睡到一块了，结婚就相当于从此给对方买了件睡衣。现在想来，这解释真是牵强。
我给老哥买了一套全棉的长衣长裤，上面有狗狗BOBO的图案，我们后来称BOBO衣，BOBO衣质量非常好，九年后的今天老哥还在穿，一点没有要坏的迹象。每次当我大笑着说起这长寿的睡衣时，老哥总是扯扯他的BOBO衣，骄傲地说：“98年才买的，结婚礼物呢。”
老哥给我买的是真丝睡衣，上面有我最喜爱的玫瑰图案，但真丝太娇贵，第二年就不成样子了，我只好把它作为珍贵文物，珍藏在衣柜里。
穿上结婚礼物后，我们打开了那盏我们一直钟爱的台灯，在柔美的灯光里，用VCD机放了一张音乐碟，在我们家好不容易空出来的三四平米的地板上，不太有节奏地跳了一支舞，我的光脚踩在老哥的脚上，脸贴着彼此的脸，我们抱着，一齐摇动，感受着彼此。
那一刻，我觉得那天真是我大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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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家里过蜜月就好了”
领证后的第二天，当我们一人拎一大袋喜糖去各自单位发完后，我们的婚姻大事也就圆满地宣告结束。
没有婚假，没有蜜月，没有婚纱摄影，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某人情急之下所承诺的，去教堂“补”仪式，而是完全继承了我党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取消了任何“腐败堕落”的形式，用最最庄严的法律的形式宣告了我们从此“合法”。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新郎自有谬论：
“对我们来说，结不结婚都一样的，不过领执照要紧啊，咱们可是学法律的，哪能干那违法的事？嘿嘿。”
“我们肯定要拍婚纱照的，不过要等到钻婚的时候再拍，要不然哪天不相爱了，婚纱照就变成伤心照，怎么看怎么伤心，多惨啊。”
“蜜月嘛，就是甜蜜的岁月啊，我们天天都有爱，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度蜜月啊，到家里过蜜月就好了，哪里还要专门出去度蜜月！”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家伙真是个偷换概念的高手，而且超级顽固，采取谎言重复千遍的策略，把我这刚出校门的纯情女生给洗了脑。
不过，每当我看到路上行驶的绵延婚车、看到各类电影电视里的浪漫婚礼场面，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伸出魔爪，把某人拧得“哇哇”大叫，我总在心里冥想着，没准有一天，某人会屈服于我的二指禅，把蜜月、自拍婚纱摄影一次补过？
而当时的我，当然没有指望能“专门出去度蜜月”，我还在试用期，哪好意思请婚假？我们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几千块，怎么可能一次就挥霍掉？只是作为小女人的我，突然稀里糊涂把自己给嫁了，没捞到任何“好处”，当然是要偶尔闹一闹的，虽然明知无效。
后来的日子，真像某人所说，结了婚像没结婚一样，两个人只在平常的日子里，找一些小机会疼爱对方，在家过着蜜月。
那年年底，各单位忙着吃年饭了。我们报社和老哥他们银行刚好安排在同一天晚上，只是在不同的酒楼聚餐。吃到八点半的时候，快接近尾声，我急忙先溜了。
那天晚上，下着雨，天有点冷，我很想早点回家，打开温暖的台灯，放好音乐，等老哥回来。我希望为他开门，让他一回到家就看到我，看到温暖的灯光。
我气喘吁吁跑回家，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突然发现里面有灯光，老哥居然比我先回。我边敲门边扶着门框大口喘气，他一听到敲门，应声说：“正准备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呢。”一打开门见我大喘粗气，忙问我怎么了，我边喘边说：“我想先回来等你的，一路跑，结果还是比你迟。”他很得意：“哼，想跟我比，也不看看谁的腿长？本人也正想得第一呢。奖品是什么啊？”我听了非常吃惊，心想怎么连这样的想法都一模一样呢，毫不吝啬地奖了他一口后，老哥继续说：“天气这么冷，一打开门，里面黑乎乎的，我怕你哭嘛，所以还是先回来等你比较好。”我听了心里非常感动，那样的默契，那样的宠爱，是婚纱照拍不出来的。
有一次，老哥去兰州出差了。他还没回深圳，我又要出差了。我不能去接他，也不能在家等他回来，为此很难过。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找出几张A3的白纸、毛笔、墨汁，用可爱的童体字写下三张大字报。字写得很大，还画了顽皮的笑脸。
我把“我的哥哥回来啦，哈哈哈……”贴在一打开门就看得到的墙上，我要让他惊讶得嘴巴可以放进一个鸡蛋。他一放下包就会去洗手间洗手的，我把“哥哥回来啦，哈哈”贴在洗手间的墙上，要让他边洗脸边开心，洗掉周身的疲劳。洗完手后，他肯定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不正对着电视机吗，我把“哥哥，我爱你！”贴在电视机上，我要让他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傻笑。
做完这一系列准备活动，我看着自己的杰作，想象着老哥回来时的惊喜，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自顾自地傻笑起来。我无比得意，有一种小女人办了件大事的感觉，嘿嘿，美死你！
后来我问老哥那次回到家的感觉，他说：“我一打开门，觉得满屋子都是你的笑声。后来又看到洗手间和电视机上的字，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是什么让你这么爱我呢。”我用手指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是你啊。”老哥就势抱住我说：“不对，是上帝，我其实没有那么可爱，真的。”
后来这几张纸一直贴在我们家的墙上，当时每一个到我们家来的人都很喜欢这个故事，为这件小事唏嘘感叹。今年，当我说要把我们的平常小事写成书时，闺密灿灿立即反应：“你要把‘我的哥哥回来了，哈哈哈’写进去啊”。
我们再搬家时，老哥小心地把那三幅作品撕了下来，说：“得把你这辈子最好的书法作品裱起来，装框，挂在中堂，传之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祖宗是怎么相爱的。”
但后来这书法作品一直没裱，只是用盒子装着，和我们当年的情书放在一起，放在书柜的最下面一层。我问老哥为什么放在最下面，他说：“万一发生什么火灾、地震之类的，好拿了这些就逃，所以要放到能最快找到的地方。”
照顾彼此的感受，宠爱彼此的心灵，不花一分钱就乐翻对方，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在家过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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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公主驾到
我们一直私下叫她“公主”，贝贝也常以公主自居。
有一天她突然伤心地哭了：“我知道了，我不是真正的公主，爸爸不是国王，妈妈也不是王后，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公主。”她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掉落下来。
我和老哥面面相觑，快速反应后说：“你是我们家的公主，我们的家是天堂，天堂那么美，当然要有公主啊。”公主笑了。
1、在那样的美好中，当然应该做点什么
2000年初，当我和老哥合计着手中的钱，发现居然有了好几万块时，我们所想到的最好的犒劳办法，就是春节一起去旅游。
找来深广两地报纸旅游广告研究好几天后，我们选定了当时刚开发的路线，探险之旅——四川海螺沟。由于深圳团都是豪华团，团费要四千多，而广州有普通团，只要三千多，同样的线路，两个人可以省一千块，我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广州参团。至于豪不豪华，对于第一次有机会郑重其事地旅游的我们来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后来发现这是一项无比英明的决定——我们有史以来被成功地卖了一回猪仔：报普通团的只有我和老哥，旅行社不得不将我们卖给其他豪华团，一样的线路，一样的待遇！老天真是厚待穷人啊。
尽管在豪华团里，我们这两个普通分子一再遭到其他豪华分子的歧视，他们没有多交钱，但我们少交了钱，这让它们心里极不平衡，不断地用粤语问导游：“为什么他们普通团跟我们豪华团吃的一样，睡的一样？”
我和老哥奉行听不懂粤语和看不见白眼的政策，笑得很响，玩得很HI。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沾了便宜，那也不是豪华分子的，而是旅行社的，我们不欠他们。当然也不需要跟那些豪华分子去理论，我们是来穷快活的。
这场探险之旅并无险情，只有温情。破天荒地，那次的旅行是我整理的行装，我继承以往“马大哈”的传统，少带了一样东西，结果多出了一个贝贝。
那几天，我们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雪地里打滚、堆雪人，我在结着厚厚的冰的湖面写了几十个“哥哥”，开心得忘乎所以，完全没有感受到那欢乐的笑声里所蕴涵的生命气息。
那一天，我们整个下午都泡在热气腾腾的露天温泉里。海拔几千米的海螺沟半山上，在山与山的接口，奇迹般地涌出一股温泉，当地人顺着这股温泉挖了梯田一样的池子，用小鹅卵石砌成温泉池。时间一久，矿泉水里某些物质起了化学反应，温泉池边钙化得疙疙瘩瘩，上面还长满了青苔，原始如海螺沟的丛林。
那样的雪山温泉已经够稀罕的了，更何况温泉上空还飘着雪花呢？我们泡在有些烫人的温泉池里，兴奋得像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孩子，一个个张开嘴巴去接飘然而至的雪花。老哥有时淘气地向天空泼着温泉水，让雪花在扑向温泉前，先融化成水，有时又突然改向，往我身上泼。
我们仰卧在温泉池里，让雪花随意亲吻被温泉水泡成粉红的皮肤，无限感慨地看四着周，享受那个梦幻一般的世界。
远远近近的雪山、白雪覆盖的松树、热气腾腾的雪山温泉、穿着泳装嬉闹的我们，哪怕是现在回忆这一切，还是感觉不可思议。
傍晚，我们从白雪皑皑的山上，回到摩西镇的温泉酒店时，酒店里的暖气又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温暖的世界。
在那样暖融融的氛围中，在那样美好的心情里，当然应该做点什么。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晚我半夜醒来，发现房间灯火通明，洗手间、房间的各类灯，都没来得及关，老哥的脸，甜美如熟睡的孩子。
我突然想看看窗外，光着脚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到窗玻璃由于温差太大，完全模糊成了毛玻璃。我一口一口哈着气，把玻璃擦开来一小块，再往外张望时，被眼前的美惊呆了，大朵大朵的雪花密密麻麻地涌向厚厚的雪地，雪地的反光把山峦、树木映照得清晰又朦胧，山的剪影和松林的轮廓，互相映衬着……整个世界，静谧，安详，唯美。
我凝神站在窗前贪婪地看了很久，一直到脚发麻，才无比愉悦地爬进老哥的臂弯，继续入梦。
后来才知道，就在那样美好中，贝贝，产生了。
2、“李语晨”所传递的是爱
当验孕试纸透露出我有了贝贝时，完全没有准备的我大叫一声：“完了！”老哥也边笑边说：“完了，完了，得准备钱了。”他紧接着推算起来：“哈，咱们孩子以后填写籍贯，要写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摩西镇呢。”
我马上想起那一晚，对贝贝产生时的各种美好，记忆深刻。我在心底里希望着，在那样的纯美中产生的贝贝，一定也要美好。
接下来当然有事了，为了迎接贝贝的到来，我们把家从只有一间房的燕南路单身公寓，搬到了华侨城欢乐谷旁边的荔枝苑。
这是我们的第五次搬家，虽然还是租的房子，但已经是三房两厅了。我们相信，华侨城的鸟语花香，长满胡子的老榕树，老榕树下下着棋的老人和孩子，都能孕育贝贝的美好。
我们买来一大堆有关准妈妈的营养、健康的书、有关胎教的书和碟，潜心研究起来。在当时看来，有了孩子，这可是天大的事。
书上说，爸妈要和肚子里的孩子多说话，我们就商量说那得给它起个名字，要不然它还以为是跟别人说话呢。老哥有时叫我“宝宝”，所以就给孩子先起个小名叫“贝贝”。
不过我们跟那时的贝贝说话总觉得挺搞笑，有时根本想不起来要说什么，好不容易说一两句，又觉得她肯定听不懂，得从头解释起。特别是老哥，总是喊完那句：“贝贝，我是爸爸呢”，就没词了，半天也想不出下一句来。
我后来跟四岁时的贝贝说起这事，贝贝听了嘟着小嘴说：“我本来睡着了，被爸爸大声叫醒来，又不说话，我在肚子里都急死了，恨不得出来打爸爸一顿。”我们狂笑。
在怀贝贝的这段非常时期，我们一切听从书的教诲，碰到各类书上相冲突的，就请教“过来人”。但是，“过来人”的说法也常常矛盾，报社一位大姐对我说：“你多吃馒头，我那时候最爱吃馒头了，一天吃几个，现在我儿子身体特结实、特棒。”而另一位大姐则说：“一定要多吃水果、多喝孕妇奶粉，那些米饭呀、馒头之类的主食，要少吃，光占肚子没什么营养。”
在那样互相矛盾的资讯中，我们无所适从，后来干脆采取随心所欲的政策，对于热心的大姐、阿姨们的各类忠告，只是兼收并蓄地表示感谢，并不太往心里去。
心态调整过来后，我就很享受准妈妈的特殊身份了，并且日渐“母凭子贵”。老哥到现在还常常嘲笑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骄傲的大肚婆。”
报社同事有什么好吃的，全往我办公室输送，我的办公桌俨然成了物流配送中心。我们办公室有一张三人皮沙发，每次午饭后都成为大家哄抢的对象，自从宣告我有了贝贝后，所有的人都自觉为我保留。有一次我去远一点的地方吃饭，比较晚才回来，看到一位大哥正在上面鼾声四起。我刚和别的同事说两句什么，他迷迷糊糊起来了，抱着自己的毯子，眯缝着眼睛摇晃着走向办公桌，嘴里咕哝着：“以为你不回来了呢，去睡吧，去睡吧”，然后趴到自己的桌上继续打起鼾来。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爸爸、我的大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也曾给过我那么亲切的感觉。我睡在带着他体温的沙发上，心里无限温暖：“这样的报社真好，这样的同事多好啊。”
三个月不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妈妈服，腆着还不太有内容的肚子走路。那几个月我要求老哥拍的照片，也比任何时候都频繁，比任何时候都刻意。我一心要好好记录这段我生命中特别的日子，要纪念这个一点点隆起的大肚子，要让贝贝知道她是怎样一点点长大的。
我享受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子和越来越圆的脸盘，仿佛自己孕育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每一个母亲都孕育过的孩子。
当贝贝没有任何悬念地顺利降临到这个世界时，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办起了一件件大事，比如起名字。那时候老哥还在银行上班，工作比较忙，而我则休着幸福的产假，于是他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把老哥当年写给我的情书搬出来，找到第一次向我表白的那一封。仔细读过那三页纸的信以后，我闭着眼睛，凝神用食指点了其中的任意十个字，有“信、之、晨、冰、语、雨、欣、言、楚、心”把它们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进行任意组合，最终选定了“语晨”两个字。
老哥给我写那封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情书，是在早晨的五点多钟，他一夜的相思无眠之后，一跃而起，听着校园里小鸟的欢叫写下了这封信。正好，六年后贝贝的出生，也是在清晨。“语”，就是“发言”，就是“说话”，“语晨”即表示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早晨开是说话了。我后来才知道，“晨”在古汉语象形文字中，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一条龙的意思，正好贝贝2000年出生，属龙。意境顿时变得很美了：一个美丽的早晨，灿烂的阳光普照万物，至尊的龙要表现了！
跟我臭味相投十多年的老友笨笨，见证了这个起名字的全过程，我们俩满心欢喜，觉得这个名字和起名字的过程，都非常特别。名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们通过这名字传递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将来如果贝贝问我为什么给她起名“语晨”，我会给她在爱的氛围里，讲一个饱满的爱情故事。
我要告诉她，她的产生，是来源于一个悠长的爱情故事，来源于一份浓浓的爱。
3、胎毛笔上刻着两个字
贝贝出生后，当制作胎毛笔的公司找上门来时，我眼前立即浮现的场景是：在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上，我，作为贝贝的母亲，我当着众多亲友的面，把一支来自母体的胎毛笔，郑重地交给一位绅士，然后说一番隆重的话，给出一份庄严的爱，让他把贝贝百般珍视。
老哥嘲笑了一番我的形式主义后，同意了。我们非常认真地挑选了一支笔杆为象牙的胎毛笔，经过深思熟虑后，让他们在笔上用微雕，刻下了以下文字：
“贝贝：
心爱的孩子！
爸妈浓情走过六年之后，在一个纯美的冰雪世界开始有了你，华侨城清晨的鸟语和夜晚的花香伴着你一点点长大。妈妈的盈盈浅笑、爸爸半天想出一句的话语，与你一起胎动，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４日，你来到爸妈温暖的手心。
贝贝，你的产生是因为爱和美，爸妈唯愿你的一生充满爱和美，也希望你无论什么时候，心中都有爱、有美。”
我和老哥想通过这支胎毛笔，向贝贝庄重地传达两个字：“爱”和“美”。在我们看来，一个女人，如果懂得了这两个字，也就明白了幸福。
我们想告诉贝贝，如果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爱人、亲人、朋友，并且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爱，同时，也能充分感受到别人的爱，这，就是幸福之源。
我们想告诉贝贝，如果懂得让自己的外在尽量具备美感，让自己的内心具备美好的气质，能对美好敏感，不忽略美好的细节，懂得让美好愉悦自己和他人，这，就是幸福之泉。
[/size] [size=3]第四章出状况了
见我和老哥那么好，很多朋友都问我：“你们吵过架吗？”我说：“没吵过架，那还像个家吗？”
1、有人被忽略了
贝贝出生后不久，2000年的12月2日，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按揭买的房子，天安高尔夫花园一套三房的公寓，这是我们到深圳后的第六次搬家。
那时候的我在休着产假，“产假”这两个字，可以让女人有着绝对的理由不去理会社会，不用管这个世界在做什么，有什么变化，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事业还是工作，都可以随着孩子的那一声啼哭而被隔离在尿片之外，孩子的屎和尿远比国家大事重要。
这时候的女人，对于老公或整个家族来说，是个的的确确的功臣，可以居功自傲。这时候的女人，可以抱着孩子一直傻看，可以一次次轻抚孩子嫩滑如牛奶的皮肤，可以仔细体味孩子拼命吸吮乳头的感觉，可以在孩子熟睡后等着看她天使的笑容。初为人母的女人，正在享受生命，享受生命到来时，母性被彻底激活的愉悦。
当然也很忙，光贝贝的吃喝拉撒，一天就是几十件事。还要忙着晒太阳，补钙，听音乐，做baby操，哄她睡觉，跟她说话，给她看益智图片。一天下来，排得满满当当的。
好在那时候我妈和三嫂来照顾我们，我只需要指手画脚地计划，很多事情都由她们承担了。所以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这六个月的产假，是我一生中绝对幸福的日子。
可有人并不那么幸福。初为人父的老哥一开始当然也很开心，很骄傲，一下班回来就趴在婴儿床边盯着贝贝看，表情甜蜜得一塌糊涂。叫他吃晚饭，连喊几声都没反应。
但一段时间以后，老哥感受更多的，是生活的变化。原来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家过蜜月，现在生一个贝贝，结果生出一堆人，变成了五个人的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了。另外，男人一旦作了父亲，身上的责任，不知道重了多少倍。再加上，我的心里和眼里，不再只有他，老实说，被贝贝轻而易举地夺走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哄贝贝睡觉，突然看到老哥从外面回来，看了我一眼，却面无表情。
“咦，你去哪儿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了。
“散步！”他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一倍。
“啊？什么时候去的我都不知道呢。”我看他情绪不对劲，没话找话地说。
“我每天都一个人去散步，你不知道吧？”他满腔怨气地说。
我确实不知道。吃完晚饭后，就得给贝贝洗澡，洗完澡后要给她轻轻按摩一下身体，据说这样可以增加她的安全感，让她更充分地感受母爱。然后要给她放轻柔的音乐，安静地哄她睡觉，这一套下来，好歹得一个半小时。老哥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独自散步去了，怎么会他每天去散步而我不知道呢，我很纳闷。
老哥喜欢散步，喜欢牵着我的手边散步边聊，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但自从生了贝贝，我没有再和他一起散过步。
我想缓解一下，讨好地说：“老哥，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你还关心我怎么了吗？”他恶狠狠地反问。
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有人被忽略了。
老哥径直去了书房，我把贝贝哄睡以后，去找他。他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理也不理。我挨在他身边坐下，想讨好讨好他，可半天找不到词。
我吃了一惊，曾经和老哥无话不谈，曾经三言两语就能让他捧腹大笑，现在却找不出一句要说的话。这才想起我已经太久没有跟他好好说话了，他所喜欢的新闻时政，我们很久没讨论了，他的工作，我很久没过问过了，他对未来的想法，好久没听他热情洋溢地憧憬了。
这一刻，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贝贝，我自顾自地说起贝贝一天的表现来，希望藉此打开僵局，一提到贝贝，我的状态马上来了，我绘声绘色地、细枝末节地说着贝贝，边说边笑，开心满怀地表演着单口相声。
原本以为可以感染老哥的情绪，没想到他等我“谢幕”以后，来了句：“你这样很危险的。”
我很愕然：“危险？什么危险？”
“你现在眼睛只能看到贝贝，嘴里只能说贝贝，心里只能想到贝贝，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
我笑了：“哦，我知道了，你吃醋了。”说着用手去刮他的鼻子，羞他。
他打掉我的手：“才不是呢，难道我不爱贝贝？贝贝并不想毁了我们的生活，是你变成了一个狭隘的二十四小时制母亲。”
我没想到自己这么辛苦，却被他这样说，气得嘴歪，就势在他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他立即叫了起来，看我脸色也不对劲了，笑了笑缓和一下气氛，然后很认真地说：“真的，最近我想了很多。我们不能‘一切为了孩子’，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孩子，不能把重点放在她一个人身上，不能因为她而忽略我们自己的感受。”
他看我有所醒悟，继续说：“她也不需要我们那样，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完整的人生，我们只需要给她爱，和她一起成长。她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也不是唯一需要被宠爱的人，家里的每个人，都是重点，都不应该被忽视。”
老哥娓娓道来的这一番话，可谓一语点破梦中人。
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生活，的确，我的心里小得只能装下贝贝了，我成了个百分百的新妈妈。我忽略了老哥，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老妈和三嫂的感受。我忘记了思考，整天围着贝贝连轴转，看似有章有法，其实非常肤浅。
老哥是对的，贝贝不是家的全部。事实上，我和老哥的幸福更重要，我们已经走上了成熟的人生轨道，需要彼此扶持、厮守一生，我们必须相爱，必须幸福。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然后才能确保贝贝成长在健康、幸福的土壤里。一对相爱的父母、一个欢乐的家庭，才是我们需要给她这一生最重要的礼物。
我对老哥说：“看来我得好好反省反省了，这是个大问题。”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开始很严肃地思考。特别是那个很多人都想过，也都谈论过的问题，即女人的三个最重要的角色，“母亲”、“妻子”、“自己”的排序问题。这个问题太关键了，直接决定了我以后如何做女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把“妻子”排第二位，把“母亲”放在第三位。
我觉得，一个女人，永远不能忘了自己，无论是为人妻还是为人母时。
不能忘了自己的外在。
不能忘了自己的内心。我有什么？想要什么？开心吗？自在吗？压抑吗？烦恼吗？
不能忘了思考。女人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点、独立的判断。要让思考成为灵魂的一部分。
不能忘了学习。女人只有学习，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才能不和别人以及社会相隔离。
不能忘了独立。第一个层面的独立当然是经济独立，这个谁都知道；第二个层面的独立是思想的独立，有独立思考的女人，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女人。第三个层面的独立是情感的独立，这是最高境界。
有爱情的人很容易美好，一旦爱情离自己远去，有的女人不但外表枯萎，内心也空洞，女人，这时不再有力量。所以那些情感遭受波折、婚姻遭遇磨难却依然美好的女人，非常令人尊敬。
我觉得，只有做好了“自己”，才能做一个好“妻子”。
做一个好妻子需要多方面的智慧、需要很深的理解力、需要深层次的温柔，要真正懂得爱。女人先要做好“自己”，才能做好“妻子”。
只有做好了“自己”、做好了“妻子”，才能懂得“男人”和“女人”，才能教孩子如何做一个好女人或好男人。只有做好了“自己”、做好了“妻子”才能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
几天后，我向老哥作了这番“思想汇报”，他听后很开心地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也。”
接下来，我开始健身，进行产后形体修复；开始关注新闻报道，研究西方报业的经营模式。我和老哥又有了夜间下半场的二人世界——喝茶、看电影、听音乐、和朋友聚会等等，就像没生贝贝时一样。
有一天和朋友们玩得比较晚，突然一个朋友大叫：“天啦，你们是生了小孩的，我都忘了。”在玩的时候，我们也忘了，也不需要记得她，她正做着她应该做的事——美梦。
我们把休闲时间分成了两部分：和贝贝在一起的时间、我和老哥两个人的时间。把晚上分成了两节课，第一节课和贝贝一起共度，第二节课贝贝睡觉了，我们安排自己想做的事，享受只有我们俩的自在。
[/size] [size=3]2、“工作狂最可怕了”
2001年，我休完产假后，换了工作，非常幸运地去了一家大的日报社，办的是一份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主流日报，他在业内口碑很好，充满生命力，而且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特色，很吸引我们这些财经媒体干过的人。
我的具体岗位更是令我非常开心：负责金融行业的采编、广告以及发行。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通过这个领域的报道，我可以深入地学习这个我一直希望涉足的行业，没准还能去资本市场驰骋一翻呢，我一得到通知就心驰神往。
我以前的工作只是采访和编辑，比较单一，现在增加了广告和发行，也就是说，踏入了媒体经营的行列，这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挑战。
我休产假期间，研究过西方媒体的一些经营模式，有很多心得，感觉当时我国的媒体经营刚刚起步。我确信一个垄断而无暴利的行业，一定在经营上大有可为。
通过休产假期间的蓄精养锐，我精神抖擞地进入了新的报社。刚去新的单位，自然要好好表现以求站稳脚跟，众多同事和领导都火眼金睛地看着呢。在深圳这个地方，竞争无处不在，你若不胜任，立马有人来替换你，几千人的报社，高手如林，得好好学着点。
老哥也非常赞同，他说：“人有被认可的需要，我全力支持你。”当时他在银行工作，算是先入行，随时可以给我来点家教。家里的其他事务，也基本由他来考虑。至于照顾贝贝和处理家庭琐事，全由我妈和三嫂包了，我可以说全身心进入工作状态。
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之后，局面打开了，我采写的稿件、编辑的版面以及与金融行业的广告合作，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好消息和好评接踵而至。我大舒一口气，内心无比愉悦，并且充满着战斗力，这种战斗力让我充满激情地去工作。
人在好的工作状态里，很容易出成绩，有了成绩以后的快感又会激活对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就是创造力，这种热情会让自己无比投入地去工作。
我写稿、编版、作方案、谈合作，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满负荷地工作，晚上一吃完饭就一头扎进书房。连睡觉之前跟老哥津津乐道的，都是自己的策划和客户的反馈。
老实说，并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我是主动地在忙并快乐着。人在做成事的时候，自己会有成就感，在做成事的时候，会被人看到，同事会赞赏，领导会表扬，客户会感激。被人认可本身就是一件愉悦的事情，而对我这种虚荣心超强的人来说，足够为它卖命。
而且，本人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把合作伙伴变成私人朋友，这样一来，很多原本属于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两个具体负责的朋友之间的“私事”，变成了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这样一来，不更得尽心尽力？不得投入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广告合作上，我一门心思为客户省钱，为客户赚钱，并且乐此不疲，自然占用了很多精力。
付出总有回报，我的回报是全方位的，我学到了东西，交到了朋友，收入提高了，评价体系建立了，自信心也变得更强了。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也非常喜欢工作。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定任务，自己给自己压力。并且，越来越在意别人的评价和工作本身的压力，这种在意必然让我更加拼命。
我的这种工作状态持续了大半年，直到老哥忍无可忍。
人有时候很奇怪，当你沉浸在某种状态里的时候，会对这种状态以外的感觉浑然不知。
有一次老哥要去东北出差，他颇不情愿地告诉我时，我脱口而出：“好啊，正好我最近要做个策划，可能要加班。”老哥听了不快地说：“那好，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当时完全没听出他的不高兴。
第二天，他飞往东北，我踌躇满志地在报社加班。晚上，老哥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几个小时前就到了。”我边盯着电脑，边应声说：“哦，好啊。”我没听出他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是：“你为什么不关心我什么时候到呢？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我一下飞机，一打开手机就接到你的电话呢。”
停顿了一小会，老哥在电话那头阴郁地说：“飞机要是掉了你肯定不知道吧？”
“不会啊，这种新闻我们第一时间报道的。”这话一出，我立即感觉到自己的职业病态了，立即发现自己失言了，赶紧语无伦次地说：“不会的，吉人自有天相，好人一生平安，飞机掉的概率只是八万分之一……”
说什么都枉然了，老哥听我胡说了一通之后，用冷到冰点的声音说：“回家路上小心点，再见！”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忽略老哥了，伤害老哥了。我无心再做方案，关了电脑直接回家。
我非常难过地回到家，看到老妈正在看电视，已经十一点多了，她本应该早睡了。我问她怎么还不去睡，她说：“牙疼，睡不着，干脆起来看看电视，累了就睡得着了。”我立即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几天前她老人家就跟我讲过牙疼，但我完全没往心里去，也没带她去看医生、买药。
我找了一颗去痛片、端了温水递给老妈时，感觉鼻子一阵发酸。老妈曾经养大我们五姊妹吃了很多苦，现在一大把年纪，还来给我带小孩，她这么辛苦，可我连她的病痛都不在意，良心简直被狗吃了。我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陪她去医院。
经过贝贝的卧室时，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三嫂和贝贝睡得正香，我俯身看贝贝时，熟睡的她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那么纯净，那么甜美。莫非她在睡梦中感觉到我正看她？莫非她知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这样看她了？我的眼泪掉在她粉嘟嘟的脸上，她耸了耸鼻子，皱了皱眉头，继续睡觉。
我擦掉她脸上的泪，凄然退了出来，那个晚上，我一夜无眠。
我成了个工作狂，我热情地拥抱工作的压力，去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却忽略了生命中最应该关注的人。我决定快刀斩乱麻地把手上的活干完，等老哥回来好好陪他。
本来计算着老哥回来的当天，我正好把必须要做的事处理完，但没想到老哥提前一天回来了。
一打开门见到老哥，我很意外：“怎么就回来了？”语气里有吃惊、有抱歉、有没准备好的担心，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惊喜。以前他的提前回来，是惊喜，是浪漫，我会欣喜若狂地抱住他，拥抱这份开心，但这次，我心神不宁，眼神混乱。
“不好意思，我把工作提前赶完了，我先回来了，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老哥强压住心头的怒火、伤心和落寞，冷冷地说。
我木然地跟着老哥回到卧室，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出问题了。
老哥冲凉的时候，我坐在床边拼命地组织着语言，心想，是时候解决问题了。
“哥，对不起，我保证明天开始，一切都会变。”我单刀直入，先把结论告诉他。
他显然不知道我已经痛苦地反省过了：“明天完成什么策划啦？下一个活动是什么，下一个报道计划是什么，下一批好版面是哪些……刚去新报社的时候，我当然支持你把工作干出色，但没想到你会从此爱上工作，不再爱人。我告诉你，工作狂最可怕了！”
这时候听他一泄千里肯定是最明智的选择，更何况我已经一再地伤害他。
说了一大通之后，他缓和下来：“妹，你也不小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一生，到底想要什么？”
“幸福。”我想了想后，很肯定地说。
“那么，什么最能让你感到幸福？”
我陷入了沉思。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爱情方面，你是需求旺盛的；家庭方面，你从小就希望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教子方面，贝贝一出生，你就说过孩子是母亲一生的事业；工作方面，你读了那么多书，不能白读，当然也要表现下。你什么都想要，但是，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的，什么都完美。精力过分集中在某方面时，一定会忽略别的方面。”
这一刻，我不得不佩服老哥对我的了解，不得不欣赏他的理性，也突然意识到，自从我们相爱以来，他就在主导我人生的航向，一旦有偏离，他会随时跳出来掌舵。
“那结论是——”
“对你来说，什么都有，什么都是中上，是最幸福的。以我们的条件来说，也不可能做到上上。你不会满足一种残缺的幸福，所以你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他这几天出差，估计一刻也没闲着，处理完公事，就在想着如何拯救那个迷途的妹妹。
接着他旁征博引，对我们那些不太幸福的亲人、朋友，一个个进行剖析，发现很多都是因为残缺而挣扎，因为残缺而感觉不幸，或者因为爱情，或者因为婚姻，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孩子……
参照别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坐标，学习他们的优秀，避免他们的问题，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顺畅，这是毫无疑问的。经老哥这样一分析，我逐渐明朗了，心服口服地说：“是啊，确实一开始就应该定位好，好在还不晚。这一段时间，我连自己都忘了，更不会问自己想要什么了。”
不需要再犹豫，在不忽略自己应该爱的人，不忽略生活的本质的情况下，尽可能努力地工作，这是我的结论。
那些在职场叱咤风云的女人，确实很迷人，我也很羡慕。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可能得牺牲生活中其他方面，而我对生活要求太高、太全面，就像老哥所说的，爱情、婚姻、家庭、孩子、工作一样不能少，显然，以职场为第一重心不适合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幸福，都有最令自己感到幸福的方式，按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状态调整过来后，我虽然还是很喜欢工作，但明显步态从容了，所爱的人在心里又有了位置。我虽然还是很努力工作——两个人赤手空拳来深圳，不努力工作，能混得下去吗——但明显在效率上考虑得更多了。
老哥很欣慰地说：“就是，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其实你们老总应该给我发奖金的，你那样为工作发狂，肯定会后院起火的，家里不妥帖，一定会影响工作。”
[/size] [size=3]3、“对不起，我们不玩了”
1999年，股市经历了一拨诱人的井喷式行情，但那时我们没钱，2000年，最热门的全民话题还是炒股，但那一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迎接贝贝的到来和新房装修，直到2001年，我们既无大的支出，又有了点闲钱，同事们股市赢利的报道，又随时在办公室响起，我时不时看看红红绿绿的行情和此起彼伏的K线图，眼红心痒。显然，对于我这纯洁的股盲来说，飞蛾扑火，只差一条消息。
“告诉你，有一只ST股最近要进行资产重组，听说有大机构要注资几个亿，这题材……”“别说了，哪一只？”压低语气神秘地跟我透露此消息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个校友，她这番雪中送炭的话没说完，我就斩钉截铁地打断了。
接下来我脑海中紧锣密鼓考虑的，是怎样说服老哥。老哥是个风险意识很强的人，可能是学法律学得过于精通吧，他对任何事情能一眼看到风险，一说到炒股，他脑海中一定是绿树成林，或者是大跳水的K线图。
回到家吃过晚饭，我把老哥拉到书房，很郑重地说：“我作了个决定。”如果跟他商量，一定跟我的意见相反，干脆先来个一锤定音。
听完我的“决定”，老哥果然很吃惊地说：“现在已经是高位了，而且ST股很危险的……”
我对此早有准备，阐述了一大套理财观后说：“理财意识什么时候觉醒都不晚，再说呢，这么一手的消息，绝对可靠的。ST有了重组题材，就很可能摘帽，一摘帽就会猛涨，甚至翻番……”我把几天前刚学的一点理财知识和股票用语全部用上。
老哥继续阐述着他的观察，认为这一轮行情已经基本接近尾声，我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他的风险意识作怪。
僵持了一会之后，我豁出去了：“我已经决定了，我对这件事情负全责。”
老哥看我蛮劲十足，拗不过，只好同意拿出三分之一的资金：“好吧，你拿去玩，玩完拉倒。”
呵呵，买进当日就涨停！我乐开了，本人也开始股海淘金了。
第二天，又一个涨停板。回到家，我冲老哥扬眉吐气地说：“怎样？本人决策英明吧？”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断地想着老哥手上余下的三分之二资金，怎样弄出来呢？
刚想开口，老哥立即反对：“你别发烧啊，既然涨起来快，那就意味着跌起来同样很快的。”接着他在我面前大开股市风险大讲堂。
我当然听不进去，鄙夷不屑地说：“教授，我要是像你懂那么多股市之道，早就翻了几倍了。你似乎生来就是承包风险的人，你的性格注定让你对机会不敏感，错过大好时机！要是前天就把钱全部给我，早赚了百分之十了。”
我们俩各执一辞，互不买账，分歧还在加大。由于钱在老哥账上，我哪怕再有理，也达不到目的。这种感觉真是难受，明明自己的决定那么英明伟大，却得不到认同，明明可以大把赚钱，却眼看着机会溜走。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气得头大。
第三天的开市就涨停，再次让我膨胀开来。我完全无心做事，没有为已经赚到的钱感到丝毫欣喜，而是不断地计算着，如果老哥那天把钱全部给了我，应该赚了多少钱。越算越觉得亏大了，越算越难过。在心里不断地骂着老哥“呆瓜”、“风险家”，对老哥从来不曾有过的瞧不起，覆盖了我对他所有的感觉。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确定那晚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斗争，拿出我们所有的余钱，投身股市，赚它个百分之百，赚它个第一桶金。
真是意外！当我斗志昂扬地准备大战三十个回合时，我们的阶级敌人却缴械了：“好吧，全部给你，我知道你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我可能判断错了，你来决定吧。”“#*%^&@%*#……!”
恨不得早上六点就开市，冲破防线的我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不留片甲地杀进了股市。
又涨了百分之三点几，真是爽啊！
当天晚上，老哥也很开心：“妹，你是个干大事的人！下手稳、准、狠，要在古代，绝对一巾帼英雄。”
这话听起来真是舒服！我像战功赫赫的将军一样假谦虚了几句后，开始运筹帷幄地连夜分配起那座即将到来的“金山”。
第二天，我有个采访，当我人逢喜事精神爽地采访归来，打开电脑正准备迎接下一个涨停时，没想到收阴，跌了百分之四。
“没事，正常调整嘛，难不成就这样一路飚上去，一个月就完成百分之百的计划？”我虽然打心眼里希望真的就这样飚上去，但也觉得不太可能，天平座的我拿出看家本领，自宽自慰。
接下来又是一个跌停！下一个交易日如果还跌停的话，不但胜利果实没了，还会亏。我在心里祈祷着：“千万别啊。”
一回到家，老哥劈头盖脑一句：“怎么样？跌的比涨的还快吧？”我故作轻松地说：“哪有只涨不跌的股票？明显在上升通道里嘛，明天肯定会涨的。”我甩出半个专业用语，以示自己的老道。
第二天的股市没听我的预测，“咣叽”又一个跌停。这下我有点傻了，不但我自己满仓买了这只股票，还鬼使神差地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几个密友，我自己亏了也就算了，怎么跟朋友交待？我不敢大意，赶紧一个电话打给校友，幸好她说：“没问题，重组的意向没有变，应该半个月后就公布消息了。”
怕老哥担心，也怕回家看他难看的表情，我立即把这情况发信息给了老哥和其他几位密友。那天是周五，看来周末不好过了。
果然，老哥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头也不抬地说：“不听老人言。”我没法作声，郁闷地抱着贝贝强颜欢笑，心里狂希望周一不要再跌了。
真是股海风云，变幻莫测。周一大早就传来利空，证监会要查违规！大盘“唰”地掉了下来，大部分股票都跌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ST，当然率先跌停。
“怎么办？”老哥坐不住了。
我假装镇静：“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嘛，明天再看看吧。”这时候撤退不是自打嘴巴吗？
真要命，接下来还是跌停，市场已经开始恐慌了，老哥的脸一如股市。
“反正已经套住了，就等解套吧。”几天前当我说着“我对这件事情负全责”时，是那样铿锵有力，而现在，我只能低声下气地这样说了。
“我说了吧，钱哪有那么好赚的，人人都想赚钱，钱从哪儿来？给点钱玩玩就好了嘛，还那么贪心，非要把钱全部拿去!现在倒好，套得死死的。”
显然，到了老哥反攻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股票涨的时候，我曾经是那样贪婪、自大、物欲膨胀，还嘲笑他，现在跌了，当然要面对回击和恐慌。我开始顶着老哥和亏损的双重压力，忍气吞声。
接下来的几天，老哥继续穷追猛打，股市继续下挫，我简直都不敢再打开电脑看那股票的市值了。
我一边痛苦着，一边陷入深深的反省中。这一个月，过起来简直像一年，我体会了多年以来最难熬的日子。股票涨停的时候，固然有过开心，但那种快乐是那么浮躁，那么昙花一现，而且，马上被想赚更多钱的心理垄断了。股票跌的时候，当然苦不堪言，还把几个那么好的朋友都搭了进去，我简直肠子都要悔绿了。
一回到家，我和老哥嘴里谈论的是股市，心里关注的还是股市，不再耳鬓厮磨，不再情意缠绵，一切都变了，连贝贝的笑声，都仿佛没那么动听。
我妈听我们争论股票，知道大概亏得厉害，吓得大气不敢出，贝贝一哭，她赶紧抱着下楼去玩。有一次她急急忙忙回来，悄悄拉着我到一边说：“听说隔壁邻居家买了个万什么，没亏，还赚了钱。”我听了哭笑不得，连老妈都在想办法救市了。
更要命的是，我和老哥的关系，变得从来没有过的糟糕。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互相瞧不起过，涨的时候我瞧不来他，跌的时候他瞧不来我，我们曾经那样互相欣赏的一对人，现在只剩下互相埋怨，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过蜜月的人，现在被炒股炒得心乱如麻。
跌到百分之四十几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老哥，我决定向你、向股市交一笔学费，我失败了，为我曾经的口出狂言，向你道歉。我决定